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川人胡成和冯安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两家人世代不和睦。胡成父子比较霸道，冯安只能装作和他们交好。但即便如此，胡成依旧是看不起他。有一次胡成和冯安一块儿喝酒，酒过三巡、醉意微醺胡成开始吹起牛来。胡成说，别害怕穷，百两银子还是很容易弄到的。胡成家一向不富裕，冯安知道他在吹牛，所以就忍不住笑了出来。这时胡成一本正经地说道：实话告诉你吧，昨天我碰到一个大商人，带了很多钱财，我把他扔到南山的枯井里了。冯安一听这才喝了多少啊，就醉成这样。胡成更来劲了，他妹夫郑伦托他买地，所以将一百两银子先存放在了他那儿。为了证实所言非虚，胡成竟拿出那一百两银子在冯安面前炫耀。见了白花花的银子，冯安不由得不信了。喝完酒，冯安一纸诉状就将胡成告到了官府，心想这下可是抓住你的把柄了。
淄川县令费祎祉接案后，于是就把胡成抓了过来质问。胡成据实交代，说他在吹牛。后来又把郑伦和卖地的人喊来，经过对质胡成没有说谎。不过费县令比较细心，后来还是带着人去了南山的枯井。没想到的是，差役下到井底还真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这下真是打脸了，胡成慌忙争辩自己冤枉，费县令一听甚为恼火，命人打了胡成十个大嘴巴子。然后说道：证据确凿，还敢狡辩！说话间就命人用死刑犯的刑具拷住了胡成。不过费县令并没有把尸体打捞上来，只是通知各村，让尸体的家人来认尸。谁知通知刚下发一天，就有个妇人哭哭啼啼地跑了过来。说自己的丈夫何甲外出做生意，带着一百两银子，谁料被胡成杀害。费县令对妇人说，井下确实有一具尸体，不过未必是你丈夫。但妇人却坚称是。后来费县令让人把尸体打捞上来，围观的人一看还真是妇人的丈夫。不过妇人哭得虽然很伤心，但却不敢靠近尸体。费县令跟妇人说，现在凶手已经抓住，但是尸体还不完全，你先回去。等找到死者头颅，就立马开堂公审，到时候让胡成偿命。
然后费县令把胡成喊了过来说，明天不把头交出来，就打断你的腿。说着就让差役押着胡成去外面找，但是找了一天什么也没找到。费县令问胡成，他只知道哭泣。费县令将刑具摆到胡成面前，但却又不动刑。他跟胡成说，那夜你慌忙抛尸，肯定是忘了扔到什么地方，为什么不仔细找找。胡成于是请求再去寻找。费县令问妇人有几个子女，妇人说没有。又问她何甲还有什么亲人，妇人说只有一个叔叔。这时费县令叹道：这么年轻就守了寡，往后日子怎么过啊！妇人一听哭了起来。费县令接着说：杀人犯已经找到，只要找到头颅这个案子就了结了。案子结了你赶紧找个人改嫁，你一个妇道人家，就不要再来衙门了。妇人听了哭得更痛，连忙叩头谢恩。后来费县令贴出告示寻找头颅，过了一晚与何甲同村的王五上报找到了。费县令查验清楚后，赏给了王五一千钱。接着费县令将何甲的叔叔喊来说，案子已经清楚，不过人命关天要结案还得一年。何甲无儿无女，你侄媳妇还年轻孤苦无依，就让她改嫁吧。
可是何甲的叔叔不同意，费县令只好杖责他十下。何甲的叔叔还狡辩，又被杖责十下。最后何甲的叔叔害怕了，只好同意，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妇人听到这个消息，赶紧跑到公堂谢恩。费县令又安慰了她一番，然后说，有谁想买妇人当堂报告。刚退了堂就有个人跑来说他愿意，这个人正是王五。于是费县令又将妇人传唤过来问她，杀害何甲的凶手是谁？妇人说是胡成。费县令说，非也，你和王五才是真正的杀人犯。妇人和王五极力辩白，但是面对费县令的一番推理，他二人哑口无言只得认罪。原来王五和妇人私通已久，于是就合谋杀了何甲。而恰巧胡成吹牛，就想着嫁祸给他。尸体还未打捞，妇人就坚称是她的丈夫？她说丈夫带着一百两银子外出做生意，可是何甲身着破烂衣服，钱从哪儿来？而王五呢，人头在哪他怎么知道那么清楚？王五后来之所以迫不及待道出人头藏于何处，恐怕是想早点娶到妇人吧？这是费县令破案的理由。
后来胡成被无罪释放，而冯安因为诬告被判处了三年劳役。从案发到结案，费县令没有对一个人用刑。这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文中费县令当年很赏识他。蒲松龄年轻的时候，应童生试连续考了县、府、道三个第一，怎奈日后仕途不顺科举艰难，七十二岁才补了一个贡生。然而蒲松龄虽然科举受挫，但是一本《聊斋志异》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费县令的光辉事迹，也因《聊斋志异》传名后世。想到这些，或许费县令泉下有知应该会感到欣慰。不得不说，费县令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官员。审案注重细节讲求证据，不用严刑拷打，是一位难得的好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