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Spee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bel Prize. Stockholm, Sweden, 6 December 1991。
转载于：J. Murray （ed.),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 Vol.7.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11. pp.935—949.（#578)。
我本可给这场演讲起另一个题目“天堂六十年”，用直白的言语来庆祝六十年来的经济学学术生涯给我的不胜喜悦的感受。在这里，我不是想借名人来自抬，而是要称颂许多大学者，因为他们把20世纪的后三分之二，变成经济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借用或延伸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的说法，可称之为“我们的时代”或“我们这群人”。
这是场生日聚会。你可以不来参加，但如果来了，那就要说些好话。萨缪尔·约翰森博士（Dr. Samuel Johnson）曾说：在这样的场合说话，不必受誓言的约束。如果我犯错，我也错在积极的一面。撒克雷（Thackeray）写《名利场》时，他称之为没女主角的小说。今天这场较感性的演讲，是一场没有反面角色的概述。我只讲真相，而且只有真相,但请注意，这不是全部的真相。
我要学佳吉列夫（Diaghilev）把芭蕾舞复活的做法。他让巴克斯特（Bakst）的舞台布景，比原先的更加绚丽，“使之与人们记忆中的一样鲜艳”。这就好像前些时候，有家报社只想发布好消息。让报道战争、强奸和太空探险失利的任务，交给别的报社去做吧。这项做法在商业上不成功，不久就消失了。有人说，社会对好消息没有强烈需求。对识别问题更老练的研究者指出，报刊消亡的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对愉悦性内容的供应不足。
伟大经济学家和顶级科学研研突破的供给不足，不是我的问题。1932—1991年经济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证明此事的方法之一，是找出不久前发表的经典性文章，然后与今日文献中同样议题的标准处理方式来进行对照。我刚刚给自己定下规则，说今天只谈好事，所以我就无法做这种考证工作。听众请自行阅读马歇尔、维克塞尔和庇古（Pigou）的伟大著述，以确认凯恩斯所说的“我们伦理科学中最令人愉悦的分支”指经济学。——译者注取得的非凡进步。他们是巨人，我们就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的祖先在黑斯廷斯战役拉满了长弓，但此后每代人都站在学科累积的更高点上。今天的萨达姆·侯赛因拥有的火力，比过去历史上任何一位成吉思汗所能召集的火力更强。
现代经济的周期愈来愈长，科学的进展也一样。艾萨克·牛顿本人，就是一场实至名归的科学革命。随着英国进入困难时期，科学家只好走向欧陆，向莱布尼茨之后的学术明星例如伯努利家族、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以及那位无与伦比的高斯学习。在经济学界，我们有休谟、重农学派和斯密的时代。接着是间歇期，直到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密尔父子脱颖而出。出完火警后，回程路上的消防车，其实是行驶在去下一场火灾的路上。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埃奇沃思、马歇尔、维克塞尔和帕累托，这些英雄都翱翔于凡夫俗子望尘莫及的境界。
我想委婉表达的是，1850—1875年这个时段，对即将出生的经济学家来说，可谓生不逢时。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对经济科学来说，还不是收获季节，当然也非不毛之地。怎么可以对孕育出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阿林·扬(Allyn Young)和庇古的土地，说这种话？不过这一代人其实并非可遥不可及。
1932年1月2日初次接触经济学，那是我的造化。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正处于最糟糕阶段。凯恩斯正忙着蜕变，年轻的希克斯正在寻找自己的术业专攻。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两位的名字？那是为了方便介绍我个人的经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尤金·斯特利（Eugene Staley），主动告诉16岁的我：凯恩斯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学家。那时凯恩斯的《货币论》已经被视为他的经典之作，所以那并非蹩脚的判断。后来我去了哈佛大学念博士，年轻的助理教授约翰·卡斯尔斯（John Cassels）告诉我：“希克斯即将崭露头角。”那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意外。
三年前应美国东部经济学会邀请，我做了个题为“经济学界的不死老兵”的演讲参阅本书第11篇（#577）。——译者注。讲述在世或已故经济学家生平轶事的过程中，我提到的一些事情现已发表。法律顾问让我放心，重复自己不能算抄袭。客人和鱼鲜一样，两天后就发臭。但好故事只会越讲越好听。
熊彼特
