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周质平《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七中有“南北学者之病”一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南人与北人在性格上的不同。他说北方的学者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南方的学者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慧”。今日新大陆是南北学者荟萃之地，因而顾炎武所说的“学者之病”也就一时并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华洋，只要是学者，大多即有“学者之病”，而顾氏所说南北之别，大抵视有无长俸为分野。
在未获长俸之前，受逼于形势，大多要“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地在学界争出个头脸，做出些贡献；一旦长俸到手，即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矣。
当然，长俸到手之后，回首过去五、六年“言不及义”之出版与“好行小慧”之行迹，虽亦不免哑然失笑，但此去即是阳关，昂首阔步，高枕无忧，从此封笔束书，再不昧着良心祸枣灾梨，痛痛快快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再不栖栖遑遑，不可终日。此真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从“南方学者之病”转化到“北方学者之病”是一种境界的提升，也可以说是人生一劫，过了此劫，即登“彼岸”。这种境界的提升也可以说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长俸到手之前过的是资本主义竞争激烈的生活，做一天事，吃一天饭，多做多吃，少做少吃，不做不吃，摆在眼前的是“优胜劣败”血淋淋的事实。长俸到手之后就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幸福的果实”了。干是三餐，不干还是三餐，充满着悠闲和乐。
套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说古今成大学问大事业者的三个境界，则今之学者也有三境界：“写论文，得博士，找工作”此第一境也，此境颇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苍凉。
“开会演讲，著书立说。在家中横眉向孺子，在学校俯首对千夫”此第二境也。这段期间专一之精神，比之“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有过之而无不及。焚膏继晷，在打字机前苦思焦虑；在图书馆里绕室彷徨。想的是中文，写的是洋文，其中之苦楚又何止是一字一泪而已。每见此境中人总使我想到“死生以之，情极无怨”这几个字。在新大陆享受自由民主不是没有代价的。
第三境则有不得长俸与得长俸之别：不得则“行到水穷处而不睹云起”约略可以概括此时心境。这种心境与传统中国文人之受贬与放逐或有相似处，此时读苏东坡“小舟从此逝，江海渡余生”的句子，当别有一番领会。
幸而得到长俸，则“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依然回到了王国维的第三境。多少年来朝思暮盼的极乐境界，一朝获致，却也不免有些意兴阑珊，竟不知当日何以醉心如此。
从第一境到第三境，以一个文史专业的同行来说，大抵需时十年。照中国圣人的说法，这十年大概是从“而立”到“不惑”。在海外搞了十余年中国文史，靠着祖宗遗产，勉强图一温饱；而今年近四十，我的困惑却较任何时期为深。
诸葛武侯曾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当今在美国学界，不求闻达，即不足以苟全性命。诸葛先生的乱世毕竟还有隆中可以高卧；而今虽是天下太平，却常有无立锥之地的惶惑。
在第一境、第二境的时候，虽有栖遑无以终日之感，但终究还有一个目标在。到了第三境，登上彼岸之后，却四顾苍茫，惊觉此身是客，午夜梦回，也不能不想想此后安身立命的根本之计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