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接）
二、大同说
礼、乐是儒家修身的经络，而礼、乐之所本，则是“道”。故孔子曰：“夫礼，先王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这里的“道”的内涵是什么呢？《礼记·礼运》里说得很清楚，它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显然，孔子所谓的“天之道”，即后世所崇尚的的“天理”；而“天理”的核心在于一个“公”字。“礼”以“道”治情，关键是以“公”制私；“乐”以“道”制欲，其要旨仍然是以“公”制“私”。故以礼、乐修身，根本在于“公”，在于以“公”制私。怎样才算是“公”呢？回答是两个字：“大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礼记·礼运》对“大同”作了具体的描述，他说：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所分，女有所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固然是古人对已经消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化的怀缅，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此即儒家修身的目标。反过来，如果人能在自身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处处以“公”制私，那么，他在练气功时的精神境界必然很容易进入高级的气功态。所以，从气功学来看，“大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理想，更重要的是它既是气功实践所追求的一种高级的精神境界（与道大同而为一），又是气功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练功方法（以“公”制私）。在这一点上，儒、释、道三家是有共同之处的。大乘佛教的“普渡众生”（渡尽众生而后己得渡），先秦道家的“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和儒家的“大同”说从气功学来看是相通的。而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开放型气功，正是以“大同”思想为其功理、功法的第一要义的。
Ⅱ、儒学的宗教化
为了适应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从西汉董仲舒开始，对先秦儒家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使之神秘化、宗教化。这里，最为关键的是把先秦儒家的天人整体观改造为目的论的天人感应说。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义》）自然的天被人格化为有意志的“百神之君”的天了，而天地万物都是按“天意”、“天志”而生成的，故曰：“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而“天地之生万物也”，目的在于“以养人”（《天副人数》）。这样，本来是宇宙万物中平等一员的“人”，根据天的意志，成了宇宙万物的“中心”了。既然天地万物是分等级的，人为至贵，那么，人分等级，王者至尊，也是天的意志的体现。故“人为万物之灵”是宾，君权神（天）授才是天人感应论的主旨之所在。实际上，对于“天”的神化和膜拜，只不过是夏、商、西周时代对于“天帝”和祖宗神的迷信、崇拜的继续。随着天人整体观蜕化为以君权神授为其中心的目的论的天人感应论，以天人整体观为基础、以礼乐为径路的先秦儒家的修身之道，也失去了他的活的本质而成为徒具躯壳的僵尸，礼乐也沦为一种宗教仪式。如前所述，自然的人格化是一切宗教的共性，故“天”的神化，和以“天人感应论”取代“天人整体观”是作为一个学派的先秦儒家异化而沦为宗教儒学（神学）的标志。这也是先秦儒家和后世儒家的根本不同之处。
两汉宗教儒学的另一特色:谶记和纬书的流行。“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和两汉的神仙方术一起流行，又称“符命”；而纬书则是用宗教神学的观点对儒家经典如《易》、《书》、《诗》、《礼》、《春秋》等进行解释，假托神意，穿凿附会，把经学神学化。由东汉章帝主持并由班固整理编写的《白虎通德论》，是两汉宗教儒学的集大成者。它不仅将谶记和纬书融入儒家经典之中，在经学神学化的同时，使神学经学化；而且以君权和神权（君权神授）为核心，把先秦儒学的学说绝对化、封建化，比如，作为封建伦理规范的最高准则的“三纲”之说，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不见于先秦儒家经典，而是由《白虎通德论》明确提出的。
总之，儒学的宗教化、神学化始于董仲舒而成于《白虎通德论》。不同于佛教、道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学（两汉儒学）完全是为封建君权服务的，是君权和神权两位一体的奴婢。在宗教儒学里，修身蜕化为宗教礼拜，蜕化为登龙术，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旨。从气功学的观点来看，把“天人整体观”和宗教儒学的目的论的“天人感应论”区别开来，是极其必要的，这实质上就是要把科学（气功科学）和迷信（封建迷信）区分开来。这正是我们讨论这一段历史的目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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