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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徽州书法看地域书风形成的文化作用》
作者 齐飞
(论文入选2019年首届安徽书法·皖南书法（黄山）学术研讨会）
[摘要] 徽州文化的地域性，必定带来徽州书法的地域性。一个地域的文化个性，是各种文化分支的个性总和。书法是徽州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出徽州大文化的个性，也能体现出徽州书法文化的个性。在徽州文化的作用下，徽州书法的个性归属是文人的品性，其书法文化的含量要大于书法自身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 徽州书法、地域书风、文化
一、徽州文书与徽州书法
我对徽州书法的重视，源于对徽州文书文化价值的认同。徽州文书在中国文献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已被学术界认定为是继殷墟甲骨、秦汉简帛、敦煌文书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徽州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献之邦”，是“徽文化”的承载地，商能成邦，学可成派。徽州文书除了“记事”价值之外，其书法艺术价值也令人刮目相看。文书——文献——书法，三位一体，相得益彰，文书的文献价值通过书法来实现，文书的书法价值因文献价值而更显珍贵。
遗存至今的徽州文书，最早的有宋朝的契约，而明清及后乃至民国的文书，更是不计其数。有两个数字，足以说明徽州文书存世数量之巨。一是销售，1958年—1960年的两年间，屯溪古籍书店向全国的图书馆、新华书店、科研单位销售文书，所得计向当地财政上缴钱款达80万元。按当时销售价推算，已销售的文书至少在十几万件以上。二是收集，1962年2月6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史专家严中平，给中国档案局负责人写信，呼吁将徽州文书全部由官方接收保管。这封信引起国家档案局的高度重视，并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安徽省档案局对此进行调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搜集和收购。于是安徽省相关部门组织一个工作组，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收集明清档案80卷、2484件；民国档案20麻袋、2649件。而民间则更流传，土改中徽州地区搜掳的古籍，全部在当地烧毁，“焚书”之火烧了三天三夜都没有停止，还有大量的古籍被送进造纸厂、爆竹店被打成纸浆或卷成爆竹。
徽州文书是否可以直接带动徽州书法艺术的发展，至今还没有学者对其“因果”关系进行梳理。或许，“文献”对书法艺术的推进作用自当不言而喻，故梳理倒成了多余了。如果把“五大发现”中的书法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徽州文书与书法艺术的距离最近。一是书写对象，使用纸张的徽州文书，书写对象对艺术的表现要好于甲骨和简帛；二是从印刷品的时间角度来看，徽州文书比敦煌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离现代书法艺术的时间最近。文书和时代的书法艺术是同步进行的，时代感较为明显；三是从书法艺术表现力的角度来看，徽州文书的民间色彩浓厚，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官方文献相比，其书写的抒情度、自由度以及个性表达，都是档案书法与之不能相比的。徽州文书和徽州历史上涌现出来众多杰出的书法人物一起，合力形成了徽州书法的地域性特点：一是在徽州文书的载体作用下，徽州书法更加注重其可识读性，即“徽州书法”绝少怪异之美，没有多少“猎奇”的成份，而大都是对“传统”的承继和发展，站在“传统”的肩上，徽州书法就表现出了一派正统的样子；二是徽州文化的地域性，必定带来徽州书法的地域性。书法是徽州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出徽州大文化的个性，也能体现出徽州书法文化的个性；三是在徽州文化的作用下，徽州书法的个性归属是文人的品性，其书法的文化品质要大于书法自身的艺术价值；四是在广泛的徽州人的参与下，徽州书法的普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徽州书法虽特点显著，但“徽州书法”这一概念却无人提及，学术上也少有人研究，徽州书法如同皖南的名宅大院，安静地伫立于山之一隅，有待探幽者前来寻秘。徽州地域的文化特色，促成了徽州地域的书法文化形成，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地域书风”。然而，这种地域书法或书风却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我省社科联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书的<徽州文化丛书>，居然没有“徽州书法”分册，不能不让人略感遗憾。
