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跃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位老教授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1964年他参加“四清”，去的是河北定州。他待的那个村子比较大，住在村北的一个老太太亲口对他说，70多年了她从没到过村南。农耕社会受限于见识和交通条件，人与人的交流极其有限，构成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落后必然相生相伴。
交流的阻隔会让人自以为是。北方人天生地认为大年初一就得吃饺子，粽子里包的除了江米只有红枣。改革开放之初，当我奔赴岭南求学的时候才知道腊肉火腿、咸鸭蛋黄等等都是粽子的馅料。北方的老人闻听一定会先是不解而后不屑。
实际上文明的传递必须靠着交流的舟车。没有交流，只能猜测。在《希腊纪事》中，欧洲人这样描绘中国的桑蚕：在遥远的中国，人们用小米喂一种“蜘蛛”，5年后“蜘蛛”肚子破裂便可从中取出丝来，织成绸缎。而在中国的古籍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他国的羊羔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
人们对相互间的交流是充满渴望的。东瀛日本在与大唐断绝联系数百年后，明代时曾派使臣来华，中国的皇帝迫不及待地询问日本的风貌。使臣告之：“国如中原国，人是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皇上释然。
而乾隆在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却拒绝交流：“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薄薄的一张信笺关闭了中西贸易的大门，也种下了闭关锁国的恶果。
直到清末，清廷曾欲再图强盛，派五大臣出使欧美大国。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中这样写道：“欧美列邦，往往萃十数国学者之研，穷数十百年之推嬗，以发明一名一物，成立一政一艺，不致其极不止，其强大由此。”
同是出洋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曾在拜谒美国总统故居后感慨道：“室中陈设朴素，无异平民。”“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也。”交流拨亮了皇权的睡眼。
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走出国门后眼界大开：“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开放是最大的交流。38年前的开放和改革让堂堂大国登上了奔向现代的快车。
中华民族曾为人类交流史谱写过绚丽的乐章。《美国大百科全书》说：“特别是欧洲和穆斯林国度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黑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没有这些几乎就不能发生欧洲人后来的海上扩张。”
眼下，互联网成为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交流工具，人们在全球任意地点、任意时间都可以办公、购物、学习，甚至发明创造，人类的交流范围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距离消失了，人们的沟通交流几乎与成本不相关。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尔·希利斯如此感叹：“我们的父辈如果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那就意味着生活在非常不同的一个世界里。但今天我们的孩子却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互联网已将他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信息空间里，所以我们当然会改变人类文化。”
想到了定州的那位老太太，如果她活在当下，她仍然可以足不出户，不同的是，只要她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她就可以同全球通话，与世界交流。
（原载《中华儿女》杂志2016年第2期总第417期，原标题《交流》。如转载请注明微信ZHR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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