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赵序茅写于2019年的《毕业致谢：我从来不曾优秀过》在网络走红。在这篇博士论文致谢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生于农村家庭条件有限、成绩不突出多次考试落榜、博士期间退学、再次考博后主动延毕……但他一直没有失去向前的动力，而是不断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如今，赵序茅在兰州大学担任研究员，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同时，他也是知名科普作家，出版科普著作20余本，在各地开展科普讲座200多场。
日前，赵序茅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与大多数标准化“学霸”不同，他的求学经历充满个性化色彩。博士期间，他不与家人沟通、不顾朋友反对，毅然放弃了辛苦获得的读博机会，依靠长期积累的科普写作能力，成为一名杂志编辑。后来，怀着对科研的兴趣，他再次踏上读博之路，考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毕业时又因想要“善始善终”主动选择延毕一年。
赵序茅也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极端的家庭环境是一把双刃剑，没有给他良好培养的同时也没有对他进行严苛管理，让他得以“野蛮生长”。伴随着阅历的增加、知识的领悟，他不断治愈着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
旧文在网上走红后，赵序茅收到了上百封邮件，他感动于自己的经历对他人竟然有激励作用。“如果能给处在迷茫中的人带来哪怕一点点慰藉，我也觉得值了。”
做出博士退学决定时没告诉家里人
北青报：你的经历好像和大部分学者都不太一样。不少人一直是“学霸”，但你的求学经历比较曲折？
赵序茅：我成绩不算不好，也不算突出。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没有考上重点学校，考研、考博又被调剂，后来博士还退学了。
北青报：博士期间为什么退学？
赵序茅：我和导师在思想观念、研究志趣上都不太契合。
北青报：很多时候寒门学子做退学决定都不太容易，因为觉得好不容易考上了。
赵序茅：是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能忍则忍，忍到不能再忍才爆发。我当时在上海，城市、学校都很好，我的专业在全国也很强。而且退学还有风险，我担心会上黑名单。我纠结了大概半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毕竟好不容易才考上的。
北青报：最后是怎么下定决心的？和家人朋友商量过吗？
赵序茅：我不知道未来是好与坏，但还是做了退学决定。当时的情况我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也没跟他们说。我如果告诉他们，除了增加他们的负担和我的烦恼，没有任何作用。我的同学和朋友也没有一个人支持我退学。如果不是我的性格那么强，换成其他人，可能就继续把博士读下来了。
北青报：你的个性比较少见。
赵序茅：我的言行举止在很多人看来很叛逆。我的家庭是一把双刃剑，他们既没有很好地教育我，但也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志塑造我，我的成长相当于是野蛮生长。直到前两年我还一直被贴上“愤青”的标签。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比以前平和了很多。
北青报：当时退学后有什么影响吗？
赵序茅：我比较诧异的是，后来学校想退学的很多学生都千方百计来联系我，我成了大家的“退学总指导”。一些退学的人经过了常人没法理解的苦恼，我能够感同身受。
北青报：你退学后找工作有受到影响吗？
赵序茅：没有，因为不在一个圈子了。我当时写科普文章在小圈子内有一定名气，经朋友介绍去一家媒体，面试科普策划编辑。面试时，我跟主编聊了我各方面的理念，没有一句话谈钱，但面试完主编主动给我加了3000元。
北青报：你敢退学可能也因为你比较有实力。你什么时候开始写文章的？
赵序茅：高中开始断断续续写东西，但真正让我觉得能写是读硕士的时候。那时候导师让我给《大自然》写一篇科普，我写完后第一感觉是“我怎么写得这么好？”。导师、主编看到也都说我写得好，非常赞美那篇文章，之后我就走上了科普路。
北青报：既然擅长写科普文章，为什么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继续读博？
赵序茅：一方面是因为科研工作是有标准的，比较公平，只要踏踏实实干，谁也抢不走。一方面是我挺喜欢从事研究工作的。科研工作是知识创造者的工作，这让我感到一种成就感。
北青报：重新考博士容易吗？
赵序茅：不容易啊，我又被调剂了。我最早报的导师没有要我，但我后来遇到了李明老师。
北青报：因为感恩老师，后来博士毕业主动选择延毕？
赵序茅：当时主要是两点考虑。第一，我读个博士不容易，做事情要有头有尾，善始善终，给自己一个交代。第二，也是出于对我导师李明老师的感恩。因为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新开的方向，我走之后就没人接，我想把这个工作干好，也是给老师一个交代。
