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是一本记载着奇诡怪物和神灵的古书，一本“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的荒诞之作。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其非常懊恼，因为其中纷繁复杂的山水地理，使人如坠迷雾；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其又极其向往，因为其中王母所居之玉山、黄帝所建之轩辕之丘，使人如临仙境。在成功地穿梭于华夏文明几千年的故纸堆后，《山海经》的神秘，于今，愈加的耐人寻味，引人发思！
“五藏”与“五脏”之间的趣味解读，大陆地球位置与五脏人体的相吻合；按“河”索“山”，拨开山海经地理迷雾，谜一样的黄河，纷繁的昆仑！曾经沧海为桑田，“青海”一名亦源于此；传说中的“泛天之水”，浊浪滔天；“浊”与 “濁”， “濁”与“蜀”，是巧合，还是必然？一张现代电子卫星地图，让我们不得不打破几千年的思维成规；也许，对于大自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想象力。
大陆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按照古代中国人的习惯，把世界地图倒过来看看。
北上南下的习惯颠倒过来了，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调整过来认真瞧瞧，看出什么名堂来没有？没关系，完整的世界地图绘出以来，在笔者之前，都没一个人看出来。
恰好，中国有一本古书（说是书，其实就是一本小册子），叫《山海经》。其中的《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个部分，“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故被称为“五藏山经”。
陈景元，字太初，号碧虚子。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生于宋仁宗天圣三年(１０２５年)。因父陈正擢进士第，任朐山令，遂寓居高邮(今属江苏)。父卒，二兄继夭，乃有方外志。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拜高邮天庆观道士韩知止为师，次年试经，度为道士。已而别其师，游天台山，遇陈抟弟子张无梦，颇得《老》、《庄》微旨。尔后隐居江淮间，以琴书自娱。熙宁元年(１０６９年)，被推荐到汴京，居醴泉观，为众人讲解《道德》、《南华》二经，遂闻名于世，公卿世大夫无不欲争识之。神宗闻其名，诏设普天大醮，命撰青词以进。后又召对天章阁，赐号“真靖大师”。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进所注《道德经》，神宗批云：“陈景元所进经，剖玄析微，贯穿百氏，厥旨详备，诚可取也。其在辈流，宜为奖论”。于是任命为右街都监同签书教门公事。后累迁至右街副道录。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年)，归隐庐山。哲宗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卒，世寿７０。1
陈景元著述颇多，其中尤以《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影响最大。而此书对于人性之同异的辨析，更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北宋《老子》注家大多认为天下人之性皆是相同的。如王雱说：“天下之众，天道之微，其要同于性。”2宋徽宗说：“天下一性也。”3江澂说：“有生不同，同禀一性。”4
陈景元与他们的观点不同。他将性的本源与性的现实表现作了区分，认为，从性的本源上说，天下之人均是相同的；而从性的现实表现来看，则应分为上中下三等。
性的本源就是道。陈景元说：“夫道降纯精而生物之性，德含和气而生物之形。”5万物包括人的性都是由道所赋予的。
虽然性的本源都是道，但在禀受过程中，则自然产生了差异。陈景元注解《老子》第４１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说，之所以有对道的三种不同反应，就是因为他们所禀受的性不同。他说：