从何说起呢？先说约瑟夫·熊彼特吧，我心目中的熊彼特。现今正流行名副其实的熊彼特传染病。至少已有四部熊彼特传记面世，都在讨论熊彼特是否因嫉妒凯恩斯《通论》的成功而愤恨不已。是的，我相信是。亚伯拉罕·林肯的法律伙伴说，有个小闹钟在林肯的名誉欲中滴答作响。熊彼特也是如此，他出身在维也纳上流社会边缘，才华横溢，没有兄弟姐妹。他每晚会在日记中给自己打分。他乱给分数，把A 赏给我这样的人。熊彼特渴望得到理论家的名誉，但这不是属于他的东西，因此他的自我评价很苛刻。他和斯汤达一样，死后才大红大紫。正如海明威的朋友所言：“好好活着就是最好的报复。”体面死去也是如此。“熊彼特如日中天”，这是最近某篇文章的合适标题。
熊彼特最后终于找到了他的比较优势领域，那个领域不研究稳态时的零利率，也不研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v）周期、朱格拉（Juglar）周期和基钦—克拉姆(KitchenCrum)周期的本轮指他开始写作《经济分析史》，逝后于1954年出版。——译者注。熊彼特迅速掌握历史文献的本事无人能及，他对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史有全新的观点，且无拘无束。他在1920年的社会学研究就指出了政治人物的寻租，这比现代公共选择文献愤世嫉俗的研究趋势要早。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是对的，作为文体家（我还要加上演说家），熊彼特与凯恩斯属同一级别。东欧人现在需要熊彼特所强调的这一观点：我们的经济体系并非只有利润，而是会有盈有亏。他们需要熊彼特这一洞见：竞争必然会减少损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当我注意到熊彼特预言的失败，或帕累托式的顽固和保守时，我想到霍姆斯大法官（Mr. Justice Holmes）给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写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虽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不是唱给我听的，但我会读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这不是因为斯宾格勒就是对的，而是因为这家伙跟我水平差不多。
我们也许能赢得顶级名气，但仍无法置身于自己所处时代的重要趋势之内，熊彼特的故事就是个例子。要明白这点，让我将六十年来经济学的这些重要趋势与熊彼特的奋斗做一番对比。
时代精神
早在1932年，经济学就已为数学化做好准备。早期的各自独立的开拓者，如古诺、杰文斯、瓦尔拉斯、埃奇沃思、帕累托和费雪，都曾用过符号体系，但经济理论和统计学的大坝现在突然决了口。在计量经济学被视为适合经济分析的统计学工具之前，它已有词典上的意义：就是数学、经济理论和经济统计学三者的结合。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迅速起跑。阿瑟·鲍利（Arthur Bowley）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但还处于埃奇沃思的传统下。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继承了H.L.穆尔（H. L. Moore）的哥伦比亚大学传统，在芝加哥大学继续发扬光大。有弗里希（Frisch）和丁伯根（Tinbergen）两位助阵，入侵者成为了胜利者。纯数学家只是偶尔居于中心地位，沃尔泰拉（Volterra）和格里菲思·埃文斯（Griffith Evans）就是例子。我们逐渐了解到冯·诺依曼的开创性著作（双人零和博弈论，以及他提出的分时段、由投入决定的生产模型）。还有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的著作（最佳控制的储蓄、可行的次优消费税、主观概率，以及社会基数效用最大化的推导）。尽管如此，经济学家大多是自学成才的。我为媒体撰写的祝贺约翰·希克斯荣膺1972年诺贝尔奖的文章，把他描述成聪颖敏捷的学习者，我的初衷是想恭维他。但希克斯以责备的口吻写信给我，说他在克利夫顿学院和牛津大学的数学训练有多优秀。我当初没告诉他一件事，这件事可以作为我自我辩解的理由：罗伊·艾伦（Roy Allen）说起，他把内托（Netto）介绍行列式的小书借给希克斯，不久后希克斯把书还回来，还附了一本自己的数理经济学名著《价值与资本》（1939）！
在没有数学工具的情况下，几颗聪颖脑袋就能跟上，甚至能推动经济科学——唉，我们正把这样的时代抛在身后。卡尔多（Kaldor）对微分方程一无所知，竟然能令人信服地为曲线乘数准加速数模型，推导出范德波尔—瑞利的极限循环；勒纳（Lerner）仅凭智商，就能看出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壮举都堪称奇迹，就像单手表演的杂技演员一样值得喝彩。如果你把近几十年来的百多个重要发现圈出来，你就能感受到我们对19世纪的挑战做出的回应：数学给经济理论增添了什么？最近的100个发现，有90个都拜数学所赐。但是，对往昔年岁的怀旧之情，还是会油然而生。
如果这个浪潮的开始，只是数学家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那么当它击中经济学时，经济学家就冲向布尔巴基数学社团（Nickolaus Bourbaki），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寻求帮助。此事已在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思维实验中，得到充分说明。他提议：“对顶级期刊《物理学评论》（Physical Review）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进行内容分析，评估所运用的数学技巧的前沿程度。你会发现，《计量经济学》的现代分析工具，扩展得最多。”我担心指出这一点的这位经济学家会被认为是在装模做样，容我郑重地补充一句：西蒙不仅是经济学家，他还把我们的空想视为堕落的标志，而非创造才能的标志。我还要指出，更好的逻辑绝没有害处。我的熟人中，很少有人因为过于关注理论的优美，而在现实的淤泥中找不到珍珠。他们可以一连几小时打网球、打桥牌、做期权交易、与异性调情，他们也会在剩余的时间里，等待新范式和实证研究重大发现的出现。我们攀登高山，是因为山就在那里。我们沿着报酬递减曲线拾级而下，因为在等待报酬曲线因为外生因素而移动的过程中，我们别无他法。
