​当我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

七月二十日清晨，天空湛蓝，凉风送爽，一轮朝阳从东方喷薄而出，灿烂的阳光给大地披上了金色的盛装。我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乘车赶到合肥市自考办，登上三楼，从工作人员手里领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当我目睹四周一个个毕业生激动的面庞，耳畔不时传来他们琅琅的笑声时，手捧证书快五十岁的我，却无声地哭了。只见证书封面上，青翠欲滴的绿叶烘托着八朵盛开火红的牡丹，花的右上方印着娟秀的“春华秋实”四个大字。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几十年风风雨雨艰难的成长历程，一件件地回忆在我的脑海里，两载难忘苦苦求学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的家庭里。父亲坚实的肩膀担起兄弟姐妹七人生活的重担，母亲宽厚仁慈的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父母都是中国标准式的农民，没有文化的苦痛，在他们朴素的“意识”中：孩子不识字，长大成人，定跟自己一样，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定得让他们有文化。

九岁那年，儿时的我知道上学的八元学费难以凑齐。一个夏天在家乡四周的水塘里掏螃蟹，烧熟后，几分钱一只卖给“有钱的人”吃。一分二分、五分的小币积攒在小布袋里，秋季开学交给了老师，领回了课本，我终于上学了。

放晚学的路上，夕阳西下，余辉洒在乡间的田野上，我轻声地唱着：

“小么小儿郎，

背着书包上学堂，

不怕太阳晒，

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呀，

没有学问，无脸见爹娘……”

学期结束，每每我把成绩单骄傲地交到父母手里的时候；每每我把大红奖状从书包里拿出来，哥哥姐姐们就忙着张帖在书案上方的时候，我分明看到父母眼里闪着惊喜的目光。我心里深深地明白，孩子一点点的进步，在父母心里都充满了人生的希望，孩子优秀的成绩可以驱尽父母心中莫名的惆怅，无尽的迷茫。

数年的风风雨雨，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小学阶段，不用考试升上了刘集小学附设的初中班。且不论小学教师教初中的文化素质如何，单就教科书来说，语文课本统篇皆是毛主席的语录，数学每一章节前都少不了最新指示。习题无须做，因为“不学数理化，照样走天下”。本来连一点音乐细胞都没有的我，却也唱熟了八个样板戏的精彩片断：刁德一、座山雕、阿庆嫂、李玉和等戏中主角的亮相动作，也能模仿得惟妙惟肖；即使是白毛女的脚尖走路，也能演得栩栩如生。因为是贫下中农的子女，轻轻松松地推荐上了高中。七二年十二月份高中毕业，我拿到了一张印有大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高中文凭，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生产队日日“大呼隆”，长时间的“疲劳战”，对于我这回乡“秀才”来说 ，实是受不了。看着张三、李四走后门招工，推荐上大学没有我的份，我这八尺男儿也流下了“不轻弹”的泪水。

不久，任复兴乡医院院长——我的长兄，看小弟我双脚磨出的一个个血泡，加之父母每一见面多次的叨唠，他怎不念手足之情。上下活动，托人搞到了一张民师任用表，凯旋而归。嫁出多年的姐姐听到这一喜讯，急忙赶回，慷慨解囊，拿出多年的积蓄，哥哥在饭店里筹了四桌客。从此，我端上了民师的“泥饭碗”，进了复兴中学，当了一名令人羡慕的“民办教师”。

无疑，我是时代的“病产儿”。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我不能让自己的学生重演人生的悲剧。更不可一味叹息时也、命也、运也，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应尽快掌握扎实文化知识。“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天职，应做生活的强者、勇者、胜者。于是我振作精神，集中精力，系统地掌握初中、高中的基础知识。九零年考上肥东师范，端上了铁饭碗。从此“从奴隶到将军”，在校学习期间，我全面掌握了教学理论。又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两度春秋，九二年九月，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同时拿到中师和中文专科两张文凭。

令人难忘的是，九七年下半年，省自考办下了通知，鼓励只有专科水平的老师参加本科自学考试。我校多位老师跃跃欲试。报名时，我犹豫起来，心想：快半百之人了。上有九十高龄的老父亲需人照料，下有上高中学习的儿子，自己身体也一直欠佳。加之“年龄不饶人”，记忆力无疑远远地不如年轻人，汉语言本科专业知识的高难度可想而知，再说，两个毕业班繁重的教学又来不得半点懈怠，然而我心里又清楚地知道：一个教师，如不加强学习，更新知识、在知识上不能居高临下，岂能教好学生？同时，教育改革的春风已掀起层层波澜，谁能排除教师随时被淘汰的可能。人到老年，治学虽然困难重重，但只要树立信心，坚持“锲而不舍”，定可“金石可镂”。于是我大胆地报了名。

平时，白天上课，处理作业，家里事务进行科学安排。挤出一切时间，紧扣自学考试大纲，多次阅读教材，认真做好考试科目的笔记，严谨钻研。攀之弥高，越高，越锲而不舍；钻之弥深，越深，越坚韧不拔。数九隆冬，夜深人静，寒气袭人。《文学史》、《哲学》上名目繁多的基本概念，背得我头昏脑胀；炎夏酷暑，汗水淋漓，蚊叮虫咬，莎翁悲、喜剧的人物分析，语法上的新定义，弄得我眼花缭乱。在“灯火漂白四壁”的寝室里，每每夜深疲乏遇到难题时，心想：算了吧！古人云：“三十不学艺”，自己都快五十岁的人了，有个专科文凭教初中也能讲得过去，同年龄许多人的日子过得那么潇洒自由，我何必找罪受呢？偷偷打起了退堂鼓。然而祖辈们不识字受人欺凌、躬耕于陇亩的瘦影在我的眼前闪现，叶帅的“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名言在我的耳畔回荡，面对教育界优胜劣汰的严酷事实，忧患意识时时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种种的压力迫使我重整旗鼓，攀登巍巍书山去探宝，潜入茫茫学海去觅珠。

