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友一次有机会到福建寻宝，原来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不意竟然在厦门的台胞收藏家处发现了一尊大理国时代的青铜铸造的“阿嵯耶”观音立像，甚为兴奋，禁不住要将云南地区的南诏和大理时代的佛像介绍一下：
南诏是基本上与唐朝相始终（649－902年）的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的奴隶制政权，以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村）为国都，全盛时辖有云南全境及四川、贵州一部分。南诏在统治上层中使用汉文，并派子弟到唐留学，大量汲取汉文化，流行佛教，至今遗存的佛教文物尚多，著名的大理塔即此期遗物（824－839年左右）。
南诏的单尊造像所见较少，偶有小型金铜佛像制作亦不甚精，完全是唐朝所流行小型样式，应是当地依内陆作品翻制。从大理三塔塔身浮雕的佛、菩萨像上亦可看出，其样式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大致与唐代风格一致。总而言之，不惟滇南地区，即使是隔海的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的造像，也不出唐代造像规范，可见唐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大理（937－1253年），是与历史上所称的五代和宋代相始终的以白蛮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辖境基本与南诏相同，统治上层使用汉文，流行佛教，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后建云南行省。
造像样式上，即与中原地区五代时的造像有着共同的规律，又有其独特的样式，典型之作和内陆的造像风格相比较可清楚地看到二者差异之处。
佛陀像，造像整体大形上仍可看到唐代之遗风，一般均体躯丰满匀称，比例舒适。佛的发型，肉髻和螺发之间界线并不分明，呈迂缓的隆起状，肉髻饱满而扁圆，似乎回到北周和隋的佛发样式，突出的特点是肉髻和螺发之间，髻珠明显地加以表现（髻珠是佛经云，只有真心的归向佛教者，佛陀才能将其髻中所藏宝珠赐与他）。此髻珠早在盛唐造像上即露端倪，但并不普遍，若隐若现，可有可无，但到了晚唐五代以后，髻珠却成为佛造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愈加清晰突出，一直到清代而沿袭不废。
整个头型呈倒置梯形，宽额，五官端正，双目呈瞑想状。
大理的佛陀像与北方佛陀像较明显的区别是衣着，内陆造像虽也是通肩式大衣和袒右肩式大衣混合应用，但仍是汉民族常见的表现衣褶的起伏转折，质感较厚重，有写实性。大理佛陀多见袒右肩式，衣纹极流畅，纹线细密如丝缕通贯全身，极富装饰性，大衣的质感轻薄如纱，这也是南方地区天气晴暖、僧衣单薄的反映（图1）。
如前述，由于大理国佛教的密教化，且受云南西部藏传佛教造像以及东南亚造像的因素渗透，值得注意的是佛陀也带上了项饰和臂钏，这是内陆北方佛像上所看不到的。可参见日本新田氏藏金铜佛坐像及流失到国外的大日如来金铜像（见拙编《佛教雕塑名品图录》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5年），佛像的造型较之内陆更趋秀美，制作精细，而北方造像则略呈敦厚雍容。这也是五代内陆造像和南方大理造像在气质上的较明显差异。
菩萨像的特点较为突出，如现存大理及流落美国的数尊“阿嵯耶”观音像，造像框架更偏清瘦，站立的菩萨像全身板直，双腿并拢，似缺乏动感。上身袒，腰部细瘦，胸部呈扇形，下着的裙上多阴刻双U形线，可明显地看出仍是印度帕拉王朝时代造像在我国云南地区的反映，而此时也恰为帕拉王朝末期，可见整个亚洲造像的共通的时代趋势（图2 4）。
“阿嵯耶”观音像的定名是依据大理时代的《张胜温绘卷》上面的观音立像而来的，这种观音像是大理地区独特的观音形式，在云南以外尚未发现。
大理国观音菩萨像秀美纤长，高耸的束发，尖瘦的脸型，细蜂腰和纤细的手臂，接近邻国泰国、柬埔寨等所谓印度支那半岛地区的造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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