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相轻

——兼谈不宜提倡学生文言文作文

█唐甫成（Angelo）

近日，某市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征文活动，作家扁舟技高一筹，独占鳌头，获得特等奖，奖金五千块。可是他的心情十分抑郁，一连几天闷闷不乐。原因是，一位得二等奖的女作家水草鄙夷他，对评委说：“别人得也就算了，就他那文章……”尽管他一直是她的粉丝，十分推崇她卓越的写作技艺，但她这话一出便人设崩塌。

当我知道事情原委时，真希望并不知道。因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话题虽老，问题却新，若参与评论可能使人不快，两头受气；可我又不想阻止思考，只好就事论事，以点带面，把自己的心得抖落一番。

扁舟和水草都是文章大家，作品风格迥异。前者集记者、作家、古典诗人于一身，为文高屋建瓴，提笔化字，简洁凝练，笔锋常挟古风，融景入事深得赋比兴之法，因此旁征博引，气势磅礴，其综合写作速度，在当今文坛实属罕见。后者是名师，执教多年，声名遐迩，其作品文笔优美，语言生动，记人写事常以小见大，于细微之处显精神，擅长把人的情感和社会的变迁融合在对自然的描绘中，成功展示出事物变化发展的轨迹——这种细腻的描写，堪称高超的艺术。读者于本次获奖作品，约略可见这两位散文作家的独特魅力。

水草轻视扁舟，对其作品提出异议，表面上看似乎反对他的文体，认为太花哨，语言华丽，华而不实，好比一棵树，枝头繁花似锦，里面却空空如也，没结情感的果实，实质上她是受自己偏见的支配。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

文章体裁不同，本没有可比性，若非得要一决高下，分出胜负，关键看站在何种立场，以什么为标准。扁舟之所以夺冠，是因为他以记者的敏锐，深刻领悟了活动宗旨，明晓征文意图，用壮丽奇崛的语言电晕读者，征服评委。他下笔虔诚，直抒胸臆，以城市名片的发展史为主线，反映了“城市坐标”在当政者的主导下已成为家乡人民心里的一座不朽的丰碑。直接的美更加扣人心弦：他有一支生花妙笔，点石成金，不是以小人物的视角来赞美家乡，赞美党和政府，而是立意高远，用城市名片作象征，使读者从中领略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水草是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表现主旨，情真意切，淳朴平实，犹如深山村姑，虽令人心往，但品牌代言，明星上位，因此她无缘特等奖也在情理之中，并不意外。当然，他俩的作品并不是无可挑剔，共同的缺陷是：既没有宝贵的知识，又没有深刻的见解。尤其是在这种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征文中，“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应把文章的功德作用提高到相当的高度。

一直以来，文坛上流行一句玩笑话：“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好。”对他人作品的鄙薄程度，扁舟不比水草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以自己的所长去看别人的文笔，若不入他的法眼，即流露出鄙夷不屑的神色，内容不看便断然否决。三年前，我曾和他一起共事，期间他多次强调说：“古文功底差的话，先天营养不良，写文章没有力量，起承转合不流畅，松松垮垮的。”这句话本身是对的，也特别适用于某些短文，但若以此为标准推崇古文，并用古文风去衡量文章优劣，甚至提倡在考试中给文言文作文打高分，那它就显得太狭隘了。首先，中国虽有数千年文明但创作的长篇巨著却少得可怜，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古汉语在表达能力上十分欠缺，不如西方语言，于是五四先贤才用西方语法对古汉语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手术，从而诞生了现代汉语；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明显强于古汉语，若精通它文笔自然精美，若不能运用自如，常依赖古文，那也可以说是没有学好现代汉语的缘故。其次，英国著名小说家H.G.威尔斯在其《世界史纲》（1920）中发表了对中国人的看法，很多观点不无道理，他认为中国人的语言太简、文字太繁，不利于精确思维，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阻碍了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官僚阶层将注意力集中于古典文学格式，胜过集中于思想和现实；中国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原因不是中国人愚昧，甚至都不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大概是由于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复杂，而不是由于任何别的可以想象到的原因。再次，巴尔扎克、查尔斯▪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言等，他们虽然在使用各自的语言时文笔并不高雅，但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文笔简洁凝练，炉火纯青，独步天下，可是没作出长篇来；文笔卓然，绝对利于写作，但文笔一般，不带古风，抛弃古文字的奇技淫巧，也能成为杰出的长篇作家。对这三条，我曾试图提醒他思考，但刚一开口他就坚决如铁地打断我的话，我想了想还是别探讨为好。值得指出的是，前两条的理由能充分说明：不宜提倡学生文言文作文。

