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是常熟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虞山周遭、山上山下、以及城乡老街里巷的茶馆、茶园,总是这个城市最有人气的地方之一。茶馆里不断变换的市井和人情,也承载着一个城市的生活史。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常熟的百年茶馆史。 常熟早期茶馆 吴人历来有上茶馆吃茶的习惯,因之茶馆形成较早。 常熟在乾隆以后,初具规模的茶馆陆续出现,较有声望的如创始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开设于南门外后坛街的“长兴”;相继开业的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后坛街的“明园”; 道光十九年(1839年)南门上塘街的“马家茶馆”;同治十三年(1873年)城内寺前街曾名“壶中天”的“仪凤”(宣统年间,因避溥仪御名,一度改为“歧凤”)。 同光以前,茶馆尚不为绅辈垂青而涉足。光绪以后,茶馆又有了新的发展,有光绪六年(1880年)大东门外泰安街的“悦来”,光绪十二年(1886年)东门鱼家桥的“琴一楼”(后更名为“近月楼”),光绪十四年(1888年)南门外南新街的“得意楼”、石梅的“挹辛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石梅的“枕石轩”、“新梅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赵弄曾名“一壶春”后改“玉壶春”的“湖园”等等。
▲常熟茶馆旧照
至清末民初,邑中茶馆林立,成为一业。据民国7年(1918年)统计:城内外大小茶馆已有60余家,居常熟各业之首。
茶馆兴起,品茗蔚然成风,茶客由市民阶层发展到上中层士大夫阶级,且业务不衰,网点有增无减,1950年统计:城区茶馆达120余户,其中清代开设的如“长兴”等几家闻名的茶馆,祖代相传,延续至解放后犹存。
各茶馆使用的茶具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变化,开始使用清代官邸用的盖杯,继而改用青边茶盅,后又改用玻璃杯。品茗的茶客由于茶馆环境、地点等多种因素,各家茶馆都有它的常客,根据各自的身份、地位相聚于固定的茶馆,各不相混,可谓泾渭分明。
民国时期茶馆的发展
石梅,是“昭明太子读书台”古迹所在。这里山色秀丽,绿树掩映,是清幽明净的风景胜地。“书台”后面有“焦尾泉”,泉水清冽醇厚,沏上名茶,泡以焦尾泉水,茶味香郁,倍觉舒畅。
清末民初,开设在这一带的茶馆除“挹辛庐”、“枕石轩”、“新梅岭”外,尚有“天香阁”、“读书台”、“望山轩”等数家,其中尤以“枕石轩”最为著称。来此品著者大都为退职归里的官吏和地方士绅,当时称为“爷们”。
这些人上茶馆品茗消遣,有的乘坐肩舆,有的坐着包车。进入茶室,不但有专用座椅、水烟筒、茶具;即使座位亦皆固定,从不混用占坐,故一般人士,都不肯涉足。因之,其时有“老爷茶馆”之称。
附近其它几家茶馆,则是书画界、金石界以及教育界、金融界茶客居多。“景色招人来”,这里成了文人荟萃的地方。
市中心“仪凤”、“湖园”的茶客,则是年轻一辈的居多。他们仗祖宗余荫,鲜衣华服,出入茶肆,谈天说海。爱好评弹的老年茶客,也常到此聚会。
