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现代性”拷问下的文化自觉

一、“现代性”不期而至

从古（先代）迈向今（现代），是全球历史不断进行的过程。然而，中国19世纪中叶以降的古今转换非同往昔：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挟其军事、经济、政治强势，打断中国文化固有的运行轨迹，使现代性相当突兀地降临，国人一时难以适应。这与西方现代性是中世纪末期以来社会内生的情形颇有差异。

在西方，“现代”（modern）是与“古典”（antiquitas）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性”略指走出中世纪的文化属性——

物质文化层面，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自然经济主导转向商品经济主导；

社会组织层面，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宗法皇权制退出政坛，代议制基础上的民主政制兴起；

观念层面，确定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线性历史观，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以人的独立价值为本位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普及。

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现代性的获得，是一项世界性成就，并非一隅之地的封闭式独创。即使以原发性著称的西欧现代化，除自备条件外，也广为吸纳异域成就（如中国的四大发明等器物文化和考选文官制等制度文化），方全面赢得现代性要素；而在高级农耕文明固有轨道内运行的中国，19世纪中叶以后，因西力东渐的激发，前进因素觉醒，进入现代性剧变阶段，更是内外因素汇聚的产物。

第二，“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所有社会，包括最具现代性的社会，都保有某些传统特点，不宜把传统性与现代性当作两个完全对立的文化标志。“传统—现代”二元割裂说不符合历史真实。

第三，现代化与西方化互有缠绕，必须惕戒其间的认识陷阱。现代性并非专属西方，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所讨论的现代性，是包容中西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现代性。

第四，“现代性”时下遭遇后现代的挑战，“解构现代性”成一新命题，然而，当下时代主潮仍是现代性的实现，诸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性尚是未竟之业，故我们在迎受后现代洗礼之际，仍然应当主要着力于现代性问题的解决。

第五，现代性即使在发源地西方，就既有连续性又有断裂性。在中国，由于现代性是经由外力引发的（内在现代性因素逐渐觉醒并发生作用），其与传统的断裂尤显突出。而要达成断裂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必须通过一个崎岖坎坷的历程，其间既面临前所未遇的危局，同时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诚如清末洋务大吏李鸿章所言：

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在“奇局”下建“奇业”，是百余年来中国人对现代转型做出的积极回应。今日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正是更加宏伟的“奇局”下建“奇业”。

二、打破“优胜”迷梦

迎受现代性的中国人获得文化自觉，是在抛弃自认优胜的盲目性以后逐步赢得的。

由于近古以降社会发展迟缓并伴之闭关锁国，中国朝野曾经陷入由“自闭”导致的文化虚骄与文化自卑的两极病态之中。

中国文明在高级农耕时代（以使用金属器具为标志）曾长期雄踞世界前列。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世界经济千年史》统计，自公元元年至1500年，中国经济在长达1500年间处于领先位置。

15世纪以降，西欧资本主义萌芽，18世纪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但新兴的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的优胜，并未即刻显示出来，处在高级农耕文明阶段的中国，直至“乾隆盛世”国力仍居世界前茅。清史专家戴逸（1926—）统计，1800年世界人口9亿，中国3亿，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粮食产量中国占世界三分之一；工业产值占世界33.3％（全欧洲占世界28.1％）。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10个，中国占5个（北京、南京、扬州、杭州、广州）(15)，可见，18世纪乃至19世纪初的中国仍是超级大国，然其衰相已经呈现，不过国人尚不自知。

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统计，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公元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达到峰值，自19世纪中叶起，因西欧工业文明长足发展，中国经济所占全球份额渐次下降：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经济总量从宋元、明清约占全球四分之一、三分之一，降至清末、民国占全球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以人均收入论，16至18世纪，荷兰年增长率0.52％，从754美元升至2110美元；英国年增长率0.28％，从714美元升至1250美元；同一时期中国人口膨胀而劳动生产率顿滞，人均收入增长为零，甚至出现负增长。

概言之，公元1500—1800年（明中叶至清中叶），西欧乘资本主义萌芽之顺风，呈上升趋势，而徘徊于高级农耕文明的中国仍保有经济总量的庞大和“天朝”派头；而公元19世纪以后，西方驾工业文明快车，逐渐把自外于近代化进程的中国抛在后面，1850年，西欧人均收入已为中国的10.5倍。

对于西强中弱的态势，中国人自知甚迟。截至清朝中叶，中国人对于发端西欧的以工业化、全球化为内容的现代进程全然隔膜，还陶醉于“声明文物之邦”地位，典型表现是，1793年乾隆皇帝（1711—1799）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1737—1806）时显示的“集体孤独症”。乾隆对于已经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仍以野蛮夷狄视之，自负天朝“无所不有”，自认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在致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的复信中，断然拒绝与英国通商、建交。马戛尔尼回国后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指出中华帝国在庞大的外观下难掩落后，是“泥足巨人”，一推即倒。此一判断对英国1839—1840年发动对清朝的战争起了铺垫作用。

自我封闭带来的直接后果是，1839—1840年，乾隆皇帝的孙子道光皇帝（1782—1850）遭遇英国来袭，茫然不知这个“蕞尔小邦”地处何方，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两年后），道光在上谕中令福建总兵达洪阿（？—1854）等询问在台湾俘获的英兵“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俄罗斯是否接壤”。其实，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欧洲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等已带来《万国坤舆全图》，介绍几大洋几大洲的世界地理知识，明末中国人绘制的《三才图会》有明确标示，但两百多年后的清朝统治者竟一无所知。明智如林则徐1839年初抵广州时，也曾以为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引入陆上，用竹竿扫倒即可制服。此说源于英使马戛尔尼拜见乾隆皇帝，坚持英国礼制，拒不下跪。经多年讹传，遂成“英人腿不能打弯”之说，朝野传播甚广。如此清廷，以轻敌始、以恐敌终，应对乏策，终于连连惨败，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

从“盛世”皇帝乾隆的自傲，到“衰世”皇帝道光的愚钝，共同点皆在昧于世界大势，沉溺于自认优胜的迷梦，不能为中国文化准确定位，以致举措乖方。从这一意义言之，其时的中国尚处于自在状态，未能赢得文化自觉，也就谈不上理性地决定自己的文明进路。

19世纪中叶以后的百余年，现代化浪潮自西徂东，日渐迅猛地推进，中国文化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晚清、民国以至于当下，中国人一直面临“现代性”的反复拷问——

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中国文化迎受现代化的能力如何？

中国固有的“内圣外王”之学，历经工业文明的激荡，是否可以构建新“内圣”，以提升国人的精神世界，成就健全的“现代人”？

“内圣外王”之学是否可以开出新“外王”，以构筑持续发展的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跻身现代世界强国之林？

在严峻的民族危机挤迫下（空间性压力），在文化现代性的追问下（时间性压力），国人展开关于中国文化的新一轮自省，从而开辟艰难、壮阔的文化自觉历程。

本文选编于《中国文化生成史（上下）》，注释从略。作者为冯天瑜，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