命运一直安排我跟同时代的领军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密切交往。当前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者如果以为，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会处心积虑要从上面这些人那里赢取赞誉，那就大错特错了。非经济学界的科学家，无一例外地对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毫无兴趣。哈佛大学数学家乔治·麦基（George Mackey），从不想跟我讨论我的《经济分析基础》。反而是我的入门书《经济学》［或约翰·雷（John Rae）的利息理论］，而不是像德布鲁的那种纯数学的细微之处，吸引了他的注意。
我的科学家朋友都由衷相信，如果他们从实验室挪出部分时间，就能在半个休假年内解决掉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难题，之后过上幸福的生活。它使我想起剑桥大学的拓扑学家怀特海（Whitehead）。一位同事问他：“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称数学全都是同义反复。我们该怎么回应？”怀特海回答道：“数学也许是同义反复，但为什么罗素就不能做这种该死的事？”经济学看起来跟蒙德里安（Mondrian）的绘画一样轻易，若想改善它，只需一把尺和几条有颜色的线。我会跟毛姆（Somerset Maugham）一样，说：“不妨一试。”
我老师那代人发现，数学是个难以背负的十字架。在他们以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身份发表的演讲中，他们痛斥数学既装模作样，又浪费时间。他们大量引用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认为数理经济学无足轻重的看法来自我安慰。但他们家门口的那个拦路虎就是不肯离去。他们一输再输，葬礼一个接着一个。
人口爆炸
经济学这个行当的另一个趋势，是规模和从业者数量的遽增。这一切发生在当美国经济学家的数量差不多等于按摩师数量时。无论好坏，我们已把那些江湖郎中甩在后面。“经济学导论”已成为大多数高校里人数最多的一门课。成千上万的经济学家出席美国经济学会的圣诞聚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故事都差不多。人们的写作倾向是一个普适常数，而阅读倾向则相当有限，这就意味着，在刊物发表论文的竞争要比以往都更激烈，甚至在经济学已逐渐形成专业分工之后。
旧制度下的生活曾经甜蜜过。我们圈内的少数人，曾经为中等规模的读者圈写作。现在，丛林既拥挤又污秽。这一切也适用于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攀登者的数量已翻倍再翻倍，要独占鳌头十分困难，年轻学者被这样的困难压垮。诺贝尔奖数量的守恒定律，导致失望的数量节节攀升。
西进潮流
与前面谈到的数学化和规模爆炸的趋势相关的是，经济学科的重心从欧洲迅速移向美国。这部分是因为希特勒送给新世界的礼物——因为熊彼特、哈伯勒（Haberler）、马克卢普（Machlup）、马尔沙克(Marschak)、勒纳和列昂惕夫这些人，纷纷登上我们的海岸并留了下来。这也反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的绝对比重。钱能推磨，我指的是已校正过物价的钱。更多经费意味着更多大学生，更多学生意味着更多教授和更多研究。在今日的国际贸易中，生产要素会向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工资的地方转移。
我年轻时阅读英国作者的著述，我们的休假年也在国外度过。而如今我们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梦寐以求的是在斯坦福过冬，而不是在牛津剑桥、奥斯陆或鹿特丹。我的年轻研究生，对这些传统的经济学圣地不再仰视。别迁怒于信使：我只是在报告事实。
所幸的是，今天，地点与地点的集中，已不如过去那样重要。战前我有幸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奥斯陆、鹿特丹或斯德哥尔摩，都算还是不错的选择。当我被催着给战前的经济学家提学术生涯建议时，我必须直言：“无论是乞讨、举债还是偷盗，你都应该去实际行动真正发生的地方。”今天我能列出70个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的名字，信息更灵通的人士还可以再列出70个来。
两场革命：垄断性竞争革命与凯恩斯革命
1932年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三项重大突破此处说有“三项重大突破”，其实只谈了两项。——译者注：首先是在微观领域的革命，它与爱德华·钱伯林（Edward Chamberlin）和罗宾逊夫人有关。它姗姗来迟，迫使马歇尔开创的传统万般无奈地去追赶古诺在1838年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分析。钱伯林—罗宾逊的革命，除了并入博弈论和管理经济学的部分，已经几乎引不起当代人的注意。我相信那是个错误和倒退，部分是因为芝加哥学派倾向自由放任，部分是因为数学家渴望待在凸集理论舒服的美景里。不过，此时此地不宜争论这个问题。
