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问题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已成痼疾，这也是国家下大力气推动“街区化改革”的重要动因。以交通为例，造成拥堵的一大原因是“微循环系统”不畅通：大块大块的地被各大院占用了，公用的小街小巷少了，久而久之大家都喜欢跑到主干道上去，造成主干道堵塞。 据统计，全世界范围内平均每平方千米有大约90至100个路口，有的甚至更多，北京却只有不超过20个。改革开放前，占地面积比较大的主要是机关大院、部队大院，而现在是房地产商修的商品住宅小区，往往是几百亩几百亩地“圈地”。这不仅给城市居民出行带来不便，也拖累服务业整体发展。世界其他地区多为一个单位一栋楼。 “街区化改革”意见出台后，我注意到不少人的担忧，比如害怕政府短时间内要求所有住宅小区都向社会开放，道路变为公用。事实上，“街区化改革”采取的是增量式策略，所谓“老区老办法、新区新政策”，近段时间应当将重点放在如何让新批准建设的小区不再封闭。新建小区没有形成固化的利益格局，权益、配套设施、法律等各方面问题比较容易厘清。 存量改革即对既有封闭式商品住宅小区的改革，最关键、最复杂也最敏感，必须慎之又慎。一方面，我国近些年建设的住宅小区绝大多数是封闭式商品住宅小区，围绕小区配套设施权益分配等问题，这些小区已经形成了固化的利益格局，涉及大批业主。若处理不好，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存量改革涉及《物权法》等刚性的法律关系以及公权与私权间的复杂博弈，须稳妥把握。 “城市街区化”后是否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是舆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随着高科技警用装备的使用，我们已具备街区开放的技术条件。国内绝大部分城市都安装了数十万个监控探头，能够实现对城市无时差、无死角的全覆盖。如果辅之以更加精细、高效的巡警制度，改变依靠街道居委会进行治安防控的封闭式管理，相信治安问题会迎刃而解。同时，借鉴海外经验，我们可以更重视楼宇安全，让更多小区保安转岗到居民楼，配备更多的社区巡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出让面积过大是造成中国出现大量封闭式商品住宅小区的主要原因。推动街区化的关键还是在主观层面。小区封闭化不是中国的传统。近几十年来看，开放式小区过去就有，比如改革开放前的北京三里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修建的大多数住宅小区也是开放的。 “街区化”的推进取决于居民安全、社区服务等合理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只要让居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改革推下去并不难。▲（作者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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