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识的行为就一定会有目的指向性，要完成这一行为，或多或少需要一定的内在驱动力。这种能引起、维持一个人的行为，并将这种行为导向某一目标，来满足个体意愿、理想的倾向或动力，就是动机。西晋有王献之不作应酬之书，东汉后蔡邕“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笔论》），孙过庭《书谱》“五乖五合”说中“五乖”所指之“意违势屈”，即说艺术创作的动机并非本人的意愿，而是受到某种势的压迫和驱使，“五合”之一的“感惠徇知”，指为自己有知遇惠泽的人或事来主动地创作，即意愿上的主观能动。由此可见，书家在书法的创作过程中还是深谙动机之妙的，动机是影响创作的重要因素。行为的起初拥有动机，但动机若始终处于高强度的主导状态，则会提升人的紧张感。苏轼对此提出了“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观点，认为创作一旦开始就不应背有太多前行的思想包袱，回复到平常心，才能使思想与感情自然融入到艺术的创作过程中，提升作品的意境和深度。创作过程中的“物我两忘”，也是人的心理活动由“有意”到“无意”的发展，包括下文将要提及的神思、妙悟、移情等心理活动，也都需要创作者具备相应的动机才能完成。 “神思”一词，是中国古代时候用来描述艺术创作时的精神状态的词汇。南朝宗炳曾经提出，画家绘画时的心态应该是“万趣融其神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对“神思”的特点做了专门的描述。这里的神思，大概是指画家作画时融汇着丰富情趣和画面感的思维活动，包括想象和理解。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做出间接概括的反映，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虽然非常强调情绪的酝酿和抒发，但也不排斥理性的思维活动。书家、演奏者在创作过程中常用到的一种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创作过程中对意境的实现，需要创作主体在脑海中有鲜明的“形”或者“恍惚的像”，使“意在笔先”，此所谓神思。依照《文心雕龙》的描述，“神思”最基本的表现应该是“物与神游”。“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通过保持心灵的“虚静”状态，达到自觉、专注的审美态度，“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将思想感情与情感变化融入到艺术创作的表象之中，通过合理的融合变化，产生新的意象。 “妙悟”即灵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强调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瞬间产生的创作思维，是创作主体自身深层次的心理活动。艺术来源于生活，王羲之观鹅而找到行笔伸屈自如的方法、张旭由公孙大娘舞剑器而领会草书之势等等，这些都是创作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对客观事物和现象产生的独特领悟。“锥画沙”“屋漏痕”“印印泥”“折钗股”之说，也是妙悟产生的结晶。我们可以从很多事例中看出，“妙悟”的产生往往就在一瞬间，这一瞬间妙悟的产生，一方面，需要创作主体对需要由妙悟进行作用的事情本身有熟练的掌握，只有对原行为内容的充分掌握，才能在新的事物中顺利得出二者相关联的线索。另一方面，创作主体需要有活跃的思维能力和丰富的联想能力，并富于创造力，这些能力是将两个不相关事件进行关联的桥梁。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能力，创作主体才能在灵感到来的瞬间做出反应，大脑内原本存储的信息被激活，各种隐含的素材在一定事物的刺激下，迅速转化为兴奋状态的形象思维，使艺术创作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 移情又叫感情移入，在心理学上一般指人际交往中感情的相互作用，即由对对方的情绪觉察而导致自己的情绪被唤起，也有人认为移情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人环境中的能力。社会心理学家索兰德认为，移情是由于知觉到另一人正在经历或要经历的一种情绪而使旁观者产生的一种情绪性反应。艺术创作中的移情，应该是与神思紧密相结合的艺术素养。移情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可以是具体情境，也可以是抽象意境，通过创作过程中的神思、妙悟，将自身置身于这宇宙洪荒之中，得到切身的体会。颜真卿的名作《祭侄文稿》就是由其真挚的情感浇灌而出的，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的感慨融注于笔端，悲愤的感情贯穿于创作始终，即便脱离了文字内容只做书法创作的鉴赏，也能感受到其所抒发出的悲愤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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