第三次革命的时间，我定在大约五十年前，凯恩斯的《通论》我们先暂且不论。从课堂上的局部均衡的微观经济学转向用几种商品、几种要素来绘制图表的一般均衡，这是重大的范式转移，那发生在大约1941年前后。两星期前受邀参加在安阿伯安阿伯（Ann Arbor）是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密歇根大学所在地。——译者注举行的五十周年庆时，我想到这件事。沃尔夫冈·施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罗·萨缪尔森是周年庆的荣誉学者。大家从数千英里之外，聚在一起，来庆祝一个引理——所谓的“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广泛应用——的五十周年庆。我在庆会上说，造成巨大影响的，不是关税能对实质工资，或是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在地理上稀缺的任何一种生产要素，有实质的保护作用。要紧的是，把容易解说的埃奇沃斯生产框图，以及其中隐含的在大炮与黄油之间权衡取舍的可能性边界，带进大学课堂内。只要瓦尔拉斯、卡塞尔（Cassel）和俄林停留在（N M）个未知数、（N M）个等式的抽象范畴内，马歇尔的那套旧学说，就会牢牢占据基础课堂和初级课本。罗宾逊夫人、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等人，犹如同时被同一颗小行星击中，占领了一般均衡这个较易处理的领域。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通论》这颗惊人的炸弹横空出世。真正的“宏观经济学”诞生了，日后这个名称才见诸文献或词典。在物理学界，爱因斯坦和玻尔争论着物理学量子理论最根本的基础。两位物理大师的争论未必就比战前或战后经济学家就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争论更具戏剧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出现的原初版本的凯恩斯主义，大胆地忽略了微观基础，绕开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只要是能对付十年萧条的方法，就是当时的圣经。随着战争的到来，以及大萧条和战争都隐入历史，中央银行和财政政策的行为方程式都发生了变化。凯恩斯范式开始了螺旋式的演进，这儿加个存量变量，那儿加个累积滞后，一路修修补补。一旦MV=PQ中的V，成了利率的增函数，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说的轨迹就汇聚在了一起。
“我们现在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这是对哈考特（Harcourt）在19世纪末那句抱怨——“我们现在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的有意识的呼应。今天我们才进一步分裂为：后凯恩斯学派、折中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以及新新凯恩斯学派。对我这样的在战后经济萧条自行终止时放弃了原初版本的凯恩斯主义的人来说，我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发现了凯恩斯在科学上的伟大之处：在解释“理性预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是后帕廷金（postPatinkin）的货币与价格数量论时，我会用到一些在萨伊和马歇尔这些前凯恩斯学者的著述中找不到的变量和函数，而即便是维克塞尔和费雪的著述也没有明确提出这些变量和函数，充其量只是隐含了这个意思。没有人的声名可以与他媲美！“合并吸收”（Obliteration by Incorporation），正是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的科学进步的标签。
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宣称1936年后的宏观经济学是真理，而是想提请各位注意，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学的单纯的乐趣、活力和进步，它们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学的特征。尽管一路凯歌，我们从不缺乏挑战或惊喜。
两则趣闻
我的7个孩子和后来的15个孙辈，总是要听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的故事。我必须赶紧履行承诺，讲讲我们这伙人的趣闻。
我卖一送二。在战争结束时的伦敦经济学院，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向我打听过他们以前的学生阿巴·勒纳（Abba Lerner）的情况。我汇报说勒纳状况极佳，每小时都在生产新的定理、引理、自相矛盾的妙语、改革运动和金属丝雕塑。我还补充道：“战时和战后，他的朋友必须保护他免遭自伤。”
“什么意思？”这两位热心的自由主义者问我。
“呃，勒纳写过一本小书，提出向欧洲战场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太平洋战场的麦克阿瑟将军提供抽象的购买力，购买力的大小与两个战场的相对重要性成比例。两位将军然后再各自把这些购买力分配给上校，再由他们分配给中尉和大兵。这样就能运用拍卖市场的原理，以有效率的分散决策的方式进行战争。勒纳始终不理解，为什么他的朋友劝他不要出版，以保护他的名声。”
哈耶克打断了我：“那又怎么啦？我提出过一模一样的建议。”
