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从属于文人的印人，思维也难免受到各类冲击。印章出现异变并不是文字的异化，而是整个趣味的变化。
弘一法师有些印章在形式上极力经营，完全与后来成熟期的风格大相径庭。如“几生修得到梅花”将印面做成梅花朵朵样式，“兰亭”用亭子和兰草进行组合，“行云流水”印面将文字处理成流动状，使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但对于这类印章要视具体情况而经营，可以锦上添花，不必画蛇添足。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无论当下有多少前卫或者先锋的尝试，在一些前辈身上早已经有过试验。比如现在有“江湖书法”，将人体倒立，以发濡墨而书，其实唐代张旭早就玩过；怀素题壁，“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带有“行为艺术”的色彩。问题在于，张旭所留下来的作品并没有用头发书写的，证明这条路行不通。人都有名利心，都有好奇心，不惜哗众取宠，差别在于有人幡然醒悟，追求艺术本体，有的人一直哗众取宠，最终一事无成、贻笑大方。
再来看丁衍庸的几方印，堪称鲁殿灵光，说明印不在多而在精。“牛君”一印中将肖形和文字融为一体，不觉突兀，而且生成了“现代意识”。可以看出在特定的时代潮流中，那些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但传统文化根底极其深厚的印人，新思维和旧传统碰撞，产生灵感火花，从而有数枚精品问世。相比之下，反倒是一些高喊着现代派口号的印人，只懂得一点皮毛，最终变成“四不像”，非驴非马的货色。说到本质，真正要做到中西合璧必须对中西文化同样精通，一知半解只能生吞活剥，甚至是贩卖一些所谓的夹生饭名词来吓唬人。
在近现代画坛，还有一些画家乃刻印高手，虽不多作却常见巧思，如张大千的“大千无止”、潘天寿的“潘大”等。“大千无止”有大象无形之意，一般的印人在常规思维指导下不可能经营这种布局。“潘大”二字的对比反差强度几乎到了一种极限，这种对比正是潘天寿苦心经营之处、匠心独运之美、不拘常规之意。
石鲁的几方印都是用毛笔画出来的，更是一绝。印面完全是一种构成、一种画意，非常简洁。这和石鲁曾到埃及写生有关，从原始壁画和图腾符号中吸收了很多营养，化为无形。构成意识是现代设计的重要特征，把构成理念导入印面，强化整体感觉和基本形分割，凸显形态对比，突出作品的现代感。他的印章中的一些文字就如同原始符号遗迹那样地神秘，与其书画风格极为匹配。甚至可以说，这正是他个人性格的写真，见多识广，艺高人胆大，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标准所能衡量的。
不难发现，画家刻印风格往往与自己的书画相匹配，画家乃主要角色。同样是画家，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和来楚生的印章与以上所列迥然不同，印人的主导性体现出来了，但画家的本领、手段和修养对印章创作有很大影响。有鉴于此，诗书画印兼善者有不同侧面，关键是哪一方面占主导，从而决定了个人印风面目。
画家印人和印人画家并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区别很大。画家刻印可以见巧思、破常规、有启发，但难免也会出现一些怪异之处。个人的设计依赖才情，篆法常常不规范，甚至违背常理，侧重的是整体章法的经营，带有强烈的趣味性，所以也是特殊的，无法复制和模仿的。从艺术相互贯通而带来启发的角度看，品读画家刻印可带来一定的启示，但要谨记一点:可赏而不可学，可作但不宜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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