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有一些永恒性的问题，像鱼刺般一直横亘在历史的咽喉中。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并非为了答案，而是为了寻获人性。引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el）的话“所有认真、深刻的思考，都是灵魂在她的大海上坚忍不拔地保持自由独立的努力”
思考带来痛苦，因为永远没有答案，但若没有它们，我们不可能像人一样活着。
思考也是一种公共状态，这意味着推倒自信满满的教条的围墙，尝试进入他人的头脑中。
对基督徒而言更是如此，正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雅思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等思想家提到的，“我们肯定的事物通常只是偶像：上帝不能够被包含（限制）在一种教义中”。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名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会遇到政治问题，甚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往往涉及政治，需要采取相应的政治举措。但是，人们却往往简单化地看待政治问题，忽视对其进行哲学上的思考；或是盲目地接受某些政治教条，却不追问其背后的原则是否正当和合理，因而变成恶劣政治意识的俘虏。
《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是马萨诸塞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格伦.廷德（Glenn Tinder）的作品。本书作者针对一些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进行了问答式论述，按照30个主题，将古往今来的西方政治哲学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比对。有人说廷德写了苏格拉底应该写的书，他带领我们检省一些根本的政治概念。
透过本书，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甚至是矛盾而混沌的。这使得人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控的，正是这种失控，推进着历史。人类至今没有“倒在一滩血泊中”，也正是源于这种失控。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相信，正是在这难以理解的失控中，上帝一如既往地掌管着一切。
下面本人尝试分享阅读中的一些思考和收获：
1、什么是政治？
在此问题以前，本书提出了一个本质的问题，即人是否是隔阂的？
如果没有隔阂，就没有政治，换言之，政治是和解的艺术。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他们之间是隔阂的吗？如果有，那是什么？这样的隔阂是否也以其他的形式，出现在两个中国人之间？
类似的，这种问题可以无限延展，男女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职业之间。
如此一个核心的问题出现了，即：什么是隔阂？
廷德给出的定义是：当涉及人们心中最深沉、最持久的东西时，如果他们相互之间是疏远的，人们在本质上就受到隔阂。
一个人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最内在或最根本的自我。你我的本质相同吗？
政治的目的，在于管理或消解这样的隔阂，政治即和解的艺术。
2、 人与人之间是否是隔阂的？
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人在本质上是隔阂的，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缺乏中央政府威慑力的状态下，人们在一起没有欢乐，只有痛苦。霍布斯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把人看为物质的个体，人们只能在某种意义上被统一起来，像砌墙的石头一样，因此他认为人类只能通过君主专制统治的权利来统一。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类在本质上并非隔阂的，他们天然的属于城邦，不属于城邦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
人类隔阂与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由信念来决定，你周围的环境（报刊、教育、家庭、书籍等）形塑了你的“人观”。问自己，人的本质是什么？在这本质上人与人的隔阂在哪里？对这个问题回答，决定了你如何看待人类社会。
3、如果人在本质上没有隔阂，为什么在他们中间充满了冲突和分隔？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认为，隔阂的存在是因为我们背叛了人的本质。因为罪的介入，人放弃了从创造而来的神圣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疏离了。罪不仅仅是意志的倾向，更是一种难以改变的意志结构。
例如，阶级之间的彼此仇恨，不单是“我恨他，因为我们彼此不同”，更是出于“他损害我的利益、影响我的便利、破坏了社会和谐、分裂了民族”，这些观念环环相扣，形成稳固的堕落结构，使得人与人之间无法不互相仇恨。
相对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则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不存在隔阂的，社会的失序纯粹出于偶然——在人类的早期阶段，财产和权利意外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不是出于人的邪恶，但这的确败坏了人类自然的高尚。换言之，在卢梭一派看来，社会的矛盾是出于“本不该有”的误会。
奥古斯丁和卢梭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差异，导致了政治立场的分野。
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体制中的邪恶是人性邪恶的结果。人是危险的，现有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可能不健全，但是，只要它们保证某种秩序，它们也是有价值的。
而卢梭却认为，人性的邪恶源于体制中的邪恶，单独的秩序本身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人类可以做更伟大的事情，他们可以获得正义和幸福。
套用《上帝之城》的说法，奥古斯丁本人认为完美和正义的国度注定是与今世平行的，她只能从人类以外，以降临的形态出现。而卢梭则认为，人的纯朴不是无法挽回的丢失了，地上的天堂是有希望建立的。
对人性的乐观和悲观，是一种两级化的对立，这决定了你如何看待隔阂。
讽刺的是，纵观历史，革命、独裁、专制总是出于某种对人性的乐观精神。
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中描述到一个场景，当纳粹德国下令清除犹太居民的时候，那些站出来检举犹太居民，将自己的邻居驱逐出境的，正是那些对民族充满乐观的德国人。
对人性的乐观，使人相信这种“不应该有的”隔阂是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清除的，只是代价的问题而已。
相反的，悲观导向的是保守主义，某种对道德、传统、体制的依赖，对人性的提防，对权利的制约。当然保守主义备受诟病，例如机械的教条主义、僵化的传统痼疾。
但历史中也不断出现有价值的创新，往往是出于保守主义的，例如改教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奥古斯丁神学的回应。
对人性的乐观，在政治上的反响是通过事无巨细的管控来消除隔阂，完成统一，例如g产d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对人性的悲观，在政治上的反响是接纳隔阂，寻求合作。例如《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到的寻求互相抵消的利益，而非一致的利益，将建立稳固而非混乱的政体。联邦权利对抗州权利，行政权利对抗立法权，司法权对抗立法权、行政权。银行家的经济利益对抗农民的经济利益。以此形成公共层面的“僵局”，保证私人层面的自由。
当然，人性是混杂的，上述观点只是两股较大的暗流，穿插在人类历史中。但这有助我们反思自身的政治观念。
“邪恶的体制”，这个命题成立吗？还是说，人性的邪恶造成了体制的邪恶？
社会的失序是因为政体不够完善，还是说政体承载了它压根就担当不起的“伟大”使命？
当一个ZF接下了某个它担当不起，甚至不应由它来担当的“伟大”使命时，“伟大”是否就会成为“丑陋”？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出发点在于你如何看待人性以及其间的“隔阂”。
如果你看到，出问题的是体制，人性没有问题，那么改革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如果你认为是人性的邪恶腐蚀了体制，看到如此泱泱大国的掌权者其实和我们一样背叛了人性的本质，其无知、市侩、自私自利之心昭然若揭，那么除了绝望之外，你至少还可以相信，国家的运转与和平其实并非是政党的功劳，而是有一个更加超自然的力量在托住这个荒唐而又摇摇欲坠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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