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前文明与上古气功
现在让我们把考察的目光从绚丽动人的古代传说收回来，落到实处，立足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从另一方面进一步考察作为古代人类共同财富的气功和人类古代文明的内在联系。
在华夏文化的传说中，从盘古开天地，经三皇五帝而至禹汤文武，除盘古的神话以外，其他的传说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都是具有实际背景的，因而都是有迹可循的。即使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也不见得纯属虚构。如果我们去掉女娲身上的神光，把她看作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的一位杰出代表的话，那么“补天”固属神话。是虚构的。但说她采集“五色神泥”用火煅烧而“炼石”的说法，却很可能是有其实际背景的。实际上女娲炼出来的“石”，不可能是岩石的石，只能是不同于泥土的、类似于石的某种脆性硬质材料，这就是陶器。因此，如果我们把女娲采集特定性状的泥土（所谓“五色神泥”）用火煅烧炼制成“石”的过程理解为制陶技术的话，恐怕不会是穿凿附会，应该是合理的。设若如此，则炼石补天的神话里的女娲，很可能是华夏文明中制陶技艺的始祖。按照传说，女娲和伏羲似乎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或许他们是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时期的领袖人物，唯此，则女娲应略早于伏羲。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火的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而禹则是青铜文化时代的人物。从公元前8000到2000年，人类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铜石并用时代）。这样看来，传说中的女娲、伏羲、神农、黄帝等等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物。而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家的发现明白无误地证明：“对各种重大的文明技艺的掌握（制陶、编织、种植、驯养牧畜等技艺），是在新石器时代牢固地确立起来的。”（《野牧的思维》，列维.斯特劳斯）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新石器时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在此期间人类文明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飞跃。人类学家认为，这一飞跃完全可以和工业化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人类文明的跃迁相媲美。女娲、伏羲、神农、黄帝等传统中的圣者，正是华夏大地上新石器时代的代表。但是，他们是怎样发明制陶、编织、种植和畜牧等技艺的呢？有一种说法是把这些巨大的进步统统都归结于一系列偶然发现的偶然积累，归结于对某些自然现象的被动的、偶然的领悟。比如，制陶技术的发明，是因为一种偶然的一场大火之后，发现泥制的器皿分外坚固；又如，狩猎所得的禽兽供食用有余，于是就养起来，于是就形成了畜牧业等等、等等。这和中医学史所述的石块、树枝偶然触碰人体能引起循经感传而发现经络的说法如出一辙。这种说法听起来好象有点道理，其中的种种疑虑，都可以用“久而久之”四个字一笔抹掉。其实是很靠不住的，是先验的。这里我们只对所谓新石器时代之迷作一些讨论。为了解开新石器时代之迷，国外许多科学家曾经试图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凭籍现代科学技术，来重复所谓偶然积累（其方法和思路和我国50年代以来做的循经感传实验相类似），看看有没有可能通过这种模式，来“发现”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制陶等技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实验的结果都是否定的。比如H·H·coghlan在《史前铜与熔炼实验》一文中写道：“人们企图了解，如果铜矿石偶然进入一座炉子里会发生什么情况。各种各样复杂的实验表明，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过去人类有可能发现的获取金属铜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研细的孔雀石放在一个陶盘内，覆上一个泥罐子加热。其唯一结果就是使成功的机遇只能发生在某位专长涂釉的陶工的窑内。”做这一系列实验证明：通过偶然的发现的偶然积累而发现冶铜术的几率非常小、非常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古代世界上地理位置相距如此之远（如中国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和南欧爱琴海地区和西亚的两河流域)的地区里的人们，居然能够在差不多同一历史时期里，获得同一发现和发明，这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了。实际上，“为了把野草变成种植作物，把野兽变为家畜，从而使这些动植物具有营养的或工艺上有用的特性，这种特性或者原来根本不存在，或者仅仅能够被猜想到；为了把松散而又容易碎裂的泥土制成坚固的、不透水的陶器（而这只有在从大量有机和无机的原料中选出一种最适宜陶器制作的材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还得有适当的燃料、火候，并达到有效的氧化程度）；为了寻求费时而复杂的、无须土壤或水分而进行的养殖技术，把有毒的根、茎或种子变成食物；为了要从许许多多种矿石中，经过多种组合和火候的配合炼制铜、青铜、铁等等金属材料”等等、等等。按照现代科学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法，即使在具有现代科学的条件下，这些技术中的每一种的发现或发明，“都要求人们在费几个世纪之久的时间，去积极而又系统地观察，并通过无数次实验来对大胆提出的假设进行核实。”（《野性的思维》，列维·斯特劳斯）而这在新石器时代那样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与铜的冶炼问题一样，在地理上相隔那么遥远，因而不可能进行交往的不同地域内的古人，居然能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现或发明了几乎差不多的制陶、畜牧、种植等技术，驯养的动物都是马、牛、羊之类，种植的作物都是谷物（粟、黍、麦、稻之类），这如果要以偶然发现的偶然积累为机理的话，那实现的概率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这种可能性大概和上帝创造万物的概率一样。
