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多才，是诗人，是报人，也是书法大师。他尤擅“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由他所创立的标准草书，在我国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于右任并不把书法视为高深莫测。他认为“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于右任《标准草书序》）”，对标准草书的制定标准也只有四条：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前三条出于实用，分列于前，后一条出于审美，列于最后，可见其观念上的重实用原则。
1932年12月，于右任在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弄堂名）9——11号（三宅相通）成立标准草书社，邀集同好，共同研讨、切磋。周伯敏、刘延涛、杨天骥、刘海天、曹明为、刘生芳等人参与其事。于右任为创立标准草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上海各报刊登征集草书告白，广搜汉魏刻石和历代草书墨迹、拓本及论著，得名拓、善本百余种之多，研究整理，于1936年集成《草圣千字文》面世，时人称之“集字百衲本”。这个集帖包括前后文字共1027个字，除自创的77个字外，其余950个字，分别选自历代140余位著名书法家的书帖，是集各种草书书体之大成。
德风堂考藏于右任书法作品欣赏
于右任还自题《百字令·题标准草书》词一阙，冠于篇首。词云：“草书文学，是中华民族自强工具。甲骨而还增篆隶，各有悬针垂露。汉简流沙，唐经石窟，演进尤无数。章今狂在，沉埋千载谁顾？试问世界人民，寸阴能惜，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效率谁臻高度？符号神奇，髯翁发现秘诀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标准草书》对我国草书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
《标准草书》正式发行后，当时有人批评：古人好字甚多，书中所采用某人之字，并非是他写得最好的。其实，这是因为提意见的人不了解“标准”两字的含义。于右任研究标准草书的本意是为求实用、节省时间，他在自序中说：“今者世界之大，人事之繁，国家建设之艰巨，生存竞争之剧烈，时之足珍，千百倍于往昔。”“就时间论，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时乎时乎’，其为圣哲之宝贵也如此！乃知吾人今日之所当惜而尤当争者，以分寸计之，已为失算！故此后国家民族亿万世之基，皆应由一点一画一忽一秒计起；人与人，国与国之强弱成败，即决于其所获得时间之长短多寡。文字改良，虽为节省时间之一事，然以其使用之广，总吾全民族将来无穷之日月计之，岂细故哉！”可见，于右任倡导标准草书的目的在于实用，并非纯为书艺。
德风堂考藏于右任书法作品欣赏
标准草书的创立，方便了人们对草书的学习和使用，使草书进一步发扬光大。标准草书和于体书法是根本不同的。于体书法，包括楷书、草书、行书等，都体现出博大、雄浑、古朴、天然的独特风格。于右任的楷书、行书由篆、隶、北碑脱化而出，自成一家。他在草书上用功尤多，融魏碑于草书之中，使魏体行书的典型特征在草书中得到充分体现，线条有如万年老藤，弯曲中见苍劲，结构纵挺稳健，用笔浑圆内敛，收笔裹锋，君子藏器，使于右任成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书法宗师。而标准草书，则是用符号规范了草书的书写方法，并不是草书的标准。不少人把于右任创立的标准草书与于体书法混为一谈，甚至认为“标准草书”就是草书艺术的“标准”。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其实标准草书，不是只能用一种风格的书体来写，而是可以用别的如二王、怀素、赵孟頫等人的书法风格来书写。应该说，标准草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书写的笔画规范，在这个规范中，书家可以任意发挥，体现自己的艺术风格。
《标准草书》一书在于右任生前，共修订九次，在大陆先后印行六次，在台湾印行三次。1942年，《标准草书》第五次修订本在重庆出版，付印前，于右任将全文手临一过，以为读者示范。其手书《千字文》亦由说文社同时印行。第七次修订本由中国公学校友会发行，后二次均由“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第八次修正本出版时，于右任先生仍很虚怀地说：“这只是一个蓝图，伟大的建筑，还要国人共同努力呢！”随着历史的发展，标准草书符号系统一定会更为完善、实用、合理；标准草书将会更为普及；标准草书的艺术风格将更为繁多，标准草书“百花齐放”的历史时期必将来临！于先生与该社有约，他不支稿费，但定价必须低廉，以求普及。第十次修订本未及完成，于先生溘然逝世，因而第九次本，遂为于先生最后之修订本。
德风堂画廊期购销于右任、石鲁、黄胄、何海霞、刘自椟等名家书画作品，名人字画定制(带视频或作者本人与作品的合影)，帮您免费鉴定字画。德风堂画廊向藏家郑重承诺：凡在德风堂画廊购买的书画作品，均附有德风堂画廊出具的保真证书，以及部分当代艺术家创作作品时的照片及视频影像资料。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