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当年与路遥(右)合影 供图/曹培文
曹培文
去年11月17日是作家路遥去世20周年。每当人们谈起路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深感人们对这位已故作家的崇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路遥对于我而言，从来没有特别的感觉。在我的内心，路遥就是我的父亲曹谷溪的一位好友，是《平凡的世界》中平凡的一员。小时候我为跟他争几张稿纸，甚至还引发过一次无从告人的不愉快。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和羞愧。路遥去世后，众人悲痛，我也很伤心。虽然已过去很多年，记忆中的路遥却常常让我想起，也算是怀念吧。
为了半沓稿纸，我幼时曾怨恨过路遥
在我很小的时候，确切的时间应该是1970年的夏末，西瓜成熟的季节。那时候我还没上小学，母亲领着我去延川县城看望父亲。父亲在县里工作，我跟母亲住在距县城40多里的乡下。因为父亲经常不在身边，所以我对父亲陌生而畏惧。
我去县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写字的本本。因为我到了快能上学的年龄，母亲答应用父亲写文章的稿纸为我订一个。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但对子女的教育还是非常在心的。她常常坐在院子里，一页一页翻着连环画册，用清涧腔很浓的普通话给我读“列宁的故事”。
从家到县城几十里的路程，我们竟换了几次交通方式。记得先步行，继而是坐驴车，最后还搭乘过一辆两排座位相对的绿色吉普车。坐在里面风很大，噪音也很大，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才到了县里。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县城，城市的繁华令我眼花缭乱。这里要比我曾去过的集镇要大得多。父亲工作的县革委会在一个山坡上。顺着一道长长的石板坡上去，无需拐弯，径直找到二排十八号，就是父亲宿办合一的窑洞。不巧，父亲外出不在。只看到靠近掌炕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铺开的稿纸上写字。母亲和他很熟，寒暄了几句后，他又坐下来继续埋头写字。我倚在母亲身上，母亲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我当时感觉只有羞怯和窘迫。
母亲首先打破沉默，推了一把我说：“去跟你王卫国叔叔要一点稿纸。”我便勇敢地走过去，站在那位叔叔的面前。眼前这位叫“王卫国”的人，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路遥。那是我对路遥最早的记忆。
路遥拿起写字的那沓稿纸，扯了一半递我。我正要去接，蓦地，他却将手收了回去，将那半沓稿纸较仔细地又一次一分为二，然后递给我。我接过稿纸转身，扑向母亲怀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好像受了极大的委屈。幼小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和单纯！
为了得到一个习字本，对于一个学龄前的孩子，从梦想到现实，委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个叔叔怎么这么小气！”我想，“你住的是我爸爸的窑洞，用的也是我爸爸的稿纸，这么小看人！”为此我还在心里暗暗怨恨过路遥，觉得他使我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每当想到路遥，就会想起这件事。
大年初一路遥来我家看父亲的藏书
1971年，我家住在延川县城贾家坪公社的刘家沟。大年初一，刚刚吃过早饭，路遥就和他未婚的妻子林达两人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到我家。按当地的习俗，大年初一是不出门的，但思想激进的路遥，向来都不按套路出牌。头一天晚上，他和林达回延川郭家沟陪养父过除夕，第二天上午就到刘家沟找我的父亲。而且，一住下就不走了。
那是一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几乎整个陕北人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穷光景。人们常说：“贼来不怕，客来怕。”记得有一次，为追回一块弟弟偷吃的玉米发糕，我将弟弟一直追到离村一里外的河畔。很多年后，弟弟还提起这件事。
路遥却是我家的常客。当时村里住着北京知青，离我家很近。冬季农闲时都各自回京过春节，路遥和林达各占了一孔知青的窑洞住下。冬天日子短，又不上山劳动，村里都是一日两餐。虽然贫困，但春节期间的食品相对还是丰富的。家家都预备了一定数量的黄米馍、年糕，我家还磨了豆腐。
他俩通常起床较晚，常常是饭熟了还不见他们进门，母亲就打发我去唤他们。母亲的任务是料理好每天的生活，有时候林达也偶尔帮忙。印象中的林达个子不高，梳着两个羊角辫，长得很清秀。
吃完饭母亲收拾碗筷，路遥和林达就长时间陪父亲说话。有时低声细语，有时情绪激昂。虽然谈话的内容我不懂，大概离不开文学和时政。有时他们凑到我家的书柜前，翻看里面的书籍。当时我家有较多藏书，父亲还为这些书专门做了一个极富创意的书柜。柜子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可以揭起的整板，揭起就是个桌子。那个年代一般家庭是没有那么多藏书的。路遥经常光顾我家，除了跟父亲讨论学问，另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冲着父亲的藏书。他们挑选好喜欢的书，就躲到知青的窑洞看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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