“湖园”前门在北赵弄,后门在吉翠园,占地宽畅,房屋结构雅致,建有四面环廊的“方厅”,厅堂高爽,十分宽舒,厅旁有苑,植松竹数株,砌叠假山,放养丹顶鹤两只,倚栏品茗,如入画中,令人心旷神怡。独具的茶馆特色,赢得了众多的茶客。厅面设有书场,长年聘请著名艺人来此弹唱,凡评弹名家来常开书,必先至“湖园”演首场,给“湖园”增添了光彩。
北赵弄“湖园”门口,有一销售西瓜子的摊商,由于选料严格,制作独特,香脆易剥可口而得名,经营者借“湖园”声名之光,取名“湖园瓜子”,由于经营得法,“湖园瓜子”非但闻名本地还驰名苏沪,无形中亦为“湖园”宣扬了声誉。
开设在寺前牌楼档的“琴园”,楼上辟有雅座,实为雅室,一俟人数凑足,边品茗边张牌狂赌,此辈人士,貌似富有,实亦常囊空如洗,而赌兴甚豪,有时在楼上细算赌帐,争得面红耳赤,欣然而聚,不欢而散,弄得楼下茶客不得安宁。
大东门内鱼家桥的“琴一楼”,规模不大,“貌不惊人”,然在二十年代,却成了当时名噪一时,能左右全县政治、经济形势的所在。别称“小楼阁”。
“琴一楼”业主生有独女,名张臻,善烹饪,在沿街辟酒楼一间,兼营小酌菜肴,张女颇善经营,邑中政界知名人士钱南山(民国16年,曾任县行政委员会主席)和县商会副会长张美叔以及教育界邹朗怀、蒋瑞平、蒋东扶等十余人常为座上客。
他们在茶余酒后所谈一切,往往涉及全县政治、金融的命脉,这家小茶楼隐然成了常熟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因此,被人称为“小楼内阁”,在此品茗的有关人士,又被称为“小楼派”。
民国15年(1926年)在一次县政权改选中,当选者大部为这派入物的嫡裔。由此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满,在城厢各处贴出“打倒小楼内阁”、“打倒父子、叔侄、兄弟、夫妇共执党政”等标语,一时哄动政界。
抗战后,钱等消声匿迹,张等先后过世,蒋瑞平于日寇侵华时被掳失踪,店主张老夫妇亦相继过世。小主人张臻继承父业,把茶馆更名为“近月楼”,并投资饮食业。张臻未正式嫁人,人称“张小姐”,不许他人称她为“张老板”,是业中少见之女辈。
一般商贾和肩挑小贩,则多聚集在南门外“长兴”、“得意楼”、“长乐”以及大东门外“悦来”等茶馆。其中尤以“得意楼”规模为最大,亦最有名声,招牌“得意楼”三个苍劲有力的行书,系退居故里的翁同和所手书。
在翻建罗家弄时(今南新街)在原处改建三层楼房,堂口宽畅,窗户明净,当时为邑中罕见之建筑,颇为瞩目。
底层为一般农民、脚夫(劳动平民)憩息之所,清茶一壶,光面一碗,倒也自在。
二楼茶客,大都为地皮掮客(卖买田地、房屋之中间人,人称田贩子、屋钻子)、催征吏、行贩等人;还有一些手举鸟笼,每天清晨借品茗在此冲鸟喂食者。午后则借此“斗鸟”取乐,进行赌博。人声、鸟语,热闹非凡;
三楼较为清静,是一班商业行帮集会所在。利用清晨品茗,交流行情,畅谈生意经络,成为商贾贸易场所。
旧时茶馆有小贩提篮、托盘兜售各色糕团点心,以及瓜子、糖果等零食。尚有一些报贩在早、中两起茶市,于每张茶桌上放上一、二份小报,供茶客翻阅,有按价购买,有付一、二铜板(钱币)作租阅费。一天收入,足可温饱。
还有一些穿梭于茶馆的卖唱、耍技求乞者,有的一手持胡琴,一手执曲名手摺,带领女郎,挨桌求茶客点唱乞钱。
有的以手持嵌有铜钱的竹棍,边打边唱“莲花落”;有的手套木偶,来茶馆表演,唱罢演过逐桌求乞。有的手盘小蛇,兜售“蛇药”。更有一种所谓技巧,表演“吞剑吃铁蛋”、“钢丝穿唇”、“刀劈头颅”等敛钱。
这类求乞者,大都是外地逃荒来常求生的流民,一言不合,即恶作剧,常弄得茶客生厌,茶馆不得安宁。这类乞丐,常出现于中、小茶馆内,南门一爱尤多。
