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瑞鹤（微信公众号：紫藤亲子育儿）
自从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以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迎接二胎的喜悦，还有由于二胎引发的家庭悲剧。
前段时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新闻事件：一个是因为老大极力反对以死相逼，母亲含泪堕胎；另外一个新闻则是大孩子与母亲关系不好，母亲怀二胎，大孩子不同意，母亲生气并失控打孩子致死。
这两则新闻让人震惊的同时，也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要不要再生二胎，何以会引发如此的家庭悲剧？
如果说独生子女政策下能不能生二胎，是国家说了算，现在二胎政策出台后，仿佛要不要生二胎，得由大娃批准了才能执行。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生多个孩子是天经地义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今经历了独生再到二胎，大娃的声音很重要，甚至变成了决定者。这现象背后的深层心理过程值得我们去探索。
父母的纠结：生二胎或许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单独二胎政策放开以来，符合生育条件的父母分大致有几种：一是政策落地，马上生育；二是即使符合政策，思考后决定不生；三是没放开之前特别想生，当政策允许以后，又开始纠结。
前两种情况的父母敢于做决定，能够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少了很多纠结。所以，生不生二胎对他们而言不是个问题。生不生，谁来做这个决定演变成一个问题的主要是第三种情况，即难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夫妇。
父母想要二胎的动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想给孩子生个伴儿；二是希望儿女双全，这也是很多父母们的梦想；三是喜欢孩子，想要多生几个；四是极少数可能由于第一个孩子有某些方面的缺陷，想再生一个更健康的孩子等。
然而，在现实面前，父母们生孩子的意愿则不得不考虑各种可能的限制因素。养育压力一般是决定要不要二胎的最关键因素。
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压力。有人算过一笔账，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即使中等花费，养育一个孩子算下来也要近百万元。这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年轻夫妇而言，生二胎确实需要慎重考虑。还有大家既然选择二胎，还是希望有能力给孩子提供至少与老大相似的教育资源，而教育投资应该是最需要花钱的地方了。
其次，生二胎也意味着家庭结构的变化。新成员的加入，必然会打破原来家庭相对的平衡状态。夫妇可能需要放弃部分事业的发展，尤其母亲可能还要再被孩子困住几年，没有满意的人选帮忙看孩子，或者需要照看孩子的新成员加入等。这都会给家庭带来新的压力，也是做选择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无辜的大娃：被父母无意识选择的决定者
当父母摇摆不定时，大孩子对生二胎的看法和感受成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摇摆和举棋不定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状态。此时，如果能有人坚决执着地替自己做个决定，那倒不失为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而孩子因为天然的同胞竞争角色的存在，有其内在的需求，自然而然地被父母无意识地选择为事件的决定者。
杨柳（化名）是一位职业妈妈，事业正在上升期，是某大公司的中层管理者。育有一男孩，小学一年级。夫妇二人在政策没放开之前，特别想要再生一个孩子，一是给儿子做个伴，二是将来自己年老时，孩子们之间互相有个照应。
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符合条件的他们可以实现再要一个孩子的愿望了。眼看着身边行动早的人，孩子都已经生下几个月了，而杨柳还没开始准备怀孕。原因是儿子不同意。
杨柳困惑地陈述道，儿子其实挺乖的，平时也挺好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唯独生二胎这事，他特别坚决反对。孩子的理由是，再要一个小孩子，妈妈就没有时间管自己了，家里会很吵，自己的东西会被小孩子弄乱，自己在家里会没有空间等。
杨柳在二胎政策落地之前，其实做了很多孩子的思想工作，她担心孩子不同意，带着儿子玩时会指着人家的小宝宝说，“看，有个小妹妹或小弟弟多好玩啊，你可以当哥哥了”。也给孩子讲道理，有弟弟妹妹带来的好处有哪些等。然而，孩子就是油盐不进，“有个小弟弟或妹妹会很烦人，我同学说过他们家就是这样。”