所以，立足于现代科学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实实在在的巨大飞跃告诉我们，在当时存在一种和现代科学相平等的、和现代科学以至现代人日常生活中认知模式有本质差别的认知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和文化知识的积累没有直接的关联。这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超常智能的实践，因为，现代科学实验和当代的群众性的气功实践已经证明：人确实具有超常的智慧和功能，这种功能使人类具备了认识世界的超常的能力，从而开辟了一条和常规认知模式以及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完全不同的途径。有意思的是，现代人类学家对于现存原始部落文化的考察结果，似乎使我们这一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D·詹尼斯在《印地安人对人与自然的解释》一文中，论及印地安人对动物的惊人的知识时，引述了一位印地安哲人的话。他说：“我们知道动物做些什么，海狸、熊、鲑和其他动物需要什么，因为很久以前人已经和它们结了婚，并从动物妻子那里获得了这种知识……白人到这个国家时间很短，对动物了解很少。我们在这儿住了几千年，而且很久以前就受到动物的亲自开导。白人把什么事情都记在本子里，这样就不会忘记；但是我们的祖先和动物结了婚，学习了它们的习俗，并一代一代地把知识传了下来。”E·S·C·Handy和H·K·Pukui在《夏威夷考伍祖玻里尼西亚的家族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夏威夷的土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对周围的动、植物有如此深入细致的知识，是因为人和这些东西是合一的，而“夏威夷人与自然的现象中活的东西的合一，即与神灵和其他灵性的人的合一，用联系这个词来描述是不恰当的，当然用交感、移性、反常或超常、神秘或神奇等词来描述也是不恰当的。它并不是超感觉的，因为它有一部分与感觉有关，而有一部分又与感觉无关。它正是自然意识的一部分。”显然，印地安人所说的和动物结婚而从动物妻子那里获得了有关动物的知识，和夏威夷人所说的“人与自然现象中活的东西的合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没有把这种超常认知过程说清楚。对此《管子》中却做了明确的论述：“专于意，一于心，耳能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能毋（wú）卜（bǔ）筮（shì）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人而得之于己乎？故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如果说管子这里所说的是超常认知的方法学的知识，那么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彼是莫得其偶”而“照之于天”则是超常智能认知事物的方法论了。这较印地安人的祖先和动物结婚的说法，较夏威夷人和自然现象的活的东西合一的说法，不仅符合事实的多，而且上升到了理性层次。总之，偶然发现论的现代模拟实验，关于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现代科学实验，当代人们气功的经验，以及人类学家对于现存原始部落文化生活的考察等，从反、正两方面说明：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主要应归因于当时人们通过超常智能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认识。偶然事件是外因，起触发作用；而久而久之的经验积累和常规认知模式下的认识的进步，是在这些发明了以后的事，是量变，是渐变。真正起突变作用的创造性的飞跃，来自当时人们气功实践中悟得的真知和智能。据此，则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气功实践必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有没有根据呢？回答是肯定的。
在第一节里，我们基于气功的现代科学实验和气功实践的经验论述了气功的起源，指出气功几乎和人类自身一样古老。因此，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如传说的那些杰出人物）的气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一设想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有考古学的资料和古籍的记载为证。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考古文物的证据。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青海乐都地区发掘了四座古墓葬，据考证属于马厂文化（公元前2000~3000年），约略和黄帝同时。出土文物里有一双耳陶罐，罐体上有一彩绘浮雕人像。双目微睁，口张大近圆形如哈气状，腹部微隆，双脚平放而略宽于肩，下肢微曲呈蹲裆式，双手张开置于腹部两侧，不仅很象后世所传的站庄练功的样子，而且和很多吐呐法很相似。这说明，在黄帝时代，气功是十分流行的。
其次，古籍里有大量的记载，说明远古时代气功是相当盛行的，尤其是原始部落的领袖人物和圣人，都是精通气功的。比如《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曾论及古代真人、至人、圣人和贤人的不同修身方法（即气功）。它说：“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虑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同合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把这一段论述和考古的发现相结合，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气功盛行于世，而部落的领袖和哲人们，尤精于气功。
