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班固鉴于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止于武帝太初时间,太初以后便阙而不录。后扬雄、刘歆等虽为缀续,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继《史记》,班彪乃发愤继续前史,终作成“后传”(列传)六十五篇。同时班固以班彪所续前史未详,因“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遂本其父所作,潜精研究,续成其书,踵继先人之业。
班固亦有歌颂汉朝功德之意。《汉书叙传》中,班固曾述其撰书之旨谓:“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知班固撰《汉书》以颂汉朝之功德。
《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和《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班固世代为望族,家多藏书,父班彪是当世儒学大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采集前史遗事,旁观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亨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撰成《汉书》。其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则由他的妹班昭和马续共同续成,因此《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完成。注疏《汉书》的主要有唐朝的颜师古、清朝的王先谦(补注)。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史风汉”、史班或班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是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
《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
之前我已经说过,《汉书》的作者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是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班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二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谁也没能想到,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给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诽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汉明帝更给了班家一些钱财,帮助他们写下去。
汉明帝颇为赏识班固的才能,召其为兰台令史,秩俸为二千石,后转迁为郎。当时兰台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闻名,班固与弟班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此即“文人相轻”的典故。班固又奉诏完成他的父亲所著作的书。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他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就出自班固手笔。
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洛阳令种竞被班固的家奴醉骂,怀恨未忘。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种竞利用窦宪事败的机会,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惨死在监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汉书》,八“表”以及“天文志”都还没有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死于非命,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便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此外,班固也是东汉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记载,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
到了唐代,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繁重,就把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汉书》中的“纪”共十二篇,是从汉高祖至汉平帝的编年大事记。
虽写法和《史记》略同,但不称“本纪”,如《高帝纪》、《武帝纪》及《平帝纪》等。由于《汉书》始记汉高祖立国元年,故将本在《史记·本纪》的人物,如项羽等,改置入“传”中;又由于东汉不承认王莽建立的政权——新朝,故将王莽置于“传”中,贬于传末。
《汉书》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记》旧表,而新增汉武帝以后的沿革。
前六篇的记载包括:记载汉初同姓诸侯王的《诸侯王表》,记载异姓诸侯王的《异姓诸侯王表》,记载汉高祖至汉成帝的《功臣年表》等,借由记录统治阶级来达到尊汉的目的。
后二篇为《汉书》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其中的《古令人物表》,班固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分为四类九等,表列出来;《百官公卿表》则详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官制。
《汉书》中的“志”共分十篇,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
由于《汉书》已用“书”为大题,为免混淆,故改《史记》中的“书”为“志”。
《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把《史记》的“礼书”、“乐书”改为“礼乐志”,把“律书”、“历书”改为“律历志”;把“天官书”改为“天文志”,把“封禅书”改为“郊祀志”,把“河渠书”改为“沟洫志”,把“平准书”改为“食货志”。
同时又新增“刑法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各志内容多贯通古今,而不专叙西汉一朝的历史。
其中,如《地理志》详述战国时期、秦朝、西汉时期的领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名门望族和帝王的奢靡等。
《五行志》集有关五行灾异之说而编成。但从另一角度看,却保存了大料的自然史资料。
《天文志〉则保存了上古至汉哀帝元寿年间大量有关星运、日食、月食等天文资料。
《刑法志》则概述上古至西汉时期的刑法,并且点出汉文帝、汉景帝用刑之重,更指出汉武帝进用酷吏而导致的恶果。
《食货志》则详述上古至汉代的经济发展情况。
《沟洫志》则记述上古至汉朝的水利工程,并说明治理水文的策略。
《汉书》中的“列传”共七十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同时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
至于传的篇名,除《诸侯王传》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为标题。
《汉书》列传中有关文学之士的部分,多记载其人有关学术、政治的内容,如《贾谊传》记有“治安策”;《公孙弘传》记有“贤良策”等,这些都是《史记》没有收录的。
而列传中的类传有《儒林传》、《循吏传》、《游侠传》、《酷吏传》等,此外又新增《外戚传》、《元后传》、《宗室传》,这些也是《史记》所没有的。
四夷方面,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三传。
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列传”最后一篇作《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列传”以记载西汉一朝为主。“列传”各篇后全部附以“赞”,也就是仿《史记》篇末“太史公曰”的体例,说明作者对人或事的批评或见解。
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个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它的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由于班固生活的时代,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统思想。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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