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国最伟大的断代体史书，一般都同意是前四史，也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凡是大学文史专业的人，都应该通读。只有通读了这四部史书，才能基本懂得治古代历史，而不会人云亦云。记得有一次为宣传《赤壁》，应凤凰卫视邀请，去参加他们的《一虎一席谈》节目，座上有大名鼎鼎的史学家、百家讲堂学者纪连海先生，他说：“《汉书》，那么多卷，怎么读得完呢？就是专家也读不完啊。”也许他是谦虚，呵呵。
四部史书中，又以《史记》《汉书》两部为最。我有时想，为什么二十四史，只有前四部称为文史经典，后二十部却一般对待呢，大概因为离先秦越近，思想越开放，文采也越佳。当然有人会问，离先秦越近，思想越开放，这有道理，但文采为什么也会越佳，不是说文学是不断进步的吗？那当然。不过有个前提，看是否属于我手写我口。如果用古文写作，就未必不断进步了。越靠近先秦，古文越接近口语，容易写得生动；而后世的人，都是仿古文写作，等于模仿死人的口吻，不敢逾矩。章太炎的古文写得那么好，也不过是把古人的唾余编缀成篇，几乎每句都有出处，典雅有余，生动就不足了。王国维说，古雅的作品，比不上优美和壮美的作品。所谓古雅，就是用古人的陈词写作，才华再高，境界也上不去。因为人心的幽微，那些区区古文词汇，是远不足以贴切表达的。再说，仿古文仿得再地道，也绝不可能完全不夹杂自己时代的影子，于是写出来童牛角马，不今不古，文采自然就差了。古文学家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很有道理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仅因为它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文学样式，而且因为真正采用了符合自己时代的语体。唐诗大概贴近唐代人的白话，宋词大量是宋代人的白话，元曲和明清小说亦然。
扯得远了，我们还是谈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有什么区别。我感觉，司马迁的感情比班固丰富。当然，我不是说班固生性凉薄，而是因为他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不同。司马迁毕竟还是“后六国时代”的人，有点贵族气质，敢于发言，并最终因此丢掉了睾丸；相比之下，班固是真的倒霉，其实他对自己的嘴巴管得很紧，但最后也死在狱中，只是因为站错了队，而这是不由你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你再奴才，站错了队，也一定是个死。
众所周知，班固的《汉书》，有一部分基本是抄《史记》的，但人家也不是百分之百抄，在某些个要加主观评价的地方，班固有着隐晦的改动。一般人不会细究，但如果细究，就可看出他和司马迁不同的性格。为了证明我不是闭着眼睛胡说，少不得还要举证。
比如《史记·佞幸列传》，提到韩王信的曾孙韩嫣，因为和汉武帝是同窗，从小就在一起玩，非常亲密。武帝即位后，当然很宠幸韩嫣。武帝甚至帝常和他同床睡，同被眠，搞不搞基，我就不知道了。估计不会搞吧。我有个奇怪的感觉，小时候我们男同学之间，经常勾肩搭背的，好像没什么不妥，现在要再这样，就会被怀疑是基佬。其实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基佬啊。汉武帝那么好女色，不可能是基佬嘛。我想他和韩嫣之间，是清白的，只是真诚的友谊。总之，他对韩嫣的赏赐不可胜数，信任更是无以复加。连皇宫后院，妇女成群，一般有生殖器的男人都不许进的，唯独韩嫣可以出入自如。而司马迁写到韩嫣，说他“善骑射，善佞”。“善骑射”不用说，是褒义，肯定他的才能，不是四体不勤的废物；“善佞”，则未必佳了。孔子说过：“放郑声，远佞人”，可见“佞人”不是好人。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讲述在先秦时代，“佞”有聪明的意思，它的本义是指口舌便给，古人认为，口舌便给的人，一定是聪明人；因为脑子如果转得不快，口舌是不可能便给的。但人若太聪明了，也很可怕，因为你随时可能被他摆一道，把命丢掉。所以，本来是褒义词的“佞”，后来就逐渐变成了贬义词，在汉代，“佞”基本上已经是个纯粹的贬义词了。在班固的《汉书》里，司马迁“善骑射，善佞”这句，却被改成“善骑射，聪慧”，我们可以注意到，“善佞”变成了“聪慧”，虽然说“佞”和“聪慧”意思有相通之处，但由于词义的发展，“聪慧”和“佞”的道德内涵已经不同，前者是褒义，后者是贬义。可见班固和司马迁对韩嫣的道德评判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对武帝宠信韩嫣，司马迁是很义愤的；而班固却明智地修改了这种对先帝带有诋毁色彩的词，可谓乖巧。
再如《游侠列传》里，谈到郭解的命运，写公孙弘对武帝说郭解任侠行义，跟国家政权对着干，实属“大逆无道”，于是武帝“遂族郭解翁伯”，而《汉书》这句作“遂族解”，隐含的态度明显不同。我们知道，古代有名有字，对一个人称字，是表示尊敬。就像你叫曹操，是不礼貌的；但叫“曹孟德”，则是有教养的。郭解字“翁伯”，司马迁写“遂族郭解翁伯”，千载之后，我都能从书中感受到他的沉痛，感受到他对郭解抱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而班固则是一副冷眼旁观的神态，这个大文学家，已经被大一统的专制体制，训练成化为一个典型的御用文人了。也就是说，班固的含奴量，比司马迁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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