由此可见， “徽州书法”在徽州的文化圈中是被边缘化了。徽州书法是一种艺术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徽州书法对徽州文化做出的贡献，是徽州文化的其它组成部分所无可比拟的。因此，把徽州书法整理并挖掘出来，重新认识徽州书法的艺术价值及其对中国书法进程的影响，让“徽州书法”重放异彩，是安徽书法界的责任和义务。
二、徽州书法未受世人重视的原因
其一，徽州书法是徽州文化的从属者。徽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徽州文化包含的一些内容，有的发生、发展之地，并不在徽州本土，很多徽州文化是被徽州人“带”回来的，如徽商的商业经营理念，达官贵人返乡带回的文化观念。不论是来自那里的文化，只要进入徽州的土地，就会被徽州人化为自己的文化。徽州储藏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形态，徽州人用自己的思维方式解读着这些文化内存的密码，并有选择的把他们摆上了自己的文化书架，使他们成为徽州文化新的成员。书法，作为徽州文化的“讲述者”，显然，处于一种被动的发展状态。徽州人的书法活动常常伴随文化活动的全过程，文化的主流地位，使书法的艺术地位退为其次。对徽州书法贡献较大的书法家们，真正以书法为“立根之本”的也寥寥无已。徽州书法的实践者往往是政治家、学者、商人、画家。在徽州人的眼里，书法只是一种工具，不是可以“讨生活”的艺术。徽州文化的博大，让徽州人并不怎么太看重书法的独立性，而仅仅是徽州人必备的素质之一。如此，徽州人就不会像其它地域那样过于强调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并把他总结成为一种地域性的书法文化现象。徽州人对“徽州书风”的“不作为”，实际上已经对“徽州书法”“有所为”了。徽州书法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一种“地域书风”，没有任何做作的成份，一切都是“天机自然”的流露，书法精神张扬的是“中正”思想，没有个性，反而给人一种安全感，没有个性的书法又是个性十足的书法，徽州人所具有的学养，并不想通过“夸张一些”的书法向社会传递。徽州人安静的书写，就写出了一种境界。
徽州书法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徽州书法的从属性决定的。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因为使用文字的原因，很多时候书法又是很难独立的一门艺术，书法往往首先要表达的是文字的意义，然后才能自我表现一下。书史上大多著名法帖，都具有书法和文字的双重意义，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皆如此。现今社会，书从于文的观念已有所改观，书法艺术的独立性较之古代要增加了许多，书法艺术更重自身的艺术构造，所谓“纯书法”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但这些显然并未在徽州书法中表现出来。徽州人对书法的用功、认真、理解和创作，其出发点大概不会是为“书法艺术”的，徽州人只想写得一手好字，并不想写得一手好的书法艺术作品。徽州人字写得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徽州人不会以书法艺术为业，很多徽州优秀的书法家因为“当了官”和“有学问”，掩盖自己的书名，书法的从属性就显现了出来，对这些人的书法认识和欣赏也就不再引起人们的注目。自宋以来，经明清两代，由于徽州人对教育的重视，徽州的文人天下有名，在当时科举选仕的条件下，在朝为官的徽州文人不断有名臣涌现。特别是崛起的徽商，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形成了在当时条件下较为发达的教育体系，出现了“同胞翰林”、“父子尚书”、“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科举佳话。试问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能书善写呢？朱熹是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他的书法呢？行草自不在话下，大字则可独步天下。但对朱熹书法的评价，则因其学名比书名要大，最终，朱熹被人们认同为大学问家，而不是大书法家。
其二，徽州人的做人态度使然。受“程朱”理学的教导，徽州人做人低调，不善张扬也不愿张扬，书法活动多以实用为主，自然而率意，富有特色的书札作品在徽州的大量出现，以信件、便条、药方、书稿、随笔为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徽州人还有一个传统的理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不能治国安邦，就去为人治病消灾。徽州人从未把书法艺术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在很多徽州人的眼里，书法就是写字，对书法的不刻意追求，反倒形成了书法艺术的高尚境界，没有名利的干扰，书法艺术就干净了许多、单纯了很多，田园式的书风也才能得以凸现。以“传统”“正统”为主格调的徽州书法，表现的是一种田园式的书风。