我想换个话题，继续说道。“上次美国经济学会的圣诞聚会上，勒纳占用了酒店的一个舞厅，来发布他的政治纲领。他的方案是什么？西方应该给斯大林下最后通牒：要求苏联立即引进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还有以边际成本定价的自由，否则我们就往苏联扔原子弹。”
这次轮到罗宾斯开腔了。“那又怎么啦？我就发起过那样的提案。”
去年一月，我荣幸地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市，作了第二期的莱昂内尔·罗宾斯讲座，我引述了两件事。莱昂内尔个子高挑、容貌英俊，总是让人印象深刻。有一次，罗宾斯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高水平的讲座，台下年轻的鲍勃·索洛对我耳语说：“不像他那样讲课的人，都该拉出去枪毙。”
回到马歇尔计划的年代(1948年)，罗宾斯在巴黎为一个通胀委员会工作。我在某次经济学家的鸡尾酒会上遇见他，确切地说是偶遇。他一身礼服，看上去比任何人更显高贵。他出于客气，非常有礼貌地展示出了对我的兴趣。这让我越来越激动，我夸夸其谈，自我陶醉，嗓门越来越高——在过度兴奋之中，我竟然把马丁尼鸡尾酒全洒在了他的笔挺的礼服上。我赶紧愧疚地把餐巾纸递给他。莱昂内尔泰然地说：“没关系，我亲爱的保罗，不必在意。”
我能说什么呢？作为一个业余的人类学观察者，我对罗宾斯说：“在从波斯顿到巴黎的飞机上，有位来自大英帝国边缘的殖民者，挨个跟每位乘客说起他可能会错过在巴黎的转机。他的神经质惹恼了50多个人。而在这儿，尽管我的举动笨拙，您却让我完全放松自在。大英帝国建造者的沉着镇定果然名不虚传。”
莱昂内尔轻轻戳破了我吹起的这个浮夸的气球，他说道：“是啊，保罗，那所我从就读的公立好学校意指伊顿公学。——译者注，为我创造了奇迹。”我们再来一个卖一送二的轶事。
尼基·卡尔多（Nicky Kaldor）、汤米·巴洛格（Tommy Balogh）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曾是室友，那时候他们还是单身汉。巴洛格有一次回来的时候，另两人正在激烈争论。当巴洛格与卡尔多一起出门时，巴洛格说：“我不知道你还懂帕累托的经济学。”
尼基说：“我不懂。但罗森斯坦罗丹跟我一解释这个问题，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尼基在盟军轰炸调查期间，有过传奇性的故事。当美国大兵发现戈林的私人火车车厢上，装载着苏格兰威士忌酒时，他们一滴都没碰，这是闻所未闻的节制。尼基喝了，并认真开始工作。整整60分钟过去了，这些训练有素的美国人看了看手表，然后开始纵酒狂欢。尼基始终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为了向我解释凯恩斯著名的幽默感，有人告诉我，卡尔多在剑桥大学时患过足病。当凯恩斯得知是脚癣时，他坚决不相信。他说：“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告诉我，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患了书写痉挛症？”“脚癣”的英文“athletes foot”直译为“运动员的脚”。“书写痉挛症”的英文“writers cramp”直译为“作家的痉挛”。——编者注
在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辩论中，鲍勃·索洛常引用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对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说的话：“你对什么事情都言之凿凿、确信不疑，巴宾顿，你真让我羡慕。我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能有点你的那种自信就好了。”
在与好友和网球球友弗兰科·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在一起时，我常会戏仿悉尼·史密斯向麦考利报怨的方式，这样打趣：“弗兰科，在我死后，你会后悔从未听到过我的声音。”经济学家常争论谁讲话更快，是莫迪利亚尼还是阿罗。结论是：肯尼思·阿罗适合短跑；但对于长距离的马拉松，把钱押在弗兰科身上吧。在这样的赌局中，艾伯特·盖洛德·哈特（Albert Gaylord Hart）也是个强力的竞争对手。他曾跟我说，他和约翰·希克斯曾经在心满意足的静默中，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傍晚。我承认我对这个故事半信半疑。
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被大家认为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之孙，他讨人喜欢地同时具有孩子气和老练。亚伯拉罕·沃尔德（Abraham Wald）还是个在维也纳挨饿的数学家时，奥斯卡就发现他在研究经济学。剩下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奥斯卡曾告诉我，在他看来，希特勒的审查制度，并没他以为的那么糟糕。他给住在奥地利的母亲，寄送愈来愈具煽动性的信件，奥斯卡借此来确定信件的尺度能被容忍的临界点。这里面有你想要的科学热情。
摩根斯坦的名字让人想到约翰·冯·诺依曼。冯·诺依曼非凡人也。在古老的博士考试仪式中，考官会向博士生提出一个无解的问题。传说冯·诺依曼找到了答案！伟大的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从未在考试仪式上讲话，但在冯·诺依曼考试时，他恳请提个问题，这让在场的人刮目相看。他说：“我从未在哥廷根大学的考场上，见过如此精致的晚礼服。我可以问一下这位考生的裁缝是谁吗？”我喜欢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冯·诺依曼的故事。只要你能抓住他几分钟，他是出名地肯帮忙。有一回，这位伟人对一位满腔热忱的研究者说：“如果你先做A，再做B，然后做C，你或许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回到实验室后，这位研究者把A做好了。然后B也做好了。太阳升起时，C也完成了，于是所有问题都奇迹般地解决了。他感激涕零，立即打电话给冯·诺依曼：“正如你说的那样，做完A、 B、 C就搞定，彻底解决问题，完美。”冯·诺依曼懒洋洋地说：“事情没搞砸，就别打电话给我。”