令人难忘的是九八年寒假，当我得知安师大举办自考辅导班。我冒着风寒乘车前往。到芜湖市后，银两所带不多，交纳了培训费之后，腰中所剩无几。我就找安师大附近最便宜的旅社住，日日三餐吃盒饭。每天八个小时的上课却令我精疲力竭。然每科听课的笔记须及时的整理，因为忘了知识重点，思路断了，再亡羊补牢，必事倍功半。冬日傍晚，许多青年学生上街游玩，“笨鸟先飞”的我，便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旅社，苦苦地思索，写下白天导师们所讲述的内容。寒冬腊月，阴风怒号，雪花纷纷，冻得硬梆梆的马路上不时传来阵阵汽年辗冰辙的“吱吱”声，手冻僵了，用热水焐一焐，脚冻麻木了，在旅社门外跺一跺脚来驱除寒意。古历腊月二十七，人们忙着购物过春节，我仍和外地的学员们在安师大的校园里度着“苦行僧”的寒窗日子。

俗话说：“莫问辛劳有多少，耕耘自有新收获”。或许苍天有眼，或许运气还好。数次六门考试，五门过关。我深知读书虽苦、虽累，但苦中有甘，累中有乐。用知识武装自己，心里充实多了。更令人难忘的是九九年七月十一日，从电话中得知辅导班又开始开课了。下午我迎着酷暑就赶到安师大参加学习。记得第二天上午八点才开始上第一节《美学》课。大预备的电铃响后，当我拎着皮包走进阶梯教室时，三百多名的学员突然“呼”地鼓起掌来。他们误认为我是大学里的教授来给他们上课。（因为我在三百多学员中年龄算最大），这时幸亏汪裕雄教授登上讲台来上课，才快速地结束了这一幕可悲而又可笑的、尴尬的场景。

由于气候炎热，旅途劳累，加上路途遭受暴风雨的袭击。在旅社十二日的晚上，就发起了高烧，体温高达四十度。店里的老板见我是老主顾，热心地给我请来了附近的医生，给我吊盐水，吃药。第二天清早，烧退了，我按时赶到安师大教学楼上课。不知什么缘故，我的两条腿却肿了，本来骨瘦如柴的大腿突然变得粗粗的，肿得亮亮的，用手一按皮肤深深陷下去，走路时，双腿麻木无力，难以迈开步。想购一拐杖使用，怕学员们耻笑我：“冒牌的大学教授”。况且上课的导师们无一人用拐杖呀！只好咬咬牙，蹒跚地走向教学大楼……

“七月流火”。盛夏的芜湖，酷暑难忍。市中心林立的大楼，哪有我们江北的丝丝凉风。特别是夜晚，大约是蚊虫欺生，它们专往我身上叮咬。双腿亮肿，叮在上面毫无知觉。待发现时，一个个蚊子吮吸得饱饱的，一下打死，肿亮的腿就红了一大片。额上的汗水不时地渗出来，擦了等于白擦。手心，手背的汗水浸湿了白天所记的密密麻麻的稿纸，但整理时，我是小心翼翼的，不让半滴污渍沾到整理好的笔记上。因为这是我心血的结晶，辛勤劳动的成果，来日考试卷上过关的重要保证。

午夜，江南的都市，华灯齐放五彩缤纷，镜湖公园的湖面上，清风吹拂，掀起了层层波澜，湖水清澈见底，飘来了阵阵荷花清香。高楼大厦的霓虹灯与映照在湖面上四周秀丽的景色，浑然形成数幅油彩画，犹如仙境一般。一双双情侣徜徉在镜湖曲径通幽中，卿卿我我。数家歌舞厅传来婉转悠扬、悦耳动听美妙音乐声传入耳鼓。怎不令人神往，怎不令人陶醉。然而这一切都市诱人的夜生活。而对于我这“老么老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人来说，岂有心绪欣赏这一切呢？因为《古代史》考试不及格，似一块磐石压在我心头，近代文学史上孔乙己的性格特征是什么这一大问题仍困惑着我：《语言学》清浊音的读法如何区别仍缠绕着我。

2000年上半年自考二十天后，我从168查出自己分数过关时，一蹦多高，大声叫道：“噫！好了！我中了！”大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失态。经过两年拼搏，我这“老范进”，终于跨出了“没有围墙”的大学门。

九点光景，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阵清风吹来，杏花公园方向飘来了阵阵米兰的芬芳，沁人肺腑，令人心旷神怡。我向着市自考办北边蒙城路大桥看去，桥上小车川流不息，游客人来人往。人们撑起挡着骄阳小巧玲珑的各色花伞，形成都市亮丽的风景。

我手扶自考办三楼栏杆，仰天长叹：上苍啊！我终于成功了。今日起我就成了一名汉语言专业的本科生了。我下了楼，走出了市自考办，觉得天空是那么深远、湛蓝；骄阳是那么火红、灿烂；都市是那么雄伟、壮观；大路是那么宽阔、平坦！

原载2001年1月《安徽青年报》

刘奇安：中国散文协会会员，中国校报校刊最佳编辑，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民俗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