“夫上士者，受性清静，恬淡寂漠，虚无无为，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闻乎道也，人观其迹，真以为勤行而实无勤行也。斯所谓天然县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所不用也，则就薮泽，处闲旷，吐故纳新，熊经风骞，养形保神而已，及乎为世用也，则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此之谓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浊辱，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闻其恬淡无为，则大笑而非之，若不为下士所非笑，则不足以为上道也。”6
这就是说，现实中的人性有上中下三等，分别为清静、中庸和浊辱。
为什么由同一个源泉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呢?芽陈景元解释说，这是因为在禀受过程中，有气的参与。人由道而有性，由气而有形。由于禀性与赋形是同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性必然要受到气的影响。他说：“夫圣人禀气纯粹，天性高明……中下之士，受气昏浊，属性刚强。”7这就是说，现实人性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禀受的气不同而造成的。人所禀之气有清、浊、中和三种，现实中的具体人性便相应地有善良、邪恶、善恶相混三种。
陈景元的性论既受到了董仲舒、王充、韩愈的“性三品”说的影响，又在理论上有较大的发展。
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把人分为圣人、中人和斗筲之人。圣人生来就是纯善的，斗筲之人即使加以教化也不能为善，中人因为“性有善质”8，所以可以经教化而为善。董仲舒认为，纯善的圣人之性和纯恶的斗筲之性，都不能叫做性，只有含有“善质”的中人之性才可以叫做性。他做这一强调是为了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是表明“性已善”，而实际上性中只是有“善质”而已，要真正成为善，必须经由教化才能实现。他把善比喻为米，把性比喻为禾。“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9
由于董仲舒把性界定为包含善质但尚未表现为善，所以他认为天生为善的圣人之性和没有善质的斗筲之性都不能称之为性。那么，应该称为什么呢?董仲舒没有做出回答。可见，他的体系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
董仲舒之性论的另一个缺陷是他没有探讨人性善恶差别的所以然。他只是作了社会上存在圣人、中人和斗筲之人的事实判断，而没有说明人何以有善有恶。从他的神学目的论思想来看，大概他将其也归结为上天所命定。
与董仲舒只将中人之性名为性不同，东汉王充明确肯定存在着三种人性。他认为“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10，王充对人性论的贡献不在于明确三种人性，而在于他首次探讨了人性善恶之所以然。他从元气论出发，认为人性所以有上中下之差别，是由于禀受有多有少的缘故。他说：“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11气厚薄决定性的善恶，如同曲蘖多少决定酒味好坏一样：“酒之厚薄，同一曲蘖；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12
唐代韩愈也主张“性三品说”，但他除了将性中包含仁义礼智信“五德”的多少作为判定性之上品、中品、下品的根据外，与董仲舒、王充相比，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就陈景元也将人性分为三等来说，他无疑是受到了董仲舒、王充、韩愈等人的影响。而他以禀气不同来说明人性有善有恶的原因，也与王充相似。但是，王充只是以禀气的多少来说明人性善恶的原因，而陈景元则以禀气的清浊来说明人性善恶的原因。气之多少只是数量上的差别。而气之清浊则是性质上的不同。用数量的差别来说明人性的不同，其实是说不过去的。身材高大的人自然禀气多，身体矮小的人自然禀气少，但能以身材的高矮大小来判断性之善恶吗?显然不能。用气之性质的不同来说明人性的不同，在理论上是完全讲得通的。这就是陈景元比王充高明之处。
陈景元以气之清浊来说明人性之善恶，是对道教传统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就笔者见到的材料来看，早在唐代，道士们就已经根据所禀之气的不同性质来说明人之善恶的原因。如吴筠即认为，人的善恶决定于其出生时所禀受的阴阳之气。他说：
“阳以明而正，其粹为真灵；阴以晦而邪，其精为魔魅。故禀阳灵生者为睿哲，资阴魅育者为顽凶。睿哲惠和，阳好生也；顽凶悖戾，阴好杀也。或善或否，二气均和而生中人。……睿哲不教而自知，顽凶虽教而不移，此皆受阴阳之纯气者也，亦犹火可灭而不能使之寒，冰可消而不能使之热，理固然也。”13
