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在唐代诗人李白的笔下,杨贵妃的美貌被定格。而她浑身上下的服饰是如此华丽,将天生丽质的她衬托得超凡脱俗、宛如天仙。
这不禁引起了人们的好奇:贵为皇妃,杨贵妃究竟穿着何种衣服、佩戴何种首饰呢?但因年代久远,我们只能凭借着史书上的记载,加上想象力来推测和拼凑,无从得知真相。
清朝皇后的日常饰物却有迹可循,那就是一种名为“通草花”的头饰。通草花装点了后宫佳丽,如今它的制作技艺却面临失传,唯一会做通草花的传承人,也已经是八旬老翁。
通草花的前世今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作为爱俏的年轻姑娘,她们总是不吝于花大力气装扮自己,因此诞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服饰。其中,用于装饰头发的发饰,材质就五花八门:贝壳、珍珠、贵金属、宝石等等。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姑娘都出身高贵,或者家境优越,能够负担得起那么昂贵的饰物。平民女子也有自己的办法:她们用水晶玉石代替珠宝,用鸟类羽毛代替珐琅,以实惠的价格得到类似的效果。
如此种种,催生出中华大地上多姿多彩的饰品世界:扬州有绒花,北京有景泰蓝,福建有点翠和螺钿,广东有缠花……
许多饰品原本只是“贫民窟女孩”的爱物,但因为工艺精细和美轮美奂,也被达官贵人所青睐,变得身价倍增。其中,就包括通草花。
所谓通草,指的是一种生长在山野之间的野生小乔木,学名通脱木,属五加科通脱木属。通脱木是我国的本土物种,分布广泛,生命力顽强,无论南北东西都可生长。
从通草到通草花,需经过十几道繁琐复杂的工序。第一步是种植和收获新鲜的通草。夏季通草繁茂,通草花匠人就上山采收通草,趁着它还新鲜、水分没有散失的时候取出其内径,并切成小段在无风处晾干。
第二步是将晾干了的通草芯切成薄片。这时候的通草芯特别脆弱,下刀须十分小心。切片的厚度也有讲究,切不可太薄,太薄容易破损;也不可太厚,太厚也难以塑形。
随后被切成薄片的通草芯,就可以被工匠按照自己的设想剪成合适的花瓣形状,然后缠绕上铁丝。这时候就进入了第四步,也就是用花瓣铁丝绕成想要的花朵形状,然后整形、染色……
经过能工巧匠们巧夺天工的塑造,一朵朵栩栩如生的通草花就诞生在世人面前了。
昔日皇妃的心头好
尽管通草花取材便利、便宜大碗,但它并不因此而难登大雅之堂。正相反,中国人在佩戴通草花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关于佩戴通草花的记载,最早见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本草拾遗》。这本正儿八经的医书,却在记述通草花时不经意间写到:“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
那时候通草花还仅仅是一种工艺品,就像现在的人造花束一样,只被用于家中陈设或清供,也有人会用通草花束作为生日礼物送人。
到了北宋,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人们在生活之余开始注重外在形象,而美丽易得的通草花便取代了贵重的金银首饰,成为街头巷尾最时尚的饰物。
明清时期,通草花继续大行其道,无论少女还是少妇,都争相购买这种平价又美丽的饰品。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这样描写两位对坐饮酒的妇女:“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地把着两朵通草花。”
通草花如此受人欢迎,是因为它出众的性价比。
这种取材于天然植物纤维的饰物,价格低廉,比起难得的贵金属,简直是中下层女性的福音。而它质地轻薄又坚韧,也让脆弱的丝绢花、绒花和缠花,在它面前黯然失色。
更重要的是,通草花造型多样、栩栩如生、色彩丰富,几可乱真,能够让人以最少的价格,获得最满意的装饰效果。
尽管流行,但明代还远远不是通草花的“高光时刻”。到了清代,一切就大变样了:随着皇室贵族和妃嫔们开始流行佩戴通草花,这“出身寒微”的饰物,一下子身价倍增。
这背后除了审美习惯的变迁,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明清时期,中国的贵金属、贵宝石矿藏几近被开掘殆尽,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和金银嵌宝饰品一样美丽而贵重的饰物,来显示皇家的雍容华贵。
因此,各种金银珠宝的替代品便悄然兴起:人们用鎏金代替真金,用翡翠代替和田玉,用珐琅、点翠、琉璃等代替贵宝石,审美上倾向于繁复的人工和精巧的设计,而不再是贵重的材料和首饰的“分量”。
满清贵族崇尚华丽、饱满的审美风格也迥异于喜爱雅致、精细的汉人审美,他们迫切地需要“大气明艳”的新饰品,迎合这种审美的通草花,自然成为了皇后妃子们的宠儿,登上了“大雅之堂”。
文化遗产几近失传
近代时,通草花却失去了过去在首饰江湖的地位,变得日渐式微。民国时期战乱频仍,人们生活朝不保夕,无暇顾及对美的追求,而能够给予人安全感的贵金属首饰才是当时的宠儿。
加上审美逐渐西化,摩登女性争相追逐烫头、化妆等西式审美,而象征着传统中式审美的通草花,也被一并当做“落后、过时”的象征,被人们所忽视。
新中国成立之后,“阶级斗争”和“促进生产”成了人们生活的主旋律,相比之下审美就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女性也不例外,争相抹去性别、弱化性征,以成为追求进步、英姿飒爽的“铁姑娘”为美。
那个时代,穿衣打扮也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事情,轻则引人侧目,重则被扣上“小资产阶级习气”的帽子,被另眼相待。通草花也就在饰品世界“退居二线”,被束之高阁,藏在家中作为装饰。
1953年,通草花艺人钱宏才和他的弟子戴春福二人,曾用自己精湛的技艺,让通草花这门日渐式微的艺术短暂地在新时代大放异彩:他们创作的通草菊花盆景,被用于人民大会堂的装饰,熠熠生辉。
然而,紧接着到来的各种运动,很快就令通草花“零落成泥”:当时的人们将这种带着旧时代烙印的艺术,当成“封建糟粕”,不仅毁掉了许多成品,还摧残了传承其制作技艺的艺人们。
许多人被逼无奈,从此改行,通草花陷入了后继无人的绝境。
改革开放之后,新式的审美和时尚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即使通草花艺术不再被打压和禁止,但众人的目光也只愿意追逐时兴的饰品。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产的各色发夹、发绳的冲击下,通草花渐渐销声匿迹。
通草花原料的考究、制作的繁琐、使用场合的限制,也使得通草花艺术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最关键的一点是,通草花必须手工制作,而不支持批量化生产,在这个追求效率的工业时代寸步难行。
不过,像当初为人民大会堂制作装饰一样,当年的通草花技艺传承人钱宏才、戴春福两位老人,依旧锲而不舍地进行创作。他们制作的各种通草花作品,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彰显着中国传统艺术的美。
如今,两位传人中的钱宏才老人已经去世,他的徒弟戴春福也已经年过八旬。通草花技艺岌岌可危,即将失传。戴春福老人曾想过广收徒弟,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时下的年轻人考虑到学习制作通草花并不“划算”,竟然无人愿意登门拜师学艺。通草花的命运,也许会像早已失传的各种传统手艺一样,默默地走向衰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个人肩上应该承担起的责任。但愿美丽的通草花艺术在新时代的东风下后继有人,蓬勃发展,浴火重生,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