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是常熟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虞山周遭、山上山下、以及城乡老街里巷的茶馆、茶园，总是这个城市最有人气的地方之一。茶馆里不断变换的市井和人情，也承载着一个城市的生活史。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常熟的百年茶馆史。 常熟早期茶馆 吴人历来有上茶馆吃茶的习惯，因之茶馆形成较早。 常熟在乾隆以后，初具规模的茶馆陆续出现，较有声望的如创始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开设于南门外后坛街的“长兴”；相继开业的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后坛街的“明园”； 道光十九年（1839年）南门上塘街的“马家茶馆”；同治十三年（1873年）城内寺前街曾名“壶中天”的“仪凤”（宣统年间，因避溥仪御名，一度改为“歧凤”）。 同光以前，茶馆尚不为绅辈垂青而涉足。光绪以后，茶馆又有了新的发展，有光绪六年（1880年）大东门外泰安街的“悦来”，光绪十二年（1886年）东门鱼家桥的“琴一楼”（后更名为“近月楼”），光绪十四年（1888年）南门外南新街的“得意楼”、石梅的“挹辛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石梅的“枕石轩”、“新梅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赵弄曾名“一壶春”后改“玉壶春”的“湖园”等等。
▲常熟茶馆旧照
至清末民初，邑中茶馆林立，成为一业。据民国7年（1918年）统计：城内外大小茶馆已有60余家，居常熟各业之首。
茶馆兴起，品茗蔚然成风，茶客由市民阶层发展到上中层士大夫阶级，且业务不衰，网点有增无减，1950年统计：城区茶馆达120余户，其中清代开设的如“长兴”等几家闻名的茶馆，祖代相传，延续至解放后犹存。
各茶馆使用的茶具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变化，开始使用清代官邸用的盖杯，继而改用青边茶盅，后又改用玻璃杯。品茗的茶客由于茶馆环境、地点等多种因素，各家茶馆都有它的常客，根据各自的身份、地位相聚于固定的茶馆，各不相混，可谓泾渭分明。
民国时期茶馆的发展
石梅，是“昭明太子读书台”古迹所在。这里山色秀丽，绿树掩映，是清幽明净的风景胜地。“书台”后面有“焦尾泉”，泉水清冽醇厚，沏上名茶，泡以焦尾泉水，茶味香郁，倍觉舒畅。
清末民初，开设在这一带的茶馆除“挹辛庐”、“枕石轩”、“新梅岭”外，尚有“天香阁”、“读书台”、“望山轩”等数家，其中尤以“枕石轩”最为著称。来此品著者大都为退职归里的官吏和地方士绅，当时称为“爷们”。
这些人上茶馆品茗消遣，有的乘坐肩舆，有的坐着包车。进入茶室，不但有专用座椅、水烟筒、茶具；即使座位亦皆固定，从不混用占坐，故一般人士，都不肯涉足。因之，其时有“老爷茶馆”之称。
附近其它几家茶馆，则是书画界、金石界以及教育界、金融界茶客居多。“景色招人来”，这里成了文人荟萃的地方。
市中心“仪凤”、“湖园”的茶客，则是年轻一辈的居多。他们仗祖宗余荫，鲜衣华服，出入茶肆，谈天说海。爱好评弹的老年茶客，也常到此聚会。
