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鸟虫篆是一种相对自成系统的印面语言，整个印面文字本身具有装饰性，那么印章中篆字笔画的粗细、朱白、弯曲、延伸等有意或无意的经营，也可以起到装饰效果。
“长沙仆”印章主要采用笔画的同向排叠处理，部分笔画收笔时稍加弯曲而略具圆弧，使得印面有了流动感，变得非常生动。“开乐成”“臣辄”则通过收笔时笔画有意识加粗来强化，起到对比醒目的作用。“朱聚”印章朱白相间，巧妙之处隐藏在“计白当黑”的处理中，反其道而行，最终呈现出“以白当黑”的效果，偶尔一试，让人顿觉耳目一新。
可以这样说，今人能够想到的，无论小聪明或大智慧，其实古人早就想过、也尝试过。不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爱名之心人皆有之”，追求美或名利的，已理都是相近的，这是人性共通的部分。所以，如果经常品读汉印，可以发现很多似曾相识的印章。这当中的很多手法在后世印人手中屡试不爽，如王福庵的“持默翁”和邓散木的“复翁”，收笔加重的视觉效果非常好。但不能忽视一个前提，应该在整体风格协调的基础上夸张某一笔或突出一个主笔。如果整体风格已经很活泼，“这一笔”就很难显现出来，或者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造成整体风格不协调，适得其反，所以既要灵活运用，也要有所节制。如果有很多笔画进行夸张，不仅“印眼”不突出，整个印面也会变得非常花哨，甚至过犹不及，形成习气。毕竟，装饰化是一种辅助手法、一种从属手法，乃水到渠成之事，不能过度经营。
吴让之有一句话:“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实际上，他的印章有时也会有一些形成装饰化的“小手法”，偶尔用之非常巧妙，增添情趣变化，最主要的是不小气。如“仲陶父印”和“岑镕之印”，有意识地将一些笔画延长，收笔处加以弯曲，形成装饰性圆圈，遥相呼应。
再如赵古泥的“斗闲”，将“闲”这一对称字形有意进行绝对对称的处理，“斗”字笔画起收处和“闲”字形成对比变化，煞是有趣。不过这些技法在邓散木手中常常经营过头，难免花哨而烟火味过重。前文强调适可而止，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里着重要提一下张燕昌的“飞白书”入印尝试。“飞白书”乃蔡邕无意中的创造，属于书体当中的一个小品种。历代碑刻中可偶尔见之，最负盛名者莫过于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碑额及《唐尉迟敬德墓志》志盖。明清之际，致心力者尤多，最突出者乃张燕昌。他不但有很多书法作品，而且影响了很多人，同时也留下了“翼之”这方宝贵的飞白书印章“孤品”。虽然只是聊备一格，亦殊为珍贵。由此可见，印人尝试以各种文字入印，可谓殚精竭虑，无所不及。前人有云:“一艺功成岂偶然?”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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