实际上，在原始公社时代，部落的领袖们必须具有超乎常人的智能。这种超常智能来源于他们的天赋和修身（气功）实践。《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的就是他们的修身实践（气功）的方法。《大戴礼》说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说的是他的天赋特异,而“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则是黄帝修身实践的结果.《庄子·在宥（yòu）》记述了黄帝问广成子的传说，广成子曰：“善哉问乎！来！吾语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
这当然是一个传说，未必确有其事，但黄帝精于气功则是那个时代的必然，而且据史书记载，黄帝在位百年，享年一百一十一岁，可谓长寿。不仅黄帝如此，从黄帝以至尧、舜、五帝，无不具有超常的智能，既建赫赫治世之功，又能长寿而尽其天年。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颛（zhuān）顼（Xū）“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这里的“治气”可能是后来荀子所说的“治气养心之术”，“治气以教化”就是以“治气养心之术”教化其部属，可见高阳氏本身是精于治气养心之术的。他在位78年，享年98岁。继颛顼而践帝位的是帝喾（k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他“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这里“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说的是他的超常的智能，这种超常的智能固然有其天赋（“生而神灵”），根本的还在于他的修身（治气）的实践，而他的高尚的道德也是他修身的结果，仁威、惠信而天下服则是他治世的业绩、他的修身的成就的外在表现。据记载，他“十五佐帝颛顼，三十践帝位”，在位70年，享年105岁。尧是帝喾的儿子，其为人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知如日，望之如云。”这四句话是对帝尧修身所达到的道德、智能、气质和精神境界的总的描述，唯其如此，他才能使“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在位98年，享年117岁。舜是有名的孝子，据说他“年20以孝闻，年30尧举之，年50摄行天子事，年61代尧践帝位”，用贤良而辟奸佞，修身自持，故“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在位39年，享年百余岁。高尚的道德，超常的智能，煊赫的功业，健康而又长寿，四者俱备，五帝之精于修身（气功）是可想而知的。关于这一点，《尚书·大禹谟》里还记述了帝舜禅让给禹时，对禹说的一段话，其要旨是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唯一，允厥执中”，这里的“唯精”“唯一”和“执中”是修身的要义所在，而“执中”是关键。这十六个字，后世儒家（秦汉以后）认为这是历尧、舜、禹、汤一脉相传的治世的“圣人心法”，而后世道家（秦汉以后）则说那是广成子传给黄帝的修身治气的“十六字真言，是中华气功见诸文字的最古老的心诀。而实际上，修身和治世是统一的。作为一个领袖（天子、或“帝”），把“治世”和“修身”逐渐分开，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的事，也就是说是大禹以后的事情。
至于伏羲和神农的修身实践，史书无明白的记载，但是从他们教人驯养牲畜，实行农耕，创作八卦和遍尝百草的实践来看，他们也必定具有精深的气功实践的造诣，因而具有超乎常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智慧。
综言之，几乎和人类起源同步的气功，在新石器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新石器时代华夏文明杰出代表的传说中的伏羲、神农和以黄帝为首至于尧、舜的五帝，都是气功造诣精深、具有超常智能的圣贤先哲。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现和发明，是以通过气功实践而获得的对世界、对周围事物的深入的认识为基础的，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与现代科学的认知活动根本差异的另一条途径。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家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也导致了与此一致的结论。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说，对这一个迷只有一种解答：“这就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科学思维方式，两种方式都起作用，但当然不是所谓人类心智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作用，而是对自然进行科学探究的两条平等的途径。其中之一对应于‘知觉和想象’的模式，而另一个则是离开知觉和想象的。”“这两条途径中一条与感性直观密切相关，另一条则远离感性直觉。”
至于这条新的途径是什么？列维·斯特劳斯等将它归诸于巫术，原始的巫术。他认为：“巫术在某种意义上，本身是完整的，而且它那种非物质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与它后面的那个物质存在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一样”，“因而我们最好不要把巫术和科学对立起来，而应当把他们看作获得知识的两种平等的方式，它们在理论和实用的结果上完全不同。”而这种不同不是演进意义上的不同，而在于“他们都只是适用于不同种类的现象”。我们在讲气功的源起时指出，巫舞实际上是史前文明与上古气功的另一个关系的侧面。因为图腾崇拜是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图腾崇拜是和原始巫术分不开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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