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诗四种》《欧阳文忠公集》《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这些江西馆藏的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国宝”，听说过它们名字的人不多，亲睹“芳容”或亲手翻启者更是寥寥。
近年来，数字出版浪潮席卷而来，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变革，作为传统文化瑰宝的古籍也开始借助科技寻求新的形式，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背景下，古籍数字化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古籍数字化，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使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形式，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保存和传播。也就是说，昔日藏在深闺、束之高阁、秘不示人的古籍，正在通过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让无论身处何地何种身份的读者，只要鼠标一点就能检索、查阅、利用。
古籍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代表着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我省古籍数字化工作进展如何？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 解决“藏”“用”矛盾需要数字化
江西历史上名人众多，文化典籍可谓“繁荣昌盛”，在两宋及元代一度成为古代四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有专家说，江西的古籍数量虽不敢说在全国各省中最多，但绝对是有影响、有地位的。
“纸寿千年”这个词，告诉人们古代手工纸的“寿命”大约1000年。“纸寿千年”的紧迫感，让省图书馆副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何振作每天一睁开眼睛便要问自己：“今天又有多少册古籍即将‘香消玉殒’？”
跨越千百年岁月，古籍变得“弱不禁风”。有测试表明，一部宋元古籍，离开专用书库，置于普通阅览室中供人翻阅一小时，其寿命就会缩短数月。
10年前，国家图书馆对馆藏古籍纸张PH值进行过一次检测。结果表明，该馆古籍的平均PH值只有6.1。如果以一个寿命只有100岁的老人来作为参照，PH值6.1相当于古籍已经70岁。PH值低于5.0，意味着这部古籍已经迈入90岁大关。专家说，这个阶段的古籍，看上去似乎很完整，但一翻书页，纸张就会破碎。
虽然我省没有对古籍做过类似测试，但从我省古籍保护条件不及国家图书馆来分析，古籍平均PH值或许还达不到6.1。有些基层单位的图书馆，古籍现在都是堆在地上、桌子上，这些古籍的PH值无疑更低了。
古籍“老龄化”严重，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来“延续生命”，这是古籍必须数字化的第一个原因。
手握大楷毛笔，轻轻蘸了蘸特制的胶水，笔锋滑过一页古籍纸张的破损处，然后用镊子夹起一小块修补纸，轻放在破损处，小刷子温柔地刷过，将修补纸刷平……在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室，专业修复人员谭依霖的动作很轻、速度很慢，一寸一寸，小心翼翼。“破损处少的话，一天能修几十页，如果破损严重，一天能修一页就不错了。” 谭依霖说。
古籍数字化，前提是古籍必须修复完整。
几年前，省图书馆只有两名古籍修复人员。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建文告诉记者，经过多方努力，现在馆里的古籍修复人员增加到5名。即使如此，周建文依旧忧心忡忡，因为该馆50万册古籍中，目前亟待修复的有15万册。他拿出计算器，用一系列数据证明其担忧不无道理。按平均每册100页来算，15万册古籍就有1500万页。如果古籍破损率是五成，修复数量是750万页。如果平均每人每天修复20页，完成任务需要205年。“即使不吃不喝，也要60多年。”周建文说。其实，这还是最理想的算法，古籍往往是坏的部分刚修好，原本不在修复计划的部分又开始坏了。
令人更为头疼的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从事这项与黄灯枯卷为伴的工作，古籍修复人才短缺现象日益严重。“专业修复人才不够，也是古籍必须数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数字化减少了重复劳动量，更重要的是让修复人员有了更多宝贵时间‘抢救’下一部古籍。”何振作说。
8年前，一位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德国博士为了到省图书馆查阅《宋应星诗四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如今，读者要查阅古籍依然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有读者要到省图书馆查阅某册古籍，首先必须知道古籍书名，工作人员才能“按图索骥”去书库提书。但是，如果当时馆内的气候、温湿度等条件不利于古籍保护，工作人员会婉拒要求。当然，如果所借书籍破损较严重，或者非常珍贵，属于孤本之类，工作人员也会毫不犹豫地说“不”。即使古籍成功“移驾”到阅览室，读者也必须戴上手套翻阅，还不能拍照，不能凑得太近，做笔记也只能用铅笔，目的是防止油墨等沾染到古籍。数据显示，2015年省图书馆古籍借阅量1万多册次。
古籍保存条件的特殊性，古籍资源的稀缺性，使古籍的“藏”与“用”历来是一个矛盾。“既能更好地保护古籍‘母本’，又能有效解决古籍‘藏与用’的矛盾，这是古籍必须数字化的第三个重要原因。”何振作告诉记者。
在未数字化之前，古籍服务读者的途径是一对一、点对点、实对实，即一册古籍只能一个人看、只能在古籍阅览室看原本。古籍数字化之后，古籍“母本”不再需要冒着各种风险“抛头露脸”，甚至可以“颐养天年”，与此同时，数字化的古籍可以分身千百次、走出“深闺”，实现同一时间满足不同地域、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做到了一对多、点对面、虚对实的变化。
当然，古籍数字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应对突发灾难的需要。