“湖园”前门在北赵弄，后门在吉翠园，占地宽畅，房屋结构雅致，建有四面环廊的“方厅”，厅堂高爽，十分宽舒，厅旁有苑，植松竹数株，砌叠假山，放养丹顶鹤两只，倚栏品茗，如入画中，令人心旷神怡。独具的茶馆特色，赢得了众多的茶客。厅面设有书场，长年聘请著名艺人来此弹唱，凡评弹名家来常开书，必先至“湖园”演首场，给“湖园”增添了光彩。
北赵弄“湖园”门口，有一销售西瓜子的摊商，由于选料严格，制作独特，香脆易剥可口而得名，经营者借“湖园”声名之光，取名“湖园瓜子”，由于经营得法，“湖园瓜子”非但闻名本地还驰名苏沪，无形中亦为“湖园”宣扬了声誉。
开设在寺前牌楼档的“琴园”，楼上辟有雅座，实为雅室，一俟人数凑足，边品茗边张牌狂赌，此辈人士，貌似富有，实亦常囊空如洗，而赌兴甚豪，有时在楼上细算赌帐，争得面红耳赤，欣然而聚，不欢而散，弄得楼下茶客不得安宁。
大东门内鱼家桥的“琴一楼”，规模不大，“貌不惊人”，然在二十年代，却成了当时名噪一时，能左右全县政治、经济形势的所在。别称“小楼阁”。
“琴一楼”业主生有独女，名张臻，善烹饪，在沿街辟酒楼一间，兼营小酌菜肴，张女颇善经营，邑中政界知名人士钱南山（民国16年，曾任县行政委员会主席）和县商会副会长张美叔以及教育界邹朗怀、蒋瑞平、蒋东扶等十余人常为座上客。
他们在茶余酒后所谈一切，往往涉及全县政治、金融的命脉，这家小茶楼隐然成了常熟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因此，被人称为“小楼内阁”，在此品茗的有关人士，又被称为“小楼派”。
民国15年（1926年）在一次县政权改选中，当选者大部为这派入物的嫡裔。由此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满，在城厢各处贴出“打倒小楼内阁”、“打倒父子、叔侄、兄弟、夫妇共执党政”等标语，一时哄动政界。
抗战后，钱等消声匿迹，张等先后过世，蒋瑞平于日寇侵华时被掳失踪，店主张老夫妇亦相继过世。小主人张臻继承父业，把茶馆更名为“近月楼”，并投资饮食业。张臻未正式嫁人，人称“张小姐”，不许他人称她为“张老板”，是业中少见之女辈。
一般商贾和肩挑小贩，则多聚集在南门外“长兴”、“得意楼”、“长乐”以及大东门外“悦来”等茶馆。其中尤以“得意楼”规模为最大，亦最有名声，招牌“得意楼”三个苍劲有力的行书，系退居故里的翁同和所手书。
在翻建罗家弄时（今南新街）在原处改建三层楼房，堂口宽畅，窗户明净，当时为邑中罕见之建筑，颇为瞩目。
底层为一般农民、脚夫（劳动平民）憩息之所，清茶一壶，光面一碗，倒也自在。
二楼茶客，大都为地皮掮客（卖买田地、房屋之中间人，人称田贩子、屋钻子）、催征吏、行贩等人；还有一些手举鸟笼，每天清晨借品茗在此冲鸟喂食者。午后则借此“斗鸟”取乐，进行赌博。人声、鸟语，热闹非凡；
三楼较为清静，是一班商业行帮集会所在。利用清晨品茗，交流行情，畅谈生意经络，成为商贾贸易场所。
旧时茶馆有小贩提篮、托盘兜售各色糕团点心，以及瓜子、糖果等零食。尚有一些报贩在早、中两起茶市，于每张茶桌上放上一、二份小报，供茶客翻阅，有按价购买，有付一、二铜板（钱币）作租阅费。一天收入，足可温饱。
还有一些穿梭于茶馆的卖唱、耍技求乞者，有的一手持胡琴，一手执曲名手摺，带领女郎，挨桌求茶客点唱乞钱。
有的以手持嵌有铜钱的竹棍，边打边唱“莲花落”；有的手套木偶，来茶馆表演，唱罢演过逐桌求乞。有的手盘小蛇，兜售“蛇药”。更有一种所谓技巧，表演“吞剑吃铁蛋”、“钢丝穿唇”、“刀劈头颅”等敛钱。
这类求乞者，大都是外地逃荒来常求生的流民，一言不合，即恶作剧，常弄得茶客生厌，茶馆不得安宁。这类乞丐，常出现于中、小茶馆内，南门一爱尤多。
