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治鹏 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5年寿阳县某工地民工为讨要工资，前往该县政府大楼集会，导致沿途部分路段堵塞10余分钟。巡警随后到达，开始驱赶堵路民工。在驱赶过程中，部分民工与执法民警有推搡动作，致使一些民警身上留下轻微伤痕印记。后，公安部门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将几名民工刑事拘留。
我国刑法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在上面的案例中，民工与民警之间的“推搡”能否认定为“暴力”？推搡作为一种普通的身体对抗，是否达到了暴力标准？妨害公务罪中对于“暴力”的定义以及程度并无过多表述。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法律的真实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事实中被不断发现的，所以法律制定者不能使刑法用语封闭，而应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既然刑法对暴力的认定语焉不详，那么就引出刑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暴力”如何认定。
一、 汉语中的含义
刑法中对任何一个概念的解释都不能脱离其本身的语义，因此，有必要追根溯源。《现代汉语字典》中关于暴力有两个解释：强制的力量；武力；特指国家的强制力量。刑法中的暴力显然指的是第一种解释，但是强制的力量、武力并不能完全解开我们的疑惑，对于解释法律也是远远不够的。再查询“暴”的含义：强大而又突然的，又猛又急的。因此，仅就字面意思理解，暴力应当指的是激烈的、强有力的身体对抗，显然推搡的程度尚未达到“暴力”的程度。
二、 刑法中的“暴力”应做扩张解释，并禁止类推
结合刑法规定的其他一般性暴力犯罪即可理解“暴力”的程度，如故意杀人、抢劫、伤害、绑架、爆炸等等。这些犯罪的暴力程度都比较激烈。然而，暴力的表现形式并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威胁、胁迫等等，因此对暴力的理解要做扩大解释。暴力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强烈对抗，对于一些并非强烈对抗，但是起到强制压迫作用的行为，也可以视作暴力犯罪，如在抢劫犯罪中使用催眠、麻醉、用酒灌醉等行为。简而言之，刑法中的暴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激烈对抗，还包括心理上的强制，如强奸罪中，以威胁恐吓方式使被害人放弃反抗的行为。
总体而言，“暴力”需要做扩张解释。但是扩张解释并不是类推解释，扩张解释必须有边界——如该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未产生严重影响，不能视做暴力。本案中几名民工并未携带工具，赤手空拳对全副武装的执法民警无法起到任何威胁作用。作为被依法执行公务的对方，其所实施的一般的力量对抗，也即“推搡”，因为没有期待可能性（个人认为，面对武装民警，不能期待农民工被动挨打），所以不宜视作“暴力”妨害公务。
三、 结合侵害的法益讨论“暴力”
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程度和侵犯的法益显然不能与故意杀人、抢劫的“暴力”程度同日而语，但是也不能将该罪的“暴力”程度无限缩小，导致社会的不安全感。所以，应找到与其量刑幅度适当的罪名做对照参考。否则就是罪责刑不相适应，也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妨害公务罪侵犯的法益是社会管理秩序，即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情节严重。此罪的量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因此在本罪的“暴力”探讨中，需要结合其侵犯的法益和量刑的幅度来综合考量。
在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时，需要结合两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其一，其暴力程度达到怎样的标准；其二，其行为是否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就暴力程度而言，可以参考一般的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量刑标准也是三年以下，入刑标准是达到轻伤。同样是“暴力”行为，参考故意伤害罪的入刑标准来作为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的认定标准具有科学的参考意义，即只有构成轻伤的，才能算作达到“暴力”的程度。
就扰乱社会秩序程度而言，其行为需引起社会一般群众的恐慌、不安，给社会秩序造成混乱。在本案例中，农民工集体讨要工资的行为方式固然不是法律赋予的途径，但是也能为社会一般群众所理解，更不至于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引发群众的恐慌心理。
另外，刑法因具有谦抑性，作为社会最后一道保障，不宜频繁使用。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被欠薪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得到广泛同情，因此对农民工讨要工资的事件，不宜采取强硬的刑事强制手段来解决，否则将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影响社会和谐。公安机关作为妨害公务案件中的一方，又负责处理此类案件，涉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理应克制避嫌。
四、 结论
在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认定妨害公务案件中，理应区分不同案情，宽严相济。具体来讲，认定暴力、威胁的方法及构罪的程度应参照以下标准为宜：使用暴力手段致公务人员轻伤以上后果的；使用暴力手段虽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但手段恶劣，引起群众恐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使用凶器相威胁，危及公务人员人身安全，影响恶劣的。凡不符合以上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作为一般治安案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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