在校园里，两岁就是一个代沟。六十年过去了，当我再说起乔治·施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艾伦·沃利斯（Allen Wallis）这些我在芝大的学长，读者会觉得好笑。我们在价值判断上有分歧，但我们从芝大开始就一直是好朋友。我要间接地把这项成功，归功于保守的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与不拘于传统的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因为他俩的关系不佳。在遇见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或贝蒂尔·俄林之前，我听说他们已经知道了前辈的坏榜样，这说服他们把个人恩怨置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之外。我记得有人说，爱因斯坦和普朗克都有很好的性格，他们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共同提升了德国物理学的水准。
我观察到，学者更善于向朋友，而不是向敌人学习。霍特里那样的圈外人对凯恩斯《通论》初稿的批评，如果是出自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会更容易被接受。这是人性，但完全错了。卡尔·波普尔忠告我们：做你自己的最好的批评者。为什么要把这种乐趣留给敌人？我也给出一个类似的建议：关注其他人的数据和论证吧。朋友的著述反映的多半是你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
我向米尔顿·弗里德曼学到了许多。施蒂格勒说弗里德曼的命题，很可能比大多数人的都更有分量，因为弗里德曼的命题受到过大量的证伪检验。施蒂格勒只说对了一半。弗里德曼的批评文章，让许多假命题胎死腹中，这也应归功在弗里德曼身上。我把弗里德曼的一些值得引用的警句，当作额外的礼物。以下是两例。
我们有过多次公开辩论。其中一次我说：“狄德罗被诸神赐予了所有的天赋，除了对话这种天赋。米尔顿，诸神也赐予了你所有的天赋：敏慧的大脑和一贯的价值观。他们给了你所有的天赋，米尔顿，所有的天赋，但就缺了'说不准’这种天赋。”大家都笑了，但接下来，弗里德曼博士用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力地回敬了我：“保罗，只要握有真理，就算一个人也是大多数。”
我还喜欢引用我第一次从米尔顿嘴里听到的话。“未来比现在长久。”若把这句话和凯恩斯的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会死”相对照，你就得到了黑格尔、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所谓的“深度真理”（deep truth）：其否定也是深度真理的真理，就叫做深度真理。关于乔治·施蒂格勒，除了他对信息经济学、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史的诸多学术贡献，我还能说什么？我听乔治讲的妙语金句，跟我引用《巴氏常用妙语辞典》的次数一样多。如果圣彼得告诉乔治，到天堂后一星期不许讲笑话，我肯定他无法熬过星期三。我告诉乔治，他的儿子，杰出的统计史家斯蒂芬（Stephen），和他就像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施蒂格勒从数学家乔治·伯克霍夫（George Birkhoff）那里借用了一句话：“我很高兴你这么说。我知道他不错，但没想到他有那么优秀。”施蒂格勒真的没理由不谦虚。
我们那个时代的芝加哥大学，以下面这些名人而自豪：奈特（Knight）、瓦伊纳（Viner）、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阿龙·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两个舒尔茨（Shultz）和一个舒尔茨、兰格（Large）、弗里德曼、梅茨勒（Metzler）、哈伯格（Harberger）、库普曼斯（Koopmans）、马尔沙克（Marschak）、贝克尔、科斯、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法玛（Fama）、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我最好让这份名单不完整，否则我提到一个就会漏掉两个。为何如此辉煌？因为机遇？某种程度上，是的。还有什么？我认为，一百年来芝大始终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但同时也是一片竞争激烈的险恶丛林。在过往的言论中，我对用对抗式的论辩来追求科学进步，一直持怀疑态度，但你必须承认，形成珍珠有时需要砂砾。我所知道的芝加哥大学，这种烦人的好东西可多的是。
英国剑桥大学有庇古、凯恩斯、卡恩、斯拉法（Sraffa）、卡尔多、丹尼斯·罗伯特森（Dennis Robertson）和罗宾逊夫妇，这里并不是你后院的平静水塘。如果我说太多砂砾可能也会毁了珍珠，我会背离自己友善、光明的誓言吗？