北青报：为什么在毕业论文致谢中说“我从不曾优秀过”？
赵序茅：我最近在反思。一方面有我自身的原因，我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动手能力也很强，但是我不属于听话的人。
另外一方面还有家庭原因。我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有的亲人脾气也不太好，从小有一些家庭矛盾困扰着我。
成长是治愈原生家庭创伤之路
北青报：你的成长是一个治愈家庭创伤的过程吗？
赵序茅：确实是一个治愈自己的过程。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母亲对我说“你不要成为像你爸一样的人”，这是很悲伤的。举一个例子，比如我生病了需要看病，但看病要花钱，只要是花钱的事情我爸爸就会愤怒。我生病了，我妈妈要偷偷摸摸的带我去看病，你敢想象吗？
原生的家庭对人的创伤有时候挺大的，父母经常吵架，这种伤害很多时候刻骨铭心。我从小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极度敏感的人，这两种特性一直伴随着我到现在。
我一直在不断学习，随着阅历的增加、知识的领悟，很多事情我能想透了。我一直处在治愈自己的过程中。
我骨子里那股狠劲，也有家庭原因，有很多农村孩子小富即安，而我永远不满足。
我从小就有一种向上的动力，可以说我几乎没有堕落过。我把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的烦恼统统归结于实力不够强大。
在遇到挫折、创伤的时候，我会把它们转化为一直继续进步的动力。
北青报：这样不停努力你会觉得辛苦吗？
赵序茅：苦是苦了点，但我真的挺安心的。我的一切都是依靠我自己努力获得的。
北青报：你现在也结婚了，去年还生了小孩，你会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赵序茅：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理念，“父亲”不是值得尊重的唯一理由。我希望孩子不要因为父亲这个身份尊重我，而是因为我真正尽到了做父亲的职责。我觉得我能够做到挺负责的。
科研与科普工作并重：科研工作者要有做社会服务的责任与担当
北青报：你现在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赵序茅：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学研究，主要是做保护生物学和动物地理学。第二部分是做科普，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大众。第三部分是就生态问题给国家做一些内参。
北青报：你的科普工作主要怎么进行？
赵序茅：科普主要是以书籍和讲座的形式展现。科普讲座包括线上线下，目前为止我做了200多场讲座，绝大部分都是公益性质。
北青报：科普讲座主要面向哪些群体？
赵序茅：我主要是给中小学生讲，更多倾向于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区，希望播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希望引导小孩意识到家乡的湿地、森林、冰川等生态优势是其他大城市完全比不上的，增加他们对家乡的热爱。
去年我还开拓了讲座新群体，给县级干部讲解国家生态方面的方针政策。他们对于科学的理解，直接关乎到政策的执行。很多所谓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科学问题，很多现实中不好解决的矛盾，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解决。
北青报：科普工作会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而且这还不计入你的考评体系。
赵序茅：如果站在极度功利的角度讲，我不做科普只做科研，这对我是最有利的。但从长远来看，科普和科研相互促进。而且科研人员要有做社会服务的责任与担当。我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我们有义务回馈社会，我要让老百姓听懂我干了什么事情。
比如，我的专业方向是保护生物学，保护濒危物种最终还是要靠人民，不是我们几个发文章的人。如果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的工作是不完整的。做科普才能发挥它真正的社会意义。
北青报：之前的毕业论文致谢在网络走红对你现在的工作有影响吗？
赵序茅：我是踏踏实实做科研的，能不能火、有多少知名度，我一点也不关心。太火了对我做科研反而不是什么好事。我愿意接受采访，也愿意坦诚布公，是希望我做的事情对社会有点积极的意义。
之前的文章在网上火了后，我收到了上百封邮件，也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我的经历还能给别人激励。有很多学生和老师跟我发邮件，说看完我的经历泪流满面。如果能给处在迷茫中的人带来哪怕一点点慰藉，我也觉得值了。
（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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