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和翁同龢都在考虑了裂纹因素的基础上对《石门颂》“命”字的长尾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升”字、“诵”字并没有受到石理剥裂的影响，为什么各有一长尾笔呢?郭荣章指出，有长尾笔的字例都有着特殊的象征含义，“汉时人善颂亦善祷，往往随事喻指，颂祷结合。‘命’字垂笔之长，象征汉王朝长久不息也;‘诵’字垂笔之长，意谓长诵不已也;‘升’字不仅垂笔略长，且横笔亦长，显系书者对其上司王升之崇敬耳”(《石门摩崖刻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6页)。对于《石门颂》的三个字例来说，郭氏的解释或许还过得去，但是，设若将这样的解释加以逻辑的引申，将发现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详下)。 王昶的话中有“汉隶所仅见者”之语，其实除《石门颂》中的字例外，汉代碑刻还有类似的字例，如刻于永兴二年(154)的《李孟初碑》之“年”字(图4)。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详其(‘年’字)笔势，盖以当穿未得放笔，故于穿下不嫌过垂以伸其气。此不独可悟书法，亦文章蓄泻之理耳。”(按，不少汉碑在碑的上半部凿有圆孔，叫作“穿”，王惕甫《碑版广例》：“其碑文有居穿下者，有因当穿而废其数字者。”)在《李孟初碑》的穿的上方没有足够的位置书写“年”字，勉强书写，必然受促，而在穿的下方则有足够的位置可供施展，故翁氏以为“年”字的长尾笔的意义在于受促于前而“伸其气”于后，包含着所谓“蓄泻之理”。无独有偶，刻于延熹二年(159)的《张景碑》也有一个长尾笔字例——“府”(图5)，其所处位置既与石理剥裂无关，又没有受到穿的影响，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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