我想起了瓦伊纳在麦吉尔大学的老师兼幽默作家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他机智幽默，妙语连珠。然而，由于家庭不幸等种种原因，他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泡在大学酒吧里。一位忠实的同事陪伴着他。里柯克的肝被毁掉之后，那位同事传承了良师的嗜好，但是，唉，里柯克把自己的天才带走了。因此，在20世纪40、 50和60年代，我常常在想，当那个伟大时代的耀眼名士，去风光迷人的康沃尔郡安度晚年或者仙逝之后，剑桥大学的优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回归均值之后，剑桥往昔的荣光会不会成为负担？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剑桥或牛津这样的有雄厚物质基础的精英机构，如果能在旱季之后复苏（这是艾奥瓦州立大学、普渡大学或伊利诺伊大学之流无法指望的），犹如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又现詹姆斯一世的荣景，那我就很欣慰了。
一个小小的名单
各位时间有限，而且现在也不早了。为了节省时间，让我在这里颁授假想的诺贝尔奖，来向那些伟大的同行致敬。1969年之前，经济学在诺贝尔园地里尚无一席之地。这个残酷的事实没有打击到我，在为贝蒂尔·俄林撰写纪念文时，我颁出了虚拟的1901—193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是我在1981年写的1902—1930年的获奖名单。这是个人工改进自然的案例：我不相信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年有我这种后见之明的智慧。
现在，追诉时效允许我填补1931—1968年间的空档。但这次我要作点弊。上帝和我都认为，在1959—1991年的颁奖记录中，有些考虑不周之处需要弥补，因此我将把早先年份的奖，颁给一些被遗忘的伟大经济学家。我请求读者宽容。
每年的获奖者用分号区隔，从1931年开始：瓦伊纳(1931年)；韦布（Webb）夫妇；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A.鲍利（A. Bowley）和R.G.D.艾伦（R. G. D. Allen）；E.钱伯林（E. Chamberlin）和J.V.罗宾森（J. V. Robinson）；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伦德伯格（Lundberg）和林达尔（Lindahl）；A.P.勒纳（A. P. Lerner）；博尔丁（Boulding）；卡尔多（Kaldor）；兰格（Lange）；卡莱茨基（Kalecki）；哈罗德（Harrod）；冯·诺伊曼（von Neumann）；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霍尔布鲁克·沃金（Holbrook Working）；勒施（Lsch）和帕兰德（Palander）；弗兰克·D.格雷厄姆（Frank D. Graham）；马尔沙克（Marschak）；斯利克特（Slichter）；梅茨勒（Metzler）；伯格森（Bergson）和海萨尼（Harsanyi）；J.迈耶 （J. Meyer）和A.康拉德（A. Conrad）；维克里（Vickrey）和马斯格雷夫（Musgrave）；西托夫斯基（Scitovsky）和赫维奇（Hurwicz）；乔治·丹齐格（George Dantzig）；弗莱明（Fleming）和芒德尔（Mundell）；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和阿瑟·奥肯（Arthur Okun）。无需为过早提名某些人而道歉。像奥肯一样智慧的人，在更擅长做秀而不是判断的人中间，任何时候都应该得奖，像哈里·约翰森这样的人，把两辈子的时间塞进了短短的一生。若要让我再重新列一个名单，将会与这个先列出的名单同样出色。
我们这幸福的少数人
这是交响乐，不是协奏曲。是“我们这伙人”，而不是“我这伙人”。我个人曾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开拓者，为主流经济学的形成，及其主要发展方向的确立，尽了绵薄之力。
为了便于各位调整和体谅我个人的偏见，应该指出哪些人是我特殊的亲密战友。与我相比，詹姆斯·托宾更忠厚，他也比我有更敏锐的直觉。但如果对某个重要议题，我一直与他意见相左——或与鲍勃·索洛，或弗兰科·莫迪利亚尼，或迪克·马斯格雷夫（Dick Musgrave），或肯·阿罗（Ken Arrow），或阿特·奥肯（Art Okun）——那会使我特别不安。与之对照的是，我钦佩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和罗宾逊夫人的深刻、博学和原创性，但不会在与他们的实证和政策意见相左时感到不安。多年来，我从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约翰·齐普曼（John Chipman）、尼古拉斯·杰奥尔杰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和鲍勃·默顿（Bob Merton）的著述中，所获得的消费者剩余，既能让你们了解我，也能让你们了解他们几位。
追思挽歌
最后，我们需要向我们时代那些因天妒英才而英年早逝者表示敬意。帕斯卡离世时39岁，但他的身体已经老化了。作曲家门德尔松这位“少年的天才、中年的人才”，逝于相仿的年龄。若我们认为他已历经沙场，那么他最后10年的工作，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功德圆满。莫扎特死时35岁，那是另一回事：从他的产出记录，可推知我们的损失有多大。
