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科学革命的可能方向
——试论人体科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关士续的论文）(1)
考察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只能从对于其历史的判断出发。因为所谓发展，无非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延伸。
今天，人类已经可以为自己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而感到自豪了。但是，当我们充满这种自豪感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地球已经有了四、五十亿年的历史，人类也已有了二、三百万年的历史。而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如果从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算起，至今也才不过三、四百年。
再过三、四百年，人类当然还会存在。再过四、五百万年，人类也不会消亡。而且，科学仍将以“可以说是以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力量继续发展。那末，未来的人们将如何评价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水平呢？
还在本世纪初，齐奥尔柯夫斯基就曾说过：“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是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的。”现在，人类凭借自己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手段，终于有了冲击地球引力范围的能力，这无疑是科技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可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则不难作出如下的判断：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迄今只不过是度过了自己的“摇篮期”而已。
我们关于科学未来发展的思考，只能以这样的判断作为出发点。假如我们离开这个判断，自以为已经穷尽了真理，只要一出现与已有的知识体系稍不相容的事实或见解，便马上视之为非或斥之为伪，那就未免显得过于幼稚和肤浅了。
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已经证明自己为强者。可是，真正强者的力量在于相信自己的未来，而不是陶醉于自己的过去。
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未来的科学将要向哪里发展，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可能从哪里突破呢？
钱学森同志曾著文。认为人体科学研究“可能导致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 “这也许是比二十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笔者也曾提出人体科学研究可能是“导致人类对自然界认识产生巨大飞跃的突破口”，“这项研究工作一旦取得突破，必然是涉及各个科学领域的一次普遍革命”的思想。
提出这样的论断，也许为时尚早。在有些同志看来，甚至是异想天开。但是，科学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应该从目前潜在的状态中去把握未来。当然，历史有其客观的固有的步伐，未来总是过去的合乎规律的继续。我们不能割断或抛开历史去空想未来，而只能到以往的历史中去搜寻导致未来的渊源和根据。人体科学的兴起也应有这样的历史必然性，本文即试图对此进行一些分析。
（一）科学革命的契机
现代科学史观早已抛弃了那种把科学的历史发展仅仅视为知识的单纯积累过程的观点。科学的发展绝不限于知识的渐进增长，它还包含观念革命的过程。
一切科学理论，都是以一定的科学观念为构架，并以相应的经验知识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当不断增添的经验知识尚能容纳到原有科学观念的构架中去，仍能用原有的理论加以解释的时候，这个体系保持着相对的稳定。这时，科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知识的扩展、内容的丰富和结构的完善化，这便是科学发展的渐进进化阶段。而一旦出现新的、不再能与原有科学观念相容、不再能与理论相符的“反常”的经验知识，而且这样“反常”知识已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原有科学理论的观念构架就会被突破，新的科学观念就会建立起来以代替旧的科学观念，于是科学的革命时期便到来了。
历史上科学的许多重大突破，都是以这种“反常”事件的出现，便构成了科学革命的契机。众所周知。黑体辐射能量分布在理论解释上的困难和迈克耳逊一莫雷“以太漂移”实验的否定结果，对于十九世纪以前的经典物理学来说就是这样的“反常”事件。威廉·汤姆生曾把它们称为十九世纪末物理学天空中的“两朵乌云”。然而，正是它们导致了普朗克量子假设和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诞生。
历史经验也曾表明，每当“反常”事件出现之后，总有些人对它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另一些人则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去寻找把它们与旧理论调和起来的方案；只有那些有识有勇，敢于冲破旧的理论框架并善于重开新路的人才能担负起完成科学革命的重任。
自从1979年首先在四川发现人体所具有的“特异功能”以来，国内各地已陆续报道了许多类似的现象。当然。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些同志对于这些现象的真实性一再表示了强烈的否定意见。
但是，关于一个现象是否存在，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许许多多严肃的科学工作者，一直致力于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尽管在某些实验中确曾出现过一些假象，而且有关现象本身也常表现出人们至今仍不能完全掌握其规律的不稳定性，但是，已经有了在足够严格条件下进行的丶可以充分证明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实验。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在有关特异功能现象的争论中，焦点一直在对其真实性的承认与否上。其实，这些现象的真实性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否定，恰恰是因为它与习惯的常识相去甚远，与已有的理论太不相容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种真实性一经被确认下来。特异功能现象便构成了“反常”知识，因而也就有可能成为引起科学革命的一种契机。