这就是说，禀受纯阳之气则为睿哲，禀受纯阴之气则为顽凶，禀受阴阳中和之气则为中人。
陈景元与吴筠之观点的最大不同在于吴筠认为“顽凶虽教而不移”，陈景元则认为恶人也可因教而从善。陈景元说：“其性本善者，圣人固以上善辅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圣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迁其心为善矣。”14“有不善之心”者，即是所谓的“顽凶”。陈景元认为，即使是“顽凶”，也可因圣人之感召而“自迁其心为善”。
陈景元提出的人性本源相同而现实表现相异的观点，是对以往各种人性论的总结和超越，在中国人性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先秦时期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其实是各以部分经验事实作为立论依据的。而二者赖以立论的经验事实正好相反，这也就明显地揭示了二者的片面性。王安石对二者的批评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荀子曰：‘其为善者伪也。’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而人果皆无之乎?芽”15这就是说，孟子只看到了人心中善的因素，而事实上恶的因素也是存在的；荀子只看到了人心中恶的因素，而事实上善的因素也是存在的。可见，验之以全部经验事实，二者都是非常偏颇的。
发端于董仲舒的性三品论可以说是克服了孟、荀二者的片面性，而建立在全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任何人都可归入善、恶、中三类中的一类。但是，董仲舒把“斗筲之性”视为纯恶而不可更改的观点，则等于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儒家教化范围之外。这就不太符合儒家的理想。虽然孔子也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但事实上儒家还是希望秉承博爱胸怀，“有教无类”的。特别是在魏晋以后，由于佛教和道教分别宣传“一阐提人皆可成佛”、“一切众生，皆含道性”，人皆有善根的思想深入人心。儒家再坚持“斗筲之性”只能恶到底的观点，在社会上就没有什么市场了。
扬雄的人性善恶混的说法，因其综合了孟、荀之论而似乎显得比较圆满。但是，儒家长期以来都坚持“天生圣人”的观点，圣人应该是只有善而没有恶的，因此，该说也难已得到普遍的认同。
北宋人在总结了历史上的各种人性论后，找到了一条新路子：既承认现实人性的差异，以符合人有善恶的经验事实；又认为人性中皆有善根，以激励人向善。张载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16)，程颐对“天命之谓性”与“生之谓性”的区分(程颐说：“‘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同乎?芽性字不可一概而论。‘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17)，陈景元对人性之本源和人性之现实表现的区分，都是这条新路的尝试。所谓“天地之性”、“天命之谓性”，都是从人性的本源来说的。而“气质之性”、“生之谓性”都是就人禀气成形后的现实人性而言的。本源之性无不善，现实之性则有善有恶。人的主体性就在于能超越后天气禀的局限，而复归本源之性。
学界过去一般认为是宋代理学家的人性论解决了历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端，这并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道教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至少陈景元也是功不可没。
北宋的儒道两家学者均以性之二分法来解决人性善恶难题，既反映了儒道思想的交融，也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共性。
注：
1参见薛致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卷一，《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下同)，第７３０—７３１页。
2太守张氏《道德真经集注》卷七，《道藏》第１３册第６５页。