● 5年3000册古籍实现数字化
2012年，国家启动“中国数字方志库”的建设。由“数字方志”开始，我省第一次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古籍数字化工作。目前，我省30多部馆藏珍贵的地方志通过影印，已上传到国家图书馆数据库，实现了全国共享。
古籍数字化，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原样数字化，即按照古籍的原貌原样扫描或影印，最大限度地保存古籍历史信息；二是文本式数字化，即将古籍全文录入整理成可检索的数据库；三是知识型数字化，即按照知识管理的模式对古籍数据库进行标引等深度加工。“目前，我省公共图书馆系统主要还是采取第一种形式。”何振作说。
作为江西古籍线装书的唯一印刷厂家，络绎不绝从全国各地而来的订单，让位于铅山县工业园区内的江西含珠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忙并快乐着。最近的订单中，有来自江西省图书馆的一批600套丛书的印刷任务，一套丛书包含《嘉靖江西通志》等4部50册古籍。据悉，丛书的清样全部出来了，马上就可以开工印刷了。尽管原版影印古籍成本达每册300元至600元不等，但省图书馆从2010年开始遴选馆藏珍贵古籍，每年斥资几十万元影印一部，现已连续出版了《宋应星诗四种》《汤显祖批评〈花间集〉》等7部。
各地各级图书馆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赣州市南康区今年投入20余万元，启动了古籍数字化建设。“作为一个县级馆，在古籍上投入这么多，全省罕见。”何振作说。庐山利用馆藏资源，影印出版了《庐山古今游记丛刊》，还筹备影印《庐山游记》《庐山志》。宜春市文化局组织省图书馆及宜春、萍乡两市图书馆，影印了同治年的《袁州府志》。萍乡市图书馆把馆藏清朝末年的《西游记》影印出版。景德镇市图书馆影印包括《陶说》在内的一系列有关陶瓷方面的古籍。以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为契机，省图书馆与抚州市图书馆联合，对国家图书馆藏国内孤本《书经讲意》进行影印，该古籍即将出版。
近年来，省委宣传部拨出专款400万元，其中一部分用于江西116部（第一批至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的数字化工作。目前，分藏在9个单位、共约12万页的116部古籍已完成扫描、图像文件处理、元数据描述和揭示等方面的工作。“全国还没有哪个省像江西这样，对所有国家珍贵古籍都进行了数字化。”周建文说。据悉，目前这116部古籍的数据库已建设完成，读者们很快就可以在江西省数字图书馆资源共享平台上免费查阅到这些古籍“国宝”了。利用省委宣传部的专款，我省还启动了“江西古籍再造工程”。该工程将对10部我省国家级珍贵古籍进行原生性再版。今年1月，作为“江西古籍再造工程”项目之一的《国家珍贵古籍江西珍本丛刊》（第一辑）影印出版。该丛刊选目四种。
利用社会资本，通过馆际协作，把藏于外省、与江西有关的珍贵古籍引进来，也是近年来我省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一大亮点。2014年，江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与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宜春慈化寺合作，成功地将福建省图书馆收藏、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全球孤本——《南泉慈化寺志》“回归”江西，开创我省古籍保护利用的新模式。今年，我省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明万历彩绘绢本《江西舆图》以影印的形式“引”回江西。
2008年，我省开始进行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目前，全省尚未完全摸清“古籍家底”。周建文表示，全省古籍数量估计在8万多部100万册左右。何振作告诉记者，目前全省不到3000册古籍实现了数字化，古籍数字化率3‰左右。
● 古籍数字化当迎头赶上
一方面是丰厚的古籍随时面临“香消玉殒”，一方面是3‰的古籍数字化率，让周建文不无尴尬地说：“古籍数字化这项工作，江西尚在起步阶段。”要知道，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的云南省图书馆，已经实现了馆藏地方文献数字化，如今正围绕市县一级馆藏文献开展数字化工作。
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加快我省古籍数字化的脚步，要有持续稳定的古籍保护经费，周建文说。据悉，目前我省尚未把古籍保护经费纳入政府预算之中。没有稳定、可持续的经费，古籍有计划、成系统、上规模地进行数字化就是一句空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省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工作经费，一是来自国家项目经费，如“中国数字方志库”项目，国家图书馆出钱，委托江西开展影印工作，所以30多部古籍搭上了“顺风车”。二是来自省里的重点文化工程，如江西古籍再造工程。三是“化缘”而来的社会资金。何振作说：“这些资金只能让我们完成一些短平快的项目。”
在未修复完整的基础上，对古籍进行扫描、影印等数字化手段，都会加剧古籍的破损程度。古籍修复得慢，数字化进程自然也慢。这就是我省数字化率低的另一重要原因。“我们的古籍修复室太小了，大家只能‘螺蛳壳里做道场’。”何振作说。最近，国家古籍修复中心准备在各个省建立古籍修复分中心或古籍修复传习所，国家免费配发压缩机、切书机等一系列古籍修复基本设备，但是要求每个中心至少要6名专业修复人员，修复室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无论是人员还是场地，我们都没办法满足这些要求，所以这个项目泡汤了。”何振作说。
从中央到省里，领导们都非常重视古籍保护工作。但是，因为古籍涉及多个单位、部门，古籍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只有得到全社会重视才能加快数字化的“脚步”。事实是，自2008年我省开展古籍普查工作以来，8年时间过去了，除了文化系统公共图书馆有较准确的古籍藏量外，包括高校、寺庙、博物馆等公藏机构在内的全省古籍“家底”尚不清楚。试想一下，作为古籍收藏机构，最基本工作都难以落到实处，数字化的速度能比“蜗牛”快到哪里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