科学当然可以就“这一事实是否存在”作出判断。但是，绝不能用“这一事实是否应当存在”的判断来代替“这一事实是否存在”的判断。如果我们以“某一事实不应存在”作为否定这一事实实际存在的理由，那末，真理的实践标准便被已有的理论所偷换。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的“反常”事件都将被否定，科学的发展道路也就被堵塞了。恩格斯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如果认为，凡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二）带头学科的更迭
关于科学发展的带头学科，国外和国内已经进行了不少讨论。抛开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不谈，许多人倾向于一种比较一致的意见：带头学科是沿着“力学—物理学—生物学（生命科学）”这条线依次更迭的。
从人类认识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以及自然界本身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来看，上述带头学科相继更迭的次序似乎不难理解。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生物学已经深入到分子水平上认识生命活动，并在阐明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如蛋白质、酶、核酸）和活动机制（如遗传现象）方面获得了重要突破，也日益显示了这门学科在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的重要性。
但是，仅就上述学科发展的过程而言，只能表明物理学接替力学，生物学又将接替物理学成为科学的前沿。在这个意义上，只能把它们称为“前沿”学科，而不足以确定它们的自己那个时代的科学总体发展中能够对其他学科发展起“带头”作用的“带头学科”地位。
关于“带头”作用，许多文章只谈到带头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巨大的”、“广泛的”影响。但这仍然是一种模糊的描述。笔者认为，一个时代的带头学科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为这个时代的整个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观念的构架，即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而其他学科用以形成理论的观念构架主要是从带头学科那里借用或移植来的，或者说，带头学科所影响的，是这个时代的科学的世界图景。毋庸赘言，十七、十八世纪的力学，十九、二十世纪的物理学，都曾起过这样的作用。
可是，我们如果依据这一准则来看生物科学。就可以看到，尽管分子生物学对生命世界的认识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它借以取得这些进步的理论乃至手段都是以物理学、化学的成功为基础的，人们还看不出在生物科学中已经出现了象十七、十八世纪的力学，十九、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曾经提供过的那些足以形成一个时代的科学认识特征，并足以影响这个时代的科学世界图景的新观念的雏形。
1979年，在我国重新发现了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并且接着兴起了人体科学的研究。虽然对于这个破土而出的新领域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议，但争议的双方谁也不怀疑恰恰是在这个领域里，已有的科学观念，主要是物理学观念，受到了尖锐的挑战。其实。人体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恐怕也就在这里，它使生命科学的发展不仅有可能导致对于生命现象本身认识的突破，而且有可能改变已有的科学观念以致整个科学世界图景。这样，生物科学也就有了发展为未来的带头学科的可能。
诚然，我们现在尚无从预言人体科学研究将会引起整个科学观念的哪些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今天，包括国外在内的有关研究，已经在一个广阔的科学背景上进行了。在研究初期曾提出的一些应用于生命现象的经典场理论，如生物场、生物电场、生物电磁场、生物能场、生物等离子场等，已为一些神经和系统模型理论，如适从理论（conformance theory）、 观察理论 （0bser-vational theory）、 形态场理论（morphic field）所代替。这些理论的成立与否暂且不论（笔者也无从评论），但类似的研究却明显地表现出了一个特点：它们不仅使用了量子物理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已有成果，而且也开始改变原有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
（三）科学对象和科学方法的变革
在一些讨论当代科学发展趋势的著作中谈到现代科学的对象特点时，常常指出科学的对象领域正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上向更大的深度和广度扩展，这是就整个科学的“对象领域”，即科学在某一时代所能认识的自然对象的特定范围来考察的。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即在上述确定范围内，科学关于对象的把握方式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科学历史上，科学关于对象的把握方式已经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明显变化。
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直到十九世纪初，科学是把自己的对象当作孤立的个体来研究和把握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开始着重于发掘与考察各种关系或联系，其中既包括空间上的联系也包括时间上的联系；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科学关于对象的把握方式又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它已经不是简单地去考察个体间的关系，而是把对象当个一个系统来看待了。
随着科学关于对象的把握方式的这种变化，科学方法也就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当科学把对象当成个体来研究的时候，它的方法只能以分析为基础；当科学把对象当成关系或联系来研究的时候，它的方法必然以综合为核心；当科学把对象当成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时候，它的方法论基础也就必然转变为系统方法。
当科学对象转移为系统，科学方法论基础也转移到系统方法上来的时候，兴起了人体科学的研究，这大概不是一种巧合。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人体，如果我们不把它看成一个系统，不使用系统方法进行研究，就无法揭开它的奥秘。人体，应该说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认识到的自然界中最发展、最复杂、组织化程度最高的系统，对自然界的系统认识是理应从这里取得突破的。
