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夏代”这个王朝，到现在依然有争议。虽然司马迁在《史记》有《夏本纪》的详细记录，但在考古发现当中，目前发现最早的记录和文字仅限于商代。
从体格看，人类的身体远不如草原上奔跑的老虎、豹子、大象，甚至一匹斑马也可以将人踩的稀烂。但是，人类最终战胜了地球上的所有动物，成为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人类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就是人类比动物更善于合作。通过合作和信息共享，人类可以发明大炮、飞机、手枪、坦克、军舰......，世界上最大的最凶猛的动物，都不是上述人类发明武器的对手。
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显然有很大的瑕疵，人类发展依靠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正是合作，人类修起了金字塔、长城，发明了火车、飞机、宇宙飞船和人造卫星，有了谷歌公司和华为公司。正是因为更有效的合作，古罗马军团可以横扫整个地中海；东晋能以8万军队战胜前秦近100万军队，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人类在历史上虽然一直在不断自相残杀，如同最近的流行词“内卷”，但是，合作依然是推动人类发展的主旋律。
人类进行大规模合作的基础是数字和文字。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告诉我们：利用计算机数字，我们可以在办公桌的电脑里和美国发生贸易，仅仅动动手指头操作手机，用文字标注清楚货物类型、收货地点以及相关的数目，我们所选择的货物就会通过京东快递配送到我们家里.......，中间发生的这一些都来源数字和文字的信息交换。这些信息交换，能让全世界互不相识的人进行合作。各个国家的文字还有所不同，但是数字却是全世界统一的语言。
在古代国家里，如果没有数字，政府就无法弄清楚他所管辖的范围内有多少人口、应该缴纳多少粮食和税赋、训练多少士兵.......。如果没有文字，中央政府就很难将他的意图、观点传递给周边的地区，也无法阐述其施政纲领。
国家和政府的出现意味着更多人的高效合作，而合作的基础则是文字和数字。从本质来看，国家和政府正是依靠公文体系和数字体系来运作的。现在的企业、公司、单位，本质上也是通过文字体系和数字体系来进行组织运作的。
相信夏朝的确存在的人们认为，中国文字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只是最初的文字写在竹简和丝织品之上，年久月深已经腐朽。能确切证明中国历史，即文字和数字的开始出现，始自公元前约1600年的商代，距今约3600年。
1928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在河南安阳的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先后挖掘了有字的甲骨近15万片，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定格在了商朝。
商文化表现着和历史上同一时期其他文化（希腊文化、两河文化、埃及文化）可比性。例如商代社会虽属父系，但是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商人好酒，兴致高而活力充沛，他们杀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恶，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断的留下人祭的纪录。他们能派遣3000人的军队，作百日行军的远征，这样的军队还可以由附庸国家的部队支援。国王的陵寝由上至下掘土而成，上端的坑大，越至下端愈小。国王的陪葬品有战车与马匹，殉葬的人被斩首，头颅和躯体整齐地排列着。而由上至下以泥土敲打而成的梯级，则显示出殡时必有繁缛礼仪。商民族虽已从事农业，却仍保持着渔猎的传统。他们在500多年的历史内，迁都的次数在6次以上，主要是在河南境内，最后一次定都在安阳。甲骨文上的记载表现着商朝的国王对于气候的极度关心。编订历法，也是王室重要的职能。在这些方面，商朝与此后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已保持着传统的联系。而甲骨文的书法，更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根据专家统计，甲骨上所记载的文字，为数共约3000个，其中1000字可以辨识。不同于西方的发音文字，其中的很多文字一眼就可以辨认出。象形会意文字的特点是很多内涵是永恒不变的，例如日月为“明”，左端为象形，日圆月弯，一经画出，无须解释。会意文字由象形稍加引申而成，例如日在树后上升，是为东。双手执鸡放在樽俎之内，是为祭。
象形会意文字是中国文字的最大优势。不同于西方发音的字母文字，它的图画般美术性格带有诗意的特点，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在书写和阅读时同时会产生某种“共鸣”的想像力。上海人、广东人、陕西人的发音大不相同，在古代很难直接沟通。但一旦书写在纸上，就能用同一文字互相理解对方的意思。象形会意文字促成了中国文化上的团结和内在的凝聚力。
商代遗址在今天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它和西部西安一带的关中平原形成东西轴心。商人也可以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在军事上占优势，也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驾其他民族之上。商朝所发明制造的青铜器皿，不是兵器，就是祭器，其制造采取集中的方式由国家监督。
周朝发源于关中平原的最西端，大概是现在宝鸡的位置（古代称作西岐）。从宝鸡向西，道路已经非常难走，几乎都是崇山峻岭。宝鸡西面的甘肃和四川北部，在古代经常是羌族的活动地区，属于汉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缓冲地。宝鸡的西北方向，沿着六盘山有一条狭窄的天然通道，通过狭隘的关口萧关，就到了黄河在宁夏形成的冲击平原（银川所在地），称作黄河西套平原，是传统党项人（西夏人）的游牧领地。沿着黄河继续向北在狼山和阴山形成的水草丰茂的中套平原（今内蒙古的巴彦卓尔）和前套平原（包头和呼和浩特），位于西安的正北方，是匈奴人生活的地方。
从航海大发现之前的视角看，西安所在的关中是中国最靠近世界的平原地区。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西安距离西面的羌族、西北的党项人、正北面的匈奴人，是最近的适合农耕的军事重镇。且西安四面环山，中间是渭河河谷平原，易守难攻。穿过关中的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在潼关汇入黄河。从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角度来讲，在坐落于黄河的上游的农耕地带，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权，有威望调动黄河中下游所有人力资源，可以奋力保卫黄河中下游的土地的汉民族。因此，周、秦、汉和唐均兴起于关中也是一种地理的上必然选择。中国历史也证明，中央政权一旦削弱，就会遭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引起社会动荡。
关中的黄土地非常纤细，如同面粉一样，土壤中几乎没有石头，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的犁或锄。黄土高原大概形成于2200万年到260万以前。那时，青藏高原、西安南面的秦岭和东面的太行山已经高高隆起。青藏高原阻挡了来自南部印度洋的水汽，西北从此陷入干旱，形成了大面积的沙漠。强劲的西北季风在沙漠中卷起沙尘暴，沿着青藏高原的边缘向东南推进，在今天的甘肃、陕西、山西境内，遇到六盘山、吕梁山、太行山和秦岭的阻挡，沙尘在山脉内侧不断沉降，逐渐堆积出来20-400米厚的黄土。
黄河的中游从北到南蜿蜒800多公里穿过黄土高原将黄土地分割为两半，在黄土高原上也有若干条河流汇入，造成了黄河泥沙量的居高不下。一般来说，河流的水内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泥沙含量纪录。所以黄河经常淤塞河床，引起决堤，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黄河穿过的地区很多，要解决黄河的水患，需要流经黄河的区域的上下游统一协调指挥。这个原因，构成了中国集权文化和团结力量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文字与数字的出现、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与水患治理、联合抵御外族入侵三个重要的因素，促成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团结与凝聚力。
小暑，已是盛夏时节。辛丑年的雷暴和湿热记录着中华民族抗击瘟疫的壮烈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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