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是心高气傲之人，自认为“天七人三”，立志“为六百年印家立一门户”。这并非故作高言，从其全部作品来看，赵绝非吉大才疏之辈。赵之谦有很多自负的资本，行草书学何绍基，篆隶书学邓石如，皆能自出机抒，化为自家血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近代艺术史上有着杰出贡献的巨匠，最初的志向却是期望通过做官来飞黄腾达，最终天命不可违，只能将个人全部精力转到书画印创作上来。
赵之谦在篆刻方面唯一的遗憾就是封刀过早。把清代印人约印谱放在一起对比就非常明显，唯独赵之谦只有薄薄的一册。吴让之勤奋，吴昌硕高寿，一生作品颇丰。但赵之谦对篆刻史的贡献是巨大的。赵之谦堪称“印外求印”的典范与集大成者，使用的文字有钱币、碑刻、诏版等数十种之多。而且在“印外求印”的过程中，赵之谦绝不只是简单地拿来套用，而是在再现固有形态的同时，将原字的神髓有机地融汇到具体作品之中。他极力提倡“笔意”，看到的是笔墨而不是刀石，并且将边栏作为印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尽心经营，不再是简单的一个边框，通过残破来追求神完气足的艺术效果，其意往往妙不可言。赵之谦之前的印人是无意而残，唯独他提升到了审美的高度，对后来的吴昌硕影响巨大。再者，赵之谦在边款中首先运用阳文魏书，另辟蹊径，同时将汉画等引入边款，更加丰富。最重要约是，赵之谦在边款中留下了很多印论，既是探讨其艺术思想的来源，也在个人篆刻艺术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所以，像赵之谦这样的才能称得上是诗书画印融会贯通的全才，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影响至今不衰。
黄士陵学赵之谦、学吴让之、学邓石如，最终能另开畦珍。李尹桑祈言堪称至论:“悲庵之学在贞石，黔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黔山之功在三代之上。”在对黄产生影响的人物当中，赵之谦最深，不仅仅是直接取法印章，更育言美理念的对接。赵之谦因为封刀早，黄士陵因为去世早，二人的印风皆没有臻于极致，具有多元的开放性，带来多重启示。
黄士陵和吴昌硕显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趣味。说到本质，吴昌硕是模拟汉印现在的自然面目，斑驳风化。回归天然；黄士陵则追求汉印的原来面目，对那些因为年深月久而造成的风化剥蚀因素视而不见，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美。不独于此，两人在成功方式上也大有区别。吴昌硕从安吉来到上海，后来坐上了西泠印社社长的位置，故而生前即扬名立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黄士陵从黔县一路流浪，到达广东，对南粤影响甚巨，死后影响逐步扩大，声誉日隆，名满天下，效法者不可胜数。由此可见，印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成功方式，但不管如何，一定是要适合自己的。
黄士陵的印风以光洁工稳见长，但学者之病普遍存在，没有很好地理解黄士陵印章的玄机神髓。黄士陵印章之妙在于直中有曲、平中见奇、拙中藏巧、方中有圆，虽有小巧但不做作，极方之中突然有圆笔而不显突兀。一旦直过则无味，面目全非，因为平正并非板滞，而是大味必淡。
赵之谦身体力行“印外求印”，将钱币、瓦当等引入印面。在实践上，黄士陵涉猎得更加广泛，有大批经典之作。入印文字尝试如摩崖、诏版，皆能融会贯通，出自二人之手不觉芜杂纷乱。这当中，黄的金文入印贡献尤大，对后世有开山凿石、筚路蓝缕之功。在他之前的印人偶有尝试，多半依据小篆体式安排，四平八稳，神采全失。黄士陵洞察了金文的规律，依据自然体式安排入印，自然为上，虽然印面布局跌宕，疏密对比强烈，和对汉印一路继承的差异很大，但实质上仍是统一的。一是在个人审美基础上的统一，二是气息上的统一，儒雅明净，一尘不染。气息统一是最高的统一。不管何种文字、何种样式，都能立足自身的审美标准，进行改造化合。
黄士陵的篆书初始受吴大澂影响，因为才气比吴高得多，格调也就更高。字形中少有笔画伸出，以短笔画取胜，气息绵密悠远，笔画光洁饱满，柔中见刚，富有清雅的书卷气，但细细品咂，又有绵绵不绝的金石味，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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