我国关于人体的认识，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极其宝贵的遗产。中医药学的实际效用之所以直至近代医学发展起来之后仍历久不衰，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着恰恰是近代医学所缺乏的系统思想。同样地，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仍不能对它作出现代科学的解释，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总想在解剖、分析的基础上用以分析为基础的综合方法去理解它，而没有如实地把人体当成一个系统来看待。于是，现代医学便似乎与中医药学格格不入了。实际上，中医药学的整个体系都是系统思想的体现。这种体现虽然是素朴的，但却是精彩的。
言及于此，想顺便说明一下：所谓中西医结合不应理解为仅仅把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更不是用西医去改造中医｛实际上，要把两者原样不变地结合到一起恐怕是办不到的，因为它们来自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体系｝而应该是保留和提高中医的系统思想，吸收和发展西医的科学知识，以现代系统理论（包括信息论，控制论）为构架，建立起来新的系统医学。这样一种结合，势必将与人体科学研究殊途同归。
1981年，钱学森同志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按笔者理解。所谓“人体科学”并不仅是“以人体为对象的科学”。而是“把人体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的科学”，“人体科学”应是“人体系统科学”的简称。
把人体作为系统来研究，特别重要的是研究系统的状态、系统的信息过程和控制机制。科学发展到今天，应该承认我们对人体的认识仍然是相当粗浅的，其中最缺少的也正是关于人体系统状态、信息过程的控制机制的知识。而在这一方面，潜力是很大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气功”。气功的实际效用越是广泛地被人们感受和承认，我们也就越加感到自己对于自身的状态、信息和控制问题实在是知道得太少了。
钱学森同志在提出“人体科学”的同时，还提出了人体具有不同的“功能态”（醒觉功能态、睡眠功能态、催眠功能态、、特异功能态等）的概念。所谓功能态即人体系统表现出的不同功能的状态。状态作为系统的整体描述对于系统的认识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果我们抛开状态，仅仅考察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则仍难免落入以分析为基础的综合方法的陈规，结果还是不能真正认识系统。就人体系统而提出的状态概念，对一般系统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总之。既然科学要以系统为研究对象并且要用系统方法来研究这个对象。那未大概就没有比人体科学更适宜的学科在这个方面首先取得突破了。
（四）人和自然的关系
科学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有一段话是值得我们重新体味的：“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对恩格斯的这一段话。过去我们只着重于强调它的最后一句，即人类能够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后来，由于自然界的报复，公害、污染等教训，我们对它的前面一句也越来越理解了。可是，对这段话的中间一句，恐怕我们至今还重视不够。以为它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它指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人是属于自然界的，人是存在于自然中的。
通常我们习惯于把自然界划分为两个自然，即天然的自然和人工的自然。实际上在这两个自然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自然，这就是人本身这个自然。而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能把那两个自然联结起来。如果把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或除人以外的天然自然）叫作“第一自然”，那末就应把人本身这个自然称为“第二自然”，而把人所改变或创造的自然称为“第三自然”。在自然发展史中，这三个自然正是按这个顺序相继产生的。
假如我们回过头去冷静地分析一下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已经走过的道路，那末就会发现，我们大概有些过于“外向”了，人类要作大自然主人。所以总是致力于不断扩展自己认识自然的视野。但同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于人自身这个自然的认识。今天，科学认识的前沿已以达到远至150亿光年的遥远天体。小至夸克乃至更深的物质结构层次。同时技术创造了一个已经渗入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庞大的人工世界。可是至今我们对于人体本身这个自然又到底认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须知，人类就其自然本质而言，是大自然所创造出来的最美妙的“杰作”，是我们迄今所知道的最高度组织化的生命的“最高花朵”。
如果仔细审视一下当前人类改造自然所面临的问题，那末我们也会发现，许多问题恰恰发生在两个方面：—方面涉及到人和“第一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到人和“第三自然”的关系。在前一方面，这种关系已经在历史上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人类从服从自然，到征服自然，现在则要谐调自然：建立自然本身的谐调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谐调；在后一方面。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尽管关于“技术”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把技术无论是看成机器也好，还是理解为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也好，技术的全部发展都是沿着把技术作为人体及其功能（包括体力和智力）的延长，用以模拟、放大、代替人的职能这条线索前进的。
所以，人是从第一自然到第三自然的中介，也是这三个自然的核心。科学技术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人类能力的进步一人类的能力是有巨大潜力的。而人的潜力的发挥又依赖于对人本身这个自然的认识。
不难想象，如果我们能在对第二自然即人本身的认识上取得重大突破，那末也就必将引起人对另外两个自然的认识上的突破。而且不仅如此，这种突破还将对思维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也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从科学的总体发展来看。人体科学研究的兴起是势所必然的。
(待续)
(1)关士续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 1985 3卷1.2期p.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