读者很可能不认识这些名字，例如维克多·埃德尔伯格（Victor Edelberg，伦敦经济学院）或米格尔·西德劳斯基（Miguel Sidrauski，芝加哥大学和MIT）。他们都是难得的人才，英年早逝，还没来得及上场竞技，就魂断征途。但大家都将知道劳埃德·梅茨勒（Lloyd Metzler）和哈里·约翰逊。他们就像伽罗瓦、麦克斯韦和赫兹，在“前程”就要变为“成就”的拐点上，遭逢厄运。当像扬·德范赫拉夫（Jan de Van Graaff）这样的人，自愿离开科学事业时，我们感到痛心，但我们尊重他的选择权。对其他人，我必须再次同意明智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所说的话：开天辟地时，如果我也在场，我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阿门。
铭记英豪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个新贵，是新加入的成员，不在当初规划的诺贝尔奖内。截至1992年之前，我们队伍的人数已经增长了23倍。我们的光阴也许短暂，但一些战友甚至更早地离开了我们。以下提到的八位皆已故去。唉，可怜的亡魂，我还记得你们每一位。
1969年得主：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1971年得主：西蒙·库兹涅茨，经济史分析家
1972年得主：约翰·希克斯，多才多艺的理论家
1974年得主：冈纳·缪尔达尔，深入遥远学科的维京航海家
1975年得主：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和列昂尼德·坎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数理规划家和开拓者
1977年得主：贝蒂尔·俄林，国际贸易和宏观理论的革新者
1979年得主：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来自发展中世界，也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塑造者
离开斯德哥尔摩前，我写下这份短小的名单。回家后才听说乔治·施蒂格勒刚过世。这消息对我打击彻骨——我悲痛至极。回想在芝加哥大学时，施蒂格勒对我就像一位哥哥。当时我向他抱怨，学习3×3的行列式有多无聊，那种压舱物对经济学家有什么用。乔治给我看他在亨利·舒尔茨研讨会的笔记。3×3就受不了了？他笔记里的行列式是N×N，其中N是无限大的整数。从今以后，我还能跟谁去诉说，我对李嘉图或冯杜能（von Thünen）的不成熟的想法？
每一位经济学家，都必会长久铭记乔治·施蒂格勒。他对我有特殊的意义。他是1932—1935年间，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位导师。
每一场演讲，你到找得到一个点头同意的人。构思演讲内容时，也需要有个视角：该以谁为假想的听众？在准备这场题为“我们时代的经济学”的演讲时，我脑子里出现的是乔治·施蒂格勒。这是我们的时代，也是他的时代。
这就是科学上的不朽，名至实归的不朽。
施蒂格勒让我们的学科发生了永久的改变，那是一个学者唯一能拥有或企望拥有的不朽。
我们这伙人向他致敬。
注释
① （这是我1981年写的脚注，供参考。）每个人都喜欢放马后炮，津津乐道那些“本可以发生”的事。以下是最有可能的获奖名单，从1901年起：庞巴维克（BhmBawerk）、马歇尔、J.B.克拉克（J. B. Clark）、瓦尔拉斯和维克塞尔；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帕累托、威克斯第德（Wicksteed）、欧文·费雪和埃奇沃思；桑巴特（Sombart）、米切尔（Mitchell）、庇古、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阿林·扬（Allyn Young）和坎南（Cannan）；达文波特（Davenport）、陶西格（Taussig）、熊彼特、凡勃伦（Veblen）和博尔特凯维奇（Bortkiewicz）；卡塞尔（Cassel）、 J.M.凯恩斯（J. M. Keynes）、赫克歇尔（Heckscher）、 J.R.康芒斯（J. R. Commons）和J.M.克拉克；霍特里；冯·米塞斯、罗伯逊（Robertson）、 H.L.穆尔和F.H.奈特（F. H. Knight）。我的名单只排到1930年，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发端期。当然，难免会有常见的找茬和挑刺。为什么不提尤金·斯卢茨基（Eugen Slutsky）和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如果达文波特得奖，为什么卡弗（Carver）和费特（Fetter）不得？为什么庞巴维克排在门格前面？如果米塞斯得奖，为什么福克斯韦尔（Foxwell）、尼科尔森（Nicholson）、阿夫塔利翁（Aftalion）、塞利格曼（Seligman）、施皮特霍夫（Spiethoff）、冯·维塞尔（von Wieser）、鲍利（Bowley）、皮尔森（Pierson）、伯克（Birke）、埃诺迪（Einaudi）、潘塔莱奥尼（Pantaleoni）或巴罗内（Barone）不得？如果凡勃伦得奖，那么霍布森（Hobson）、卢森堡（Luxemburg）、韦布（Webb）夫妇、希尔弗丁（Hilferding）甚或列宁本人（因为1917的俄国大革命）不该拿奖？我列出的名单，其实是在称赞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品味。这份名单是在以下两者间寻求妥协：（1）根据我的后见之明判断，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人；（2）可能会被勤勉但难免出错的委员会认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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