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京城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案——时任殿中侍御史的杨汪，光天化日之下被两个刺客所刺杀致死。
有意思的是，两名刺客杀人之后，在及时逃离现场的同时，还把自己杀人的原因写在了杀人凶器上。
原来，两名刺客分别名叫张瑝和张琇，是原巂（xi）州都督张审素的儿子。
而他们两人之所以来京城刺杀殿中侍御史杨汪，则是因为在开元十九年，杨汪在查办别人举报张审素贪污案的时候，冤杀了自己的父亲张审素。
四年之后，张审素的这两个儿子成年了，从流放之地逃回京城长安。
经过长时间的跟踪、踩点之后，找到了杨汪的上下班规律，并以此制作了刺杀计划。
刺杀计划成功之后，他们两人把杀人的原因写在了一张纸上，系在了凶器——斧头之上，说明了父亲的冤屈（系表于斧，言父冤状）。
然而，他们还有一个新的计划——把当年参与制造这起冤案的另外一名外地官员，用同样的方法予以刺杀，彻底为父报仇。
但是，还没等他们实施自己的这一计划，就被朝廷所抓捕归案。
在对于如何处理两人的问题上，朝廷上出现了两种观点：
以宰相张九龄为代表的大部分官员，都建议免去两人的死刑。
因为在他们看来，此二人之所以杀死杨汪，是为当年被冤杀的父亲报仇雪恨，是正义之举（议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张九龄亦欲活之）。
然而，以李林甫为代表的少数官员，则认为国法大于情义——即便他们两人是为父报仇，但也不能够任意杀人。如果都像他们这么做的话，那还要国家法度干什么。
如果天下人都效仿他们的话，早就天下大乱了——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李林甫等人看来，任何事情还是要遵守国家法度，包括这种冤假错案。
最终，唐玄宗也同意了李林甫等人的观点，认为虽然他们两人在道义上说得通，但却违背了国家法理。
而这种违背国家法理的行为，是绝对不能从朝廷这里打开口子，制造先例。
不然，后面将会有很多人效仿，以至于国家大乱（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
就这样，为父报仇的张瑝和张琇二人，最终还是被朝廷所处死。
但是，为了防止张审素的家人通过破坏两人的坟墓来发泄私愤，京城的好心人在安葬两兄弟的时候，在郊外制造了好几处疑冢，以迷惑他们（作疑冢凡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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