3《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卷二，《道藏》第１１册第８６２页。
4江澂《道德真经疏义》卷七，《道藏》第１２册第４６０页。
5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七，《道藏》第１３册第７０２页。
6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六，《道藏》第１３册第６９３页。
7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九，《道藏》第１３册第７１９页。
8、9《春秋繁露·实性》。
10、11、12《论衡·本性》。
13《宗玄先生玄纲论·天禀章第四》，《道藏》第２３册第６７５页。
14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七，《道藏》第１３册第７００页。
15《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原性》。
16张载《正蒙·诚明篇》。
17《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四，《二程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册第３１３页。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普遍的说法，“五藏”的“藏”是“宝藏”的意思。但笔者认为，这个“藏”应该是“五脏六腑”的“脏”。中国古代文字有“通假”一项，这“脏”与“藏”就是属于同音通假。心、肝、脾、肺、肾，叫五脏；小肠、胆、胃、大肠、膀胱、三焦，叫六腑。五脏六腑，是中医对人体各内脏的总称。
南极洲和人脑不但外形相似，而且结构也非常相同：西南极洲为大脑，东南极洲为小脑，东南极洲伸出往南美洲的半岛则是脑干。
接下来的就是五脏：澳大利亚是心脏，非洲和南美洲是肺脏，亚欧大陆是肝脏——南亚次大陆则为肝脏下的胆囊、乌拉尔山脉则是分割左右肝叶并使肝脏位置固定的韧带，北美洲大陆本部是脾脏，格陵兰岛是肾脏。除了亚欧大陆和肝脏所处的方向相反之外，所有的大陆在地球上的位置都和五脏在人体的位置相符合。
难道中国古人看地图的习惯是某一种暗示？
一直以来，人们都想从《山海经》里按图索骥地找出对应的山水来。可是，结果总是被这些云里雾里的山水搞得稀里糊涂，根本无法对上号。恰好，这些山上又生长或居住着人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奇形怪状的动植物或神灵。于是，很大一部分人，都把《山海经》斥之为荒诞之作，到了大明朝的时候，就沦落为儿童读物了。可儿童是无法读懂那里边诘奥难懂的文字的，所以，这些文字就仅仅成了看图说话的陪衬。
到了大清朝，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出于对知识分子的本能自卑心态，粗野心虚的统治阶层过分地夸大文字的功效，兴起了文字狱。所以，知识分子过分充沛的精力虽然无法在社会管理中发泄，却正好有了整理国故的闲心。训诂考据之学大盛，古老的华夏文化得以完整地绵延。《山海经》的命运也在这时得到了重生的机会。
一些认真的人们相信，这本古书绝不是古代的“三字经”（用于儿童启蒙的简单读物），认为只要努力，一定能考证出与古书实际对应的山水来。但和汉、晋朝的前辈一样，他们依然钻到《淮南子》、《河图》、《尔雅》、《水经注》等故纸堆里寻求解答。于是，也依然落得和前辈一样的下场——云里雾里、稀里糊涂。
其中，有一条非常令人恼火的“河水”，就是中国人的母亲河——“黄河”。“西山经”“昆仑之丘”条目明明说“河水出焉”，并“南流东注于无达”，可在昆仑之丘西边的“积石之山”，又出现“河水冒以西流”的句子，简直是拿考据学家的神经开玩笑。
这条让无数考据学家头痛的“黄河”，还造成了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场混乱，那就是“黄河”的源头——“昆仑之丘”的无法认定。
由于“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那是一个神仙的境地，所以从汉武帝时，就开始了对“昆仑之丘”的确认，随着不同朝代对黄河源头探索的不断深入，“昆仑之丘”也随着改变了许多位置，于是就有了汉武帝时位于新藏边界的“昆仑山”。
元朝忽必烈时的“耳麻不莫刺大雪山”。清朝高宗乾隆《钦定河源纪略》则为星宿海西进三百里的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阿勒坦”为黄金，“噶达素”为北极星，“齐老”为石）。后人为了统一昆仑山的概念，遂把从新藏边界汉武帝时的昆仑山直到青海东南清朝时的昆仑山这一长串山统称为“昆仑山脉”。