杨柳看孩子如此反对，也就暂缓了要二胎的打算。夫妻俩认为要尊重孩子，因此达成一致意见：“除非儿子同意，才会要二胎。”
这对于大娃而言，承担了一项多么沉重的决定啊。成年后，儿子会不会因为自己幼年的任性而自责内疚呢。
可以猜测一下，现在孩子年幼依赖父母生活，将来孩子慢慢长大，亲子之间如果起冲突时，这个事就会自然而然地拿出来提。他们会不会对儿子说：“当年我是想要二胎的，还不是因为你的坚决反对，我们才没要。”
“必然”的反对：大娃成为父母潜意识的表达
我问杨柳：“你在给儿子做工作之前，内心是否有个念头‘要二胎对儿子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和影响’。”
杨柳说：“是呀，生了二胎，儿子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我觉得他所陈述的那些理由都是站得住脚的，我其实心里是认同的。”我给他讲那些好处，带他观察别人有两个小孩的家庭，就是想要改变他的想法。结果儿子说：“别人喜欢那是别人家的事，我不喜欢”。
我引导她去思考：“你带着这样一个念头去动员孩子，做了那么多工作，急于说服会不会用力过猛，反倒让孩子感觉生个二胎对自己有坏处，这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最初主要来源于你呢”。
杨柳想了想说：“是的，我确实是挺纠结的，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不过，我们主要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如果是你会怎样呢？”
“我们自己做决定，我会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但我不会让他来做这个决定，他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二胎”。
杨柳笑笑说：“我不会那么强势的，我们比较尊重孩子”。她看看表：“我得赶紧去接孩子了，因为今天早上承诺他吃一个包子，我就早点去接他”。
看着她的背影，我头脑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孩子是父母潜意识的表达。
母亲纠结是否要二胎，因为做这个决定实在太难了。于是，通过与孩子的互动，孩子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坚决地反对要二胎。然后母亲再努力地摆事实、讲道理等企图说服孩子同意自己要二胎，但是孩子坚决不同意。
父母在孩子的坚决面前，以尊重的名义顺从了孩子的意愿。 通过玩这个心理游戏，父母成功地把做决定的责任交给了孩子。孩子潜意识完成了帮母亲做决定的过程。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潜意识下完成的，并非父母有意而为。
是否要二胎：都别让大娃“背黑锅”
以上例子中，还反映出中国家庭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人与人之间边界不清。
试想一下，如果多年后杨柳夫妇俩觉得应该生个二孩，感到后悔时，心理上就可以不用承担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后果。他们至少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当时都是因为孩子不同意，各种办法都用了孩子仍然不同意，没有办法就只能尊重孩子的意见。如果孩子同意，我肯定就生二孩了”。孩子做了本应该父母负责决定的二胎事情，自然也要为此结果负责。
如果父母无法明确哪些是需要自己做的决定，哪些是孩子可以做的决定，清晰的区别开来，孩子就可能会“被迫”承担自己不该也无力承受的责任。
孩子通常会照顾家庭的心理需要，但对孩子而言常常太沉重。孩子有时可以非常敏锐地捕捉家庭系统的需要，然后扮演某个角色填补需要，使整个家庭保持相对平衡。
所以，父母要尝试着区分哪些是随着孩子的成长，可以让孩子负责做的决定，哪些事情是父母负责做的决定，有边界意识。
边界就是我们不要总是替孩子做一些他自己可以负责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越界了，并通过这种方式逐渐把孩子变得无能。反过来，我们也不要让孩子做一些本来由我们自己负责的事情。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说过：我们痛苦，因为我们自由。
反过来，如果我们失去边界，把自己选择的权利供手相让给他人，虽然看起来失去了选择的自由，然而，同时也因此免除了承担因为选择所导致后果的痛苦。
所以，到底要不要生二胎，还请父母守住亲子之间的界限，自由地选择，勇敢地承担。
如果父母自己决定要二胎，遭到了大娃的极力反对，甚至以死相逼，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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