只要是人，都难免受其偏见的支配，作家也不例外，所以自古就有“作家相轻”这个话题。一个作家如果对自己和他人作品的评价有失公允，那可以从他的个性、直觉、感情、阅历、经验、癖好、环境、知识的广度与思想的深度上，探究原因。但一个正直而坚定的作家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以自己的不足去肯定和赞美别人的亮点，进而影响读者也能客观地看待事物。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坛上并不鲜见：

1927年，来中国探险的瑞典国家学会会员斯文·赫定，想推荐一名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于是，刘半农、丁文江分别向其推荐鲁迅和梁启超。斯文·赫定便托刘半农询问鲁迅的意见，刘半农则让台静农给鲁迅写信探询意见。鲁迅在回信中写道：“静农兄：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鲁迅没有创作长篇小说，他首先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与世界其他作家的差距，而干净利索地婉言谢绝了。

不久，梁启超逝世。斯文·赫定便想推荐胡适，并当面希望胡适把著作译成英文。对此，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白话文运动的旗手，民国气质的缔造者，如果从品格、风范、学术以及对中国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上来评，他获两次诺贝尔奖都不为过。但他本质上是位学者，不是职业作家，他的大量著作都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胡适没有因为扑面而来的巨大荣誉而伸手相迎，而是首先公正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刻画自己的不足，并没有着手将自己的著作译成英文，而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他是一代宗师，资助过帮助过的人有林语堂、季羡林、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千家驹等等，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的文化精英。他的高风亮节，一直为世人所敬仰，值得每个人学习效法。

2012年莫言荣膺诺贝奖文学奖，很多作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欣喜之情和祝贺之意。作家余华说：“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10次茅盾文学奖了。因为90%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比不上莫言最差的一部。”他对莫言的评价甚高，表达了很多作家不及莫言的意思，却回避了拿自己跟莫言一比的“义务”。这是有原因的，他的《活着》畅销几千万册，而且还在持续畅销，可能他的底气和信心告诉他自己：等到以后再比较也不为迟嘛。这实质上也反映了他的一种客观的态度。

而散文家雨花，则心直口快。“莫言得奖，太棒了！最喜欢莫言的《生死疲劳》，他的小说充满方言，可以彻底看到村落的经验是如何给人充沛的生命力，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每回读莫言的小说，都会感叹，我不如他。”雨花直言自己的短板，令人敬佩。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雨花的文章在莫言之下，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她的文章力量与功德在华语文坛上罕有其匹。即使在她并不擅长的为数不多的小说中，也有精美的篇章：我觉得她的《堕》里的某些章节写得好得不可能再好了，至少没有哪一个男性作家能写得出来，除非他能破解生命的奥秘。

事实上，莫言更多的是一位小说家，擅长讲故事，讲得石破天惊，翻江倒海，直击人的心窝；写文章并不是他的主业，也不是他的强项，即便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他通篇也在讲故事，讲了一个又一个，讲得不知疲倦，欲罢不能。他并没有“按惯例就文学的性质和方向发表个人的或学者式的评论”，也没有“阐释一下作家的崇高义务和责任”，我认为这是一种遗憾。我们不能因为他是诺贝尔奖得主，就说他什么文章都能写，那将是一种美丽的误导——我想这也是他不愿意听到的。 

其实人人都是作家，都在书写人生，书写自己的故事，和关乎自己的一部书。所以，“作家相轻”这个题目适用于每个人，它能启迪我们深思熟虑，审己度人。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