“昆仑之丘”最大的一个地理特点，就是非常高，方圆也特别大，并且有白、赤、青、黑四条不同颜色的河流从这里发源。可是，无论从上述哪一个“昆仑山”作为立足点来考证“五藏山经”，都无法找到对应良好的山水体系。
那黄河怎么回事？昆仑山又到底在哪里？
大陆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按照古代中国人的习惯，把世界地图倒过来看看。
北上南下的习惯颠倒过来了，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调整过来认真瞧瞧，看出什么名堂来没有？没关系，完整的世界地图绘出以来，在笔者之前，都没一个人看出来。
恰好，中国有一本古书（说是书，其实就是一本小册子），叫《山海经》。其中的《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个部分，“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故被称为“五藏山经”。
普遍的说法，“五藏”的“藏”是“宝藏”的意思。但笔者认为，这个“藏”应该是“五脏六腑”的“脏”。中国古代文字有“通假”一项，这“脏”与“藏”就是属于同音通假。心、肝、脾、肺、肾，叫五脏；小肠、胆、胃、大肠、膀胱、三焦，叫六腑。五脏六腑，是中医对人体各内脏的总称。
南极洲和人脑不但外形相似，而且结构也非常相同：西南极洲为大脑，东南极洲为小脑，东南极洲伸出往南美洲的半岛则是脑干。
接下来的就是五脏：澳大利亚是心脏，非洲和南美洲是肺脏，亚欧大陆是肝脏——南亚次大陆则为肝脏下的胆囊、乌拉尔山脉则是分割左右肝叶并使肝脏位置固定的韧带，北美洲大陆本部是脾脏，格陵兰岛是肾脏。除了亚欧大陆和肝脏所处的方向相反之外，所有的大陆在地球上的位置都和五脏在人体的位置相符合。
难道中国古人看地图的习惯是某一种暗示？
《西山经》中的《西次三经》是研究者困惑最多，故而也是争议最多的部分。这不单是因为《西山经》所包含的地域最广、内容最多，也不只是因为它记载着共工所触之不周山、后稷所潜之大泽、黄河之源头、帝之下都之昆仑山、西王母所居之玉山、黄帝所建之轩辕之丘、大禹所导之积石山等一系列衍生中华文化的根源重地。更主要的是，它对黄河的描述太出乎常人的意料、它所描述的环境也很难在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中找到对应，而又正因为此才导致了地理学和神话学历史上的“昆仑山千古悬案”。也正因为此，一部《山海经》才被无能解决问题的“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引刘秀语），并被这些所谓的正统权威斥之为“荒诞之作”，并进而沦落为儿童读物。
所以，解决了《西次三经》，也就解决了《五藏山经》的困惑。解决了《五藏山经》的困惑，我们才有可能去发掘出《山海经》其他部分的真相。
《西次三经》中特点最鲜明且最为显眼的，当然就是神话中的核心昆仑山了。昆仑山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四条河流从这里发源，分别是“南流东注于无达”（即北次三经中最末端的无达山）的“河水”，“东南流注于泛天之水”的“赤水”，“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的“黑水”，以及“西流注于大杅”的“黑水”。我们已经知道，“五藏山经”里的“河水”就是我们今天的黄河，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的北山经准确地应证过了，所以无须再有任何怀疑。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一样，上溯黄河的源头，却根本找不到有发源出四条大河流的山。这就需要留意《山海经》作者的叙述习惯了，他在说到泾河源头时，分别有两次“泾水出焉”，一次是在西次四经里：“曰泾谷之山。泾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渭。”另一次是西次二经里：“曰高山，……，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可见，他并没有区分干流和支流的源头，只要是源头，都可以说是“某某水出焉”，这就解放了我们禁锢了几千年的脑袋，我们就可以到黄河的支流里去找了。
通过排查，我们不难发现，黄河支流中的源头山脉同时发源有四条不同流向的河流的，只有湟水支流大通河的源头。大通河实际上就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按照《山海经》作者的习惯，称它为“河水”，是情理之中的。
