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
寂寥叟 2017年12月12日自媒体
'敦煌学是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成果……而他的出现与道教息息相关，是全真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并主动向官方报告请求保护，引发一连串后人见仁见智的事件，才奠定了此一学科的物质基础”。
'王圆箓为保护敦煌莫高窟而新建太清宫、修葺千佛洞、整修修三层楼，是道教与佛教两大文化体系交流融合的成果。一个道教徒为佛教当看守人……”
这是陕西省社科院樊光春先生在昨天论坛主题发言中的片断。
已故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生前的一篇文章中也作过这样的评论：“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
以上都是学界权威学者经过调查考证，对王圆箓作出的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真诚的为这些学者先生们点赞！
同样是有学问的人，所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怎么有的人就不作调查了解考证，不顾当时国情、教情、民情、官府情等客观现实，而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呢？你用文物意识，立足艺术角度，高标准要求那个年代的一个没有文化、只知道做个本分出家人的道人，合理吗？即使是当时的文人甚至官府能做到吗？
一个官不管、民不问、教门失顾、教徒无踪的贫穷荒凉之地，王圆箓来到这里选择住下来，过着极其清苦简单的出家修行生活，把化缘的钱全都用在修缮和保护上，却被个别文化人描写得龌龊不堪！
就如同一个战士在前线战场上倒在血泊之中，这时，你在后方不但不承认他的功劳，不敬仰他的英雄精神，反而站着说话不腰疼，武断指责他不该倒下，指责他是个懦夫。
忽然想起了鲁迅的话：“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自己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
以下是辑录他人的评论：
王圆箓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无私人使用任一文钱。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王圆箓）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直到清朝康熙后期，清王朝才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清朝对莫高窟的保护和发展，也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当王道士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所埋，映入眼帘的只有颓败与荒凉。莫高窟，这个昔日的宠儿，此时已经被遗弃了。
王道士就这样作了莫高窟的主持，没有巧取，没有豪夺，一切就是这样偶然，又这样自然。王道士发现它的时候，它已不是圣地，只是一个弃儿。
毫无疑问，王道士对莫高窟的新生做出了贡献。让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一贫如洗的穷道士，在没有任何政府支助的情况下，每天跋涉在大漠风沙中，挨家挨户化缘，然后把化来的钱一分一厘都用在莫高窟的整理修复上，光清理流沙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份怎样的虔诚？
藏经洞发现经卷以后，王道士首先想到的是送官，可是当时的敦煌县令对这一堆发黄的破纸毫无兴趣；王道士冒着生命危险驮了两筐送给肃州道台廷栋，廷栋却认为，那上面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写的。
好不容易等来了进士出身的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人还算识货，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宝物的价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运到兰州保管，藩台大人一算帐，光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
无奈之下，叶昌炽只好上书朝廷，可当时的清廷正忙于割地赔银子，哪里顾得上这等无关国计民生的小事，一道旨意，请敦煌县令自行处理。县令到哪儿去筹这笔钱？干脆，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
▼以下是已故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生前对道士王圆箓与敦煌莫高窟的描述，与某人的描述截然相反：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和民工清除16号洞窟的积沙后，雇请了一个姓杨的人抄经。王道士和杨某工作到夜半，歇息时，扬某点燃一种名芨芨的草当烟吸。吸毕，和往常一样，将燃余的草插在身旁墙壁的裂缝里以息火。不料这次插时，感到洞很深，用手敲了几下墙壁，只听空空之声。他很奇怪，于是马上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即与杨某破壁，发现内有一门，高不容人，外用泥块封闭着。他们好奇地把门打开，竟发现洞内无数白布包充塞其间……”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发现藏经洞意味着开启了敦煌学的大门，但他知道这样重大的发现应该报告官府，出生在湖北武当山下的王道士想起了自己是炎黄子孙。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出发了。他晓行夜宿，步行五十里，专程拜访了县令严泽，还专门挑了两卷经文送去。这个县令除了渔肉百姓外是狗屁不懂，把两卷经文当作发黄了的废纸，一笑了之。王道士失望而归。
1902年，到了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来了位进士出身、谙熟金石的新县令汪宗翰。王道士重振信心，再次登殿拜访，苦心陈情，报告发现藏经洞的情况，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汪县令立即带领人马，浩浩荡荡，视察了莫高窟。王道士心甚喜，以为碰到了救星，谁知汪县令视察后，手上拿着挑选好带走的经文，对王道士说了声“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扬尘而去。怎么保存，如何看管，王道士伸长脖子等待，没有下文。
王道士仍不甘心。他雇了毛驴，备了干粮，挑了一些经卷，对弟子和民工做了简单交待，冒着被土匪劫杀的危险，单枪匹马，风尘八百里，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这位道台学问大大地有，仔细观看了经卷，既没评价这些文物究竟有没有价值，也没提到如何保护，只是从书法的角度欣赏了一番，并得出结论，经卷上的书法与他写的有得一比，也就了事了。
消息传到甘肃学政叶昌炽耳朵里，他通过县衙要了一些经卷。王道士以为这次会有希望。但叶昌炽也只是为了充实他正在写作的《语石》。果然，才学满腹的学政除了在《语石》中对藏经洞经卷作出一学术评价外，也没有任何保护的建议和举措。王道士失望极了。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跟敦煌县令严泽有什么两样。一纸空文使王道士寒透了心。
王道士一次次求助朝廷和官府，结果却同样令人伤心。如此对牛弹琴，究竟是大清朝根本不需要这批文物，还是王道士根本不该发现藏经洞？王道士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几个月后斯坦因到敦煌给王道士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看到王道士满脸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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