诗有“田园”，画有“田园”，书法的“田园”则在徽州地区。徽州书法是书法艺术的“世外桃源”，这是徽州人的心态决定的，徽州人的人生经历大都有过从“入世”到“出世”的过程。“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州孩子们，心中至死不渝的圣地仍然是家乡的山水，徽州人终要“叶落归根”的。从外面繁华、精彩的世界，回到清净、真实的徽州，人生的多少感慨在徽州人胸中澎湃，当他们的双脚一旦踏上徽州的土地，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伤痛愈合了，矛盾化解了，回归自然的徽州人，受到了心灵的洗礼，所持的生活态度也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平常心”是累了回家歇息的徽州人所共有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所书写的书法，就像闲暇时在房前屋后栽种瓜桃梨枣一样，是茶余饭后书写者寄托精神的家园，没有利益的纷纷扰扰，没有官场、商场上的打打斗斗，甚至对书法的艺术性都没有过多的追求，一切皆在自然，一切顺其自然。如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悠然自得，与世无争，书法的田园境界也就显现了出来。
三、徽州地域书风的特点
其一、普及度高，善书者众。徽州人对书法的传承，不是表现在学习书法上，而是表现在学习书法和学习文化上。“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说明徽州是注重教育的。徽州的重教、重学，为书法的全面普及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放眼全国，少有徽州那样的大众化学习兴趣，故徽州书法也就有了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其它艺术的地域性一样，书法在一个地域的发展和成熟，最终形成地域性书风，必定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没有大量的人的力量，没有集体的力量，就难以形成书法的文化“气场”，新的书风就难以形成，而一旦形成新的书风，一个时期成熟的书法艺术形式及内容就会随之到来，意识上审美倾向的趋同带来的是意识上表现欲的趋同，地域性的书风也就会随之生成。在徽州，能写善书的人到处可见，可以称得上书家的也数不胜数，书史留名的有几百人之多，即便如此，许承尧还说，“然如金檠斋、巴子安、程让堂、洪雅存、汪容甫、胡城东、郑松莲等，皆以书名而志不载，知所遗多矣。”
其二，崇文尚质，大家辈出。明嘉靖年间，歙县人方元怀，号两江，以善书而“名重朝野”，社会上盛传“家无两江字，不是大人家”，意思是谁家没有方两江的字，肯定不是做官或大户人家，方两江的字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也绝不是一时风起，没有高出常人的艺术水准，在门坎很高的人家门前是难以进入的。特别是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微州书坛更是英才辈出。绩溪人胡澍、程秉钊，在篆书和魏书上，一扫往日呆滞板结的习气，清新活泼而不失古意，开一代新风，人称胡篆程魏。黟山人黄牧甫更是开宗立派，篆隶皆精，充分展示黟山人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举起了“黟山派”大旗。歙县人徐丹甫从魏碑中吸取营养，走秀丽俊雅一路，有人把他和康有为相比较，认为“康有为取魏碑之豪雄，徐丹甫取魏碑之秀丽”，二者相提并论，徐丹甫的魏碑书艺就不能在康有为之下，不过是书风不同而已，可见徐丹甫所书魏碑取得的成就。还有许承尧、黄宾虹、汪采白的书法，皆大师气象、大师气质、大师精神、独步书坛。以上这些此起彼伏的高峰，纵横交错在徽州的大地上，使徽州的书法呈现出江山秀美的景像。
其三，重视书理，理在书先。与它域相比，徽州书家特别重视书法理论的探索，并留下了大量的书法论著，对研习书法，答疑解惑，精益求精起到了校正和指引作用，如程瑶冈的《书势五事》；方辅的《隶分八辨》；程梯功的《初桄斋诗》；汪宗沂的《韬庐隶谱》；仰嘉祥的《篆法探源》；徐谦的《笔法探微》，等等这些，无不自成一家之言，充满新意。所见的书法论著，对徽州书法风气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徽州人善写篆、隶、楷、魏书，理论研究也多从此入手，篆、隶、楷、魏书的端庄大方，又暗合“程朱理学”之内涵，使徽州书法更具有研究价值。特别是黄宾虹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书法艺术，把书法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为徽州文化现象的徽州书法，是卓越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它既深深浸泡了理学思想的营养，又有批量的人才支持，更有书论的创新、突破。如此，海量的徽州书写，便形成了徽州书法圈，这个区域既是属于徽州的，也是属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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