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鸟虫篆是一种相对自成系统的印面语言,整个印面文字本身具有装饰性,那么印章中篆字笔画的粗细、朱白、弯曲、延伸等有意或无意的经营,也可以起到装饰效果。
“长沙仆”印章主要采用笔画的同向排叠处理,部分笔画收笔时稍加弯曲而略具圆弧,使得印面有了流动感,变得非常生动。“开乐成”“臣辄”则通过收笔时笔画有意识加粗来强化,起到对比醒目的作用。“朱聚”印章朱白相间,巧妙之处隐藏在“计白当黑”的处理中,反其道而行,最终呈现出“以白当黑”的效果,偶尔一试,让人顿觉耳目一新。
可以这样说,今人能够想到的,无论小聪明或大智慧,其实古人早就想过、也尝试过。不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爱名之心人皆有之”,追求美或名利的,已理都是相近的,这是人性共通的部分。所以,如果经常品读汉印,可以发现很多似曾相识的印章。这当中的很多手法在后世印人手中屡试不爽,如王福庵的“持默翁”和邓散木的“复翁”,收笔加重的视觉效果非常好。但不能忽视一个前提,应该在整体风格协调的基础上夸张某一笔或突出一个主笔。如果整体风格已经很活泼,“这一笔”就很难显现出来,或者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造成整体风格不协调,适得其反,所以既要灵活运用,也要有所节制。如果有很多笔画进行夸张,不仅“印眼”不突出,整个印面也会变得非常花哨,甚至过犹不及,形成习气。毕竟,装饰化是一种辅助手法、一种从属手法,乃水到渠成之事,不能过度经营。
吴让之有一句话:“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实际上,他的印章有时也会有一些形成装饰化的“小手法”,偶尔用之非常巧妙,增添情趣变化,最主要的是不小气。如“仲陶父印”和“岑镕之印”,有意识地将一些笔画延长,收笔处加以弯曲,形成装饰性圆圈,遥相呼应。
再如赵古泥的“斗闲”,将“闲”这一对称字形有意进行绝对对称的处理,“斗”字笔画起收处和“闲”字形成对比变化,煞是有趣。不过这些技法在邓散木手中常常经营过头,难免花哨而烟火味过重。前文强调适可而止,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里着重要提一下张燕昌的“飞白书”入印尝试。“飞白书”乃蔡邕无意中的创造,属于书体当中的一个小品种。历代碑刻中可偶尔见之,最负盛名者莫过于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碑额及《唐尉迟敬德墓志》志盖。明清之际,致心力者尤多,最突出者乃张燕昌。他不但有很多书法作品,而且影响了很多人,同时也留下了“翼之”这方宝贵的飞白书印章“孤品”。虽然只是聊备一格,亦殊为珍贵。由此可见,印人尝试以各种文字入印,可谓殚精竭虑,无所不及。前人有云:“一艺功成岂偶然?”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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