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之所以长期饱受争议，往往因为正反两方面都有理有据，却又并非全然无懈可击。中国GDP究竟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就是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近来，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的最新言论，这个问题再度升温。如果抛却信息不对称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主观情绪，那么，仅从学术角度而言，高估论和低估论都是逻辑严密的。我们很久之前就被约请参与这个学术讨论，但始终没有给出我们的学术观点。因为结合学理和事实，正反两面都具有说服力，无法轻易得出结论。不过，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越来越相信，比结论更关键的是，纠结于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风险的。探讨这个问题的过程已经表明，对于理解中国经济、评估中国政策和把握中国机遇而言，GDP的指标价值可能正在下降。
低估还是高估，学术探讨尚无定论。简化一下，对中国GDP数据真实性的质疑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方面，质疑集中于，统计环节有问题。这方面高估论和低估论都有话说，但就学术严谨性而言，低估论略占上风。
高估论认为，中国GDP统计在地方层面存在严重的虚报现象，然而，这种质疑缺乏足够的学术证据，而且也很难相信这种现象突出存在了30多年并对中国GDP数据造成了显著影响。至于一部分经济学家做出的“另起炉灶”独立统计中国GDP的尝试，我们认为，这反而从技术层面上比中国官方统计更加不可信。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不认同由主观臆测主导现实讨论、由道德风险绑架中国问题，从纯粹主观角度去评价中国GDP的长期动态演化，是失之偏颇的。
相反，低估论在这方面更加严谨，他们普遍认为中国GDP统计存在明显的遗漏问题。对于遗漏了什么，存在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地下经济和灰色消费未能进入统计视野;而许宪春在7月2日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中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难以完整采集生产数据，新经济成分被遗漏了。
另一方面，质疑集中于，从名义GDP向实际GDP的转化有问题。这方面高估论占据明显上风。调查统计得到的名义GDP按行业折算成实际GDP，折算因子加权得到GDP平减指数这个全局性的通胀指数。一些学术研究始终聚焦于对GDP平减指数公允性的质疑，由于这个指数产生的过程是不透明的，所以，这些质疑也具有学术上的说服力。高估论学者经过学术研究后认为，中国GDP平减指数被人为压制，进而导致实际GDP增速被拔高了。
从我们的简化分析可以看出，高估论和低估论在学术上从不同方面切入，进而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两个方面的讨论都具有学术严谨性，由于它们无法彼此形成学理上的正面碰撞，所以尚无压倒性定论。
低估抑或高估，有些事实是确定的。实际上，简单洞察低估论和高估论的学术切入点和推理逻辑后，我们反而可以确定一些事实：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崛起是公认的事实，并不会由于对中国GDP的质疑而发生任何动摇。无论高估论学者做何种测算，他们的结论也仅是将过去30多年中国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往下调整一些，调整后的数据依旧大幅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和新兴市场平均经济增速。
第二，中国经济增速现在和未来依旧具有相对优势，GDP争论也没有否定这个趋势。
第三，中国经济数据可信性的关键问题不在于主观层面，而在于客观层面。主观上的道德风险在长期中是很难甄别的，而客观上，中国经济数据缺乏足够的体系层次，进而难以彼此证伪，此外，一些重要数据的产生过程缺乏透明度，这些才是可信度不足的根源，而这些客观层面的改进也是可以期待的。
第四，解决中国GDP统计的遗漏问题并非出于“做高”增长率的目标，实际上也很难通过这条路径来提振增长率。对于新经济和地下经济的统计，本就是难以快速完成的命题。而且，即便取得阶段性成果，对增长率的影响也很有限，例如，美国在GDP统计中增加了知识产权投资的内容，而其对1947年以来美国季度增长率的长期提振仅为0.14个百分点，相对于3.23%的美国长期经济增速影响甚微。
第五，中国GDP规模的观念扭曲，中国自身层面的影响远不及国际机构的影响。例如，IMF的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实际GDP的全球占比达到17.24%，甚至超过美国，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IMF使用了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折算因子，这个折算因子是3.55，明显低于人民币对美元大于6的市场水平，进而明显高估了中国GDP以美元计价的规模。
低估或是高估，这并不是关键问题。从学理角度转换到投资角度，我们认为，高估论和低估论孰对孰错并不重要，真正关键的是，这个学术讨论表明，中国GDP数据对于理解中国经济而言可能越来越存在“价值缺失”。
我们由此得到三个值得深思的推论：
第一，从GDP的宏观维度观察，可能很难全面捕捉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微观变化。正如我们之前对“十三五”的研究所示，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微观崛起、消费崛起为核心特征的未来，由于数据体系建设的相对不足，中国宏观数据特别是GDP数据可能越来越难以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变化。
第二，从GDP的宏观维度评估，可能很难全面把握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政策效果。中国经济的核心特点是旧经济凤凰涅槃、新经济万物生长，而对新经济存在统计遗漏的GDP数据难以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效应，反而对传统刺激政策更加敏感，这实际上对理解中国经济政策的长期效果带来了一定困难。
第三，从GDP的统一维度比较，可能很难看到中国经济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重要差异。与欧美相比，中国有两个难以察觉的不同，一是70后、80后作为中产阶层新主力具有相对50后、60后截然不同的经济观念;二是中国创新经济模式成长的土壤相对于成熟经济体更加有利，由于上一代创新模式发展得不够充分，新一代创新模式的推广反而阻力更小，这从中国网络消费、共享经济的井喷就可见端倪。
总之，中国GDP高估还是低估，并不是关键。真正重要的是，只有不纠结于这个问题，减少对宏观经济数据的判断依赖，更加重视来自微观层面的数据证据和趋势动向，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各种机遇。程实(作者系工银国际研究部联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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