为制裁这类恶丐，“得意楼”业主邹荫安，组织本地乞帮，自任帮头，凡在茶馆以此恶讹者，即由乞帮强行驱逐出境，颇见成效。因此，常熟茶馆业中有“春风得意楼，老板叫化头”之称。
在城区周围，还有一些小茶馆，则为庄稼人做憩之地，每日清早或午后农隙清茶一杯，旱烟一管，谈笑自若，安然自得。
特 色 茶 馆
民国20年（1931年），旱北门城门口有一培植树木的苗圃，由邑人潘子恒等在园内建亭搭桥，砌叠假山，广种花木，辟为公园。为有别于西门逍遥游公园，邑人将此园惯称为“新公园”。
是年，在园内开设茶室，名“饮绿居”（今儿童乐园后场原址）。翌年，又相继开设“环翠小筑”和“栗里”。
此类茶室，打破茶肆旧框，设备座位，品茗茶具，以“海派”格式，首创用玻璃杯沏茶，以杯论客，独具一格，深得邑中人士所欣赏，啜苔者大部为文人雅士、骚人墨客和赶时髦的青年男女。
茶室创始人均为地方知名人士，以清高自居，不参预同业行帮。
“环翠小筑”，乃由地方士绅在园之南面间隙地集资兴建，内厅设雅座，临窗座位仿火车座式，名人书画补壁，琳琅满目，极为雅致，落成后，出有记述室内书画楹联的《觞咏集》一册，颇为精美，以志纪念。
当年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邑中著名人士别号“燕谷居士”的张映南为“环翠小筑”题记，其文如下：
“虞山之麓，有公园焉，近挹岚翠，远拥林绿，夕阳送霞，微闻磬响，晨曦扇和，时逗草馨，有二三子旁构数椽，疏棂透烟，虚牖贮月，倚栏沃笛，和莺媚声；重帘弈棋，与议争道。占湖山之胜境，供朋辈之清谈，肇锡嘉名，题于蕊旁，曰：环翠小筑。嘱余题记，以留鸿爪，非援残记，藉永芳奁；聊驻长者，得挥谭尘云尔。”
题记描绘了当时茶室之清幽雅意，引人留恋。
茶室内厅有丝竹乐器、各类棋盘以及“文房四宝”，可谓琴、棋、书、画俱全，供茶余雅兴者抒情发挥。
大厅在夏令曾辟作书场，聘请著名评弹艺人夏荷生等单唱《三笑》、《描金凤》等篇目，颇受“书迷茶客”欢迎。
“栗里”，迄今犹在，由士绅陶仲埂、陶梦熊、陶唯东、陶选衡以及周应东、周冠文昆仲等集资兴建。海氏据传乃陶渊明后裔，茶室定名“栗里”，乃取陶渊明“栗里高风”之意，更因茶室前后、阳台左右有苍劲古老之栗树数株，以“栗里”命名，实是贴切。
“栗里”是邑中知识界、医务界、书画界以及诗人等品茗稚叙之地。内室由陶氏家族和周炎等组织“壬申俱乐部”，为友朋赋诗言志游憩之所，邑中著名诗人杨无恙等常为座上客。
建园后园方与各界曾在此举办过各种展览会，如为“一二·八”抗日将士募捐，先后举办两次“画展”，展出标售明清和邑中著名画家王石谷等名画。此爱国创举，深得社会赞赏，对宣传抗日颇有影响。
此外，还举办过各种花卉展览：如“兰展”、“菊展”等为茶室增添了特色。
公园荼室，别具一格，成为以景舒怀的胜地。自1935年锡沪公路通车，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遂发展成各异人士游园小慈之茶肆。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畸形发展，这里早晚两朝茶市，常座无虚席，整天熙熙攘攘。昔日间三、五亲朋友好，促膝清谈之幽情雅意；恍若云烟消失。
新中国，政府积极组织社会闲散人员安排就业，过去“孵茶馆”消磨岁月的茶客日渐稀少，对茶馆业进行撤并，人员另行安排，因之，除园林风景区和城郊一带之茶馆外，城区茶馆逐步为文化中心所代替。到改革开放以后，常熟城乡茶馆再次兴起，以新的时代特色延续着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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