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子》第十七章的解读
张剑伟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P141.以下简称《今译》）
承接第十六章“公乃王，王乃天”，本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太上，下知有之”，继续探讨“君人”品格以及怎样“以道理政”的问题。“太上”及三个“其次”，诚如陈鼓应先生所言，是基于价值序列的评价，而非时间序列中的先后顺序。（参见《今译》，P.141）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河上公注为“为太古无名之君也”，吴澄解释为“犹言最上，最上谓大道之世，相忘于无为”。笔者认为，这里的“太上”指的就是最好的“君人”或统治者（“下知有之”中的“下”字，恰与“太上”之中的“上”对应，“下”为百姓，则“上”就是“君人”）。若理解为最好的历史时代、社会状态，与“下知有之”句逻辑上不恰合，欲使其意通顺，仍需依靠“君人”充当逻辑主语。事实上，最好的“君人”
在老子看来，最好的“君人”当政时期，人与人、人与自然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矛盾冲突尚未显露。担任社会公职的圣人们，以道治国，无为而治，不干预社会生活，“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使天下百姓不知不觉中受到教化，创造和维持一种使百姓根据自然天性自在自为地生活的环境。“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君人”之与百姓，犹如水之与鱼、空气之与人，“日用而不知”，百姓只知道有一个“君人”的存在但并不知道谁是“君人”或“君人”到底做了些什么。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了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生动的画面，可以说是对老子的“太上，下知有之……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最好图解。
“其次，亲而誉之。”这是指大道尚存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开始显露的时代，“君人”顺自然而为，化解纷争，调解矛盾，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善事，人们不仅知道他，而且信赖、亲近和赞誉他。大禹泯除杀父之仇，“三过家门而不入”，疏通河道，救百姓于洪水；商汤为排除旱灾，置身熊熊篝火之中，为百姓焚身祈雨。禹和汤可作为此等“君人”的代表。
许多研究者把“亲而誉之”理解为“仁义治国”的时代，即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的“君人”状态，这是值得商榷的。按照老子的观点，“大道废，安有仁义？”（第十八章）仁义得以推广，“君人”赢得赞誉，定是大道存在的缘故。与庄子不同，《老子》文本中很少涉及儒家，几乎找不到赞扬或批评的文字，对于其他诸家也是如此。老子对“君人”的评价始终以“得道还是失道”、“无为还是有为”作为参照系。
“亲而誉之”之所以属于“以道治国”的范畴，另一个理由是老子的“无为”内涵中除了“不为”以外，还包含有“顺自然”、“辅自然”而为之义（反自然而为则称之为有为或妄为）。《淮南子·修务训》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疏通河道，为“辅自然”，堵塞河道则为“反自然”；对禾苗浇水施肥，为“辅自然”，拔苗助长则为“反自然”。故“君人”采取的一系列的“辅自然”行为，取得了成绩，赢得了赞誉，实乃“得道”、“用道”之功效。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这两种时代或“君人”，尽管程度有所差异，但均属于失道、失德或有为、妄为的范畴，是大道废弃后的社会缩影。为何“畏之”？是因为“君人”专制残暴，专权擅威，严刑峻法，嗜杀成性，动不动以武力相威胁、以暴力相弹压，“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人民只能逃避他、畏惧他。为何“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陈鼓应先生把这二句翻译为“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相信他”。（《今译》，P143）并认为，二十三章的这两句“已见于十七章。疑是错简重出”，同时引用卢育三的话说，“马叙伦、奚侗说：此句已见十七章，这里重出，盖错简所致，且与上文不相应，当删。陈柱、高亨、朱谦之从其说”。（《今译》，P165）
笔者认为，搞清楚这两句话的真实意思不仅是把握“太上，下知有之”及“悠兮其贵言”的关键，而且也是逻辑判断该两句话应否出现在二十三章的关键。
郭店简本的文字是“信不足，安又不信”。“又”、“有”古字通假。帛书甲本的文字是“信不足，案有不信”，乙本的文字是“信不足，安有不信”。“案”、“安”古字通假。郭店本和帛书本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版本，不带注解，最接近《道德经》文本的“原生态”，此两句在上述版本中文字高度一致，当视为老子原文。
其他诸本此两句的文字皆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缺了一个“安”字。正是这一字之差，不仅改变了人们理解的方向，而且成了谬解的滥觞，一直流传到今天。“安有不信”的本意应是“哪里会有不信”。“安有……”，解释为“哪里会有……”，这是古代汉语中的一种固定句式，表示反问。如“安有说人主而不得者乎？”（《战国策·秦策一》）“安有常则？”（贾谊《鹏鸟赋》）“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说苑》卷三）“安有巢中鷇，插翅飞天陲。”（唐·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安有寄千金而无券者？”(《清稗类钞·敬信》)
“信不足”是“安有不信”的原因，“安有不信”是“信不足”的结果。当且仅当“信不足”的“信”是指“诚信”的前提下，才会有“统治者‘信不足’，老百姓就信任统治者”的结论（既然统治者的诚信不足，老百姓为何还要信任他呢？）。该结论不仅与老子的原意相反，而且荒唐至极，这可能正是众多版本删掉“安”字的一个原因。
笔者认为，“信不足，安有不信”中的第一个信和第二个信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第二个信是相信、信任的意思，第一个信不是指诚信，而是指言语，引伸为政令。“信不足”，意为不多言、不夸耀、不政令繁苛。《庄子·盗跖》有言：“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成玄英疏曰：“多信，犹多言也。夫识廉知让则贫，无耻贪残则富；谦柔静退则沈，多言夸伐则显。故观名计利，而莫先于多言，多言则是名利之本也。”
“信不足，安有不信”应该翻译为：“统治者不多言、不夸耀、不政令繁苛，人民哪里会不信任他呢？”按照这种理解，这两句话出现在二十三章末尾不是“错简所致”，亦非“与上文不相应”，而是上下呼应、浑然天成。二十三章由“希言自然”开始，到“信不足，安有不信”结束，不仅反映了老子写作手法上的匠心独运，而且彰显出了巨大的逻辑力量！
“悠兮其贵言”。该句是对“信不足，安有不信”的进一步说明，“贵言”亦即“信不足”（少说话），是实现“取信于民”的前提条件。“悠兮”之“悠”，并非如有些注释者所说的“悠然”、“悠闲”之义，而是小心谨慎、警觉戒惕的意思（悠、犹古字通假），如同第十五章中的“犹兮若畏四邻”之“犹”，反映出“君人”谨言慎行的精神风貌。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意谓大功告成了，百姓都说是他们自然而然的结果，没有感觉到“君人”的作用和存在。这是
基于以上分析，本章的校订文及译文如下：
原文校订文：“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译文：最好的“君人”，百姓只知其存在；第二等的，百姓亲近他、歌颂他；第三等的，百姓畏惧他；第四等的，百姓轻慢、侮辱他。“君人”若不政令繁苛，百姓哪里会不信任他呢？（最好的“君人”）总是谨慎戒惕不轻言，大功告成，百姓皆归于自己的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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