大通河的源头为祁连山脉中的托来山，托来山的东南角，发源出黄河支流大通河；西南角，发源出流往青海湖的布哈河和向西流出消失在沙漠中的疏勒河；西北角，则发源出先东南流向，然后几乎一百八十度大拐弯向西，最后弯弯曲曲往北流注于沙漠中的内流湖。可是，大通河和黑河的流向却似乎与山经所说的并不完全一致。其实，山经说河水“南流东注于无达”，是指黄河中下游的流向来说的，这一点并不难于理解。同样的道理，黑河东南流向的河段都还在山上，在山下即来个大拐弯，此后和山经所说的一样是向西流的，至于再次拐弯往北流的河段，已经不叫做黑河，而称为“弱水”，因而也是说得过去的。
在卫星图片上可以看出，河西走廊的东部基本上是一个密封的盆地，但在狼山山脉与贺兰山脉之间，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使河西走廊与河套平原之间有了一个相互连通的通道，如果以托来山为昆仑山，缺口的位置，正好是山经描述的不周山的位置。
我们再看《山海经》中对不周山的描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
这里边所北望的诸毗之山，正是阴山山脉，而其分支岳崇之山，就是今天的狼山山脉，它与不周山这个缺口相临。而河套平原，则是所谓的“泑泽”。《北山经首经》中说“泑泽”，“实惟河原”，也进一步说明河套平原就是所谓的“泑泽”，这也是为什么说河水“南流东注”的原因。因为从河套平原以下，直到潼关，黄河几乎是一条笔直的南流线路，潼关转折后，则又往东流。且正因为河套平原当时是一个大湖，所以才有“河水所潜”这样的说法，即河水流到这里就钻到湖水里去了。而到了河曲地区，湖水又开了一个缺口，水继续往前流走，所以，也可以说“泑泽”就是河的源头。
今天内蒙古的阿拉善高原，东部已成了腾格里沙漠、西部成为巴丹吉林沙漠，但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出，它们原来是两个相邻的盆地。在《五藏山经》的时代，应该都是湖泽，将两个盆地隔开的雅布赖山脉，就是山经里的钟山，钟山之子曰“鼓”，被“帝”戮之钟山之东曰“瑶崖”，“瑶崖”，今天称为“红崖”，现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大水库；巴丹吉林沙漠西岸的合黎山，则为槐江之山，它所西望的“后稷所潜”的“大泽”，又叫“稷泽”。从昆仑山“西三百七十里”的“乐游之山”，也有一条河往西流注于稷泽，按推算，这条河就是从党河山流出的党河。如果这里要有一个大泽，这个大泽必然就是萎缩前的罗布泊。而西王母所居住的玉山，也相当于今天的敦煌地区，那日益萎缩的月牙泉，就是传说中美妙的瑶池，当年可都是琼浆玉液来的。而黄帝所升的轩辕之台，则在今天的达板城一带。而“天山”就是今天的天山，只是“汤谷”已经改称“天池”而已。
至于“积石之山”，则在天山山脉东部余脉之中，冒出的“河水”，实际上就是塔里木河。
到现在为止，《西次三经》里关于黄河源头和昆仑山的描述，基本上都在今天的地图上找到了对应的地理位置。然而，我们却留下了个问题，就是西海到底是什么？
它所说的海，当初肯定是海。
根据笔者的考证，中次九经的岷山在四川西北部的阿坝州，西山经首经为秦岭山脉北坡，騩山则在甘肃的陇西地区，崦嵫山为渭水源头之西的临洮地区。由这些地点我们基本可以推断，这个“西海”的位置在甘肃省西边的青海省。如此一来，问题就明了了，因为，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就是从海底隆升起来的。青海有一座叫宗务隆的海虾化石山，那些海虾好比是活生生的成堆地露于地表。扎素湖南三百公里，有一个叫“贝壳梁”的，长达好几公里，全是贝壳和沙砾堆积成的山，说明这一带原来属于大海。
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老祖宗要把那么高的青藏高原西北部分称之为“青海”，原来它本来就曾经是海。
既然青海省原来是海，当然也就解决了“湟水”由东流变成西流的问题。原来，当初的地理形势是西边更低而东边更高，水往低处流，当然不可能向东流注于黄河了。实际上不但湟水不能流注于黄河，就是今天刘家峡水库以上的黄河上游，在青海还是一片海洋时，它的地理位置也不可能比以下地段的海拔高，也一样不可能流到黄河成为黄河的上游。因此，在那个年代，只有大通河才是唯一的一条黄河的发源地。《山海经》中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即今天的托来山，那可是准确而又准确至极的。
所以说，《五藏山经》的作者完全是记实的。
只是沧海桑田，河水倒流，如果没有今天的科学学说和卫星图片之类的先进工具，后世的人们又如何知道这一层？这也就难怪从汉武帝到王红旗先生都无法找到真正的昆仑山了。
仙道貴生 無量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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