为制裁这类恶丐,“得意楼”业主邹荫安,组织本地乞帮,自任帮头,凡在茶馆以此恶讹者,即由乞帮强行驱逐出境,颇见成效。因此,常熟茶馆业中有“春风得意楼,老板叫化头”之称。
在城区周围,还有一些小茶馆,则为庄稼人做憩之地,每日清早或午后农隙清茶一杯,旱烟一管,谈笑自若,安然自得。
特 色 茶 馆
民国20年(1931年),旱北门城门口有一培植树木的苗圃,由邑人潘子恒等在园内建亭搭桥,砌叠假山,广种花木,辟为公园。为有别于西门逍遥游公园,邑人将此园惯称为“新公园”。
是年,在园内开设茶室,名“饮绿居”(今儿童乐园后场原址)。翌年,又相继开设“环翠小筑”和“栗里”。
此类茶室,打破茶肆旧框,设备座位,品茗茶具,以“海派”格式,首创用玻璃杯沏茶,以杯论客,独具一格,深得邑中人士所欣赏,啜苔者大部为文人雅士、骚人墨客和赶时髦的青年男女。
茶室创始人均为地方知名人士,以清高自居,不参预同业行帮。
“环翠小筑”,乃由地方士绅在园之南面间隙地集资兴建,内厅设雅座,临窗座位仿火车座式,名人书画补壁,琳琅满目,极为雅致,落成后,出有记述室内书画楹联的《觞咏集》一册,颇为精美,以志纪念。
当年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邑中著名人士别号“燕谷居士”的张映南为“环翠小筑”题记,其文如下:
“虞山之麓,有公园焉,近挹岚翠,远拥林绿,夕阳送霞,微闻磬响,晨曦扇和,时逗草馨,有二三子旁构数椽,疏棂透烟,虚牖贮月,倚栏沃笛,和莺媚声;重帘弈棋,与议争道。占湖山之胜境,供朋辈之清谈,肇锡嘉名,题于蕊旁,曰:环翠小筑。嘱余题记,以留鸿爪,非援残记,藉永芳奁;聊驻长者,得挥谭尘云尔。”
题记描绘了当时茶室之清幽雅意,引人留恋。
茶室内厅有丝竹乐器、各类棋盘以及“文房四宝”,可谓琴、棋、书、画俱全,供茶余雅兴者抒情发挥。
大厅在夏令曾辟作书场,聘请著名评弹艺人夏荷生等单唱《三笑》、《描金凤》等篇目,颇受“书迷茶客”欢迎。
“栗里”,迄今犹在,由士绅陶仲埂、陶梦熊、陶唯东、陶选衡以及周应东、周冠文昆仲等集资兴建。海氏据传乃陶渊明后裔,茶室定名“栗里”,乃取陶渊明“栗里高风”之意,更因茶室前后、阳台左右有苍劲古老之栗树数株,以“栗里”命名,实是贴切。
“栗里”是邑中知识界、医务界、书画界以及诗人等品茗稚叙之地。内室由陶氏家族和周炎等组织“壬申俱乐部”,为友朋赋诗言志游憩之所,邑中著名诗人杨无恙等常为座上客。
建园后园方与各界曾在此举办过各种展览会,如为“一二·八”抗日将士募捐,先后举办两次“画展”,展出标售明清和邑中著名画家王石谷等名画。此爱国创举,深得社会赞赏,对宣传抗日颇有影响。
此外,还举办过各种花卉展览:如“兰展”、“菊展”等为茶室增添了特色。
公园荼室,别具一格,成为以景舒怀的胜地。自1935年锡沪公路通车,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遂发展成各异人士游园小慈之茶肆。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畸形发展,这里早晚两朝茶市,常座无虚席,整天熙熙攘攘。昔日间三、五亲朋友好,促膝清谈之幽情雅意;恍若云烟消失。
新中国,政府积极组织社会闲散人员安排就业,过去“孵茶馆”消磨岁月的茶客日渐稀少,对茶馆业进行撤并,人员另行安排,因之,除园林风景区和城郊一带之茶馆外,城区茶馆逐步为文化中心所代替。到改革开放以后,常熟城乡茶馆再次兴起,以新的时代特色延续着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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