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爱书如命,遇到自己喜欢的书,甚至想哭。在《记忆的注脚》中,他就曾两次写到这种感受:“二十三岁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破旧阴暗的书店里淘到一涵线装《梦溪笔谈》,我高兴得两眼泛泪:‘是宋版书吗?’朋友吓一跳。‘是清末民初的版本。’我说。多年后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我也想哭。”董先生的这种心理,我感同身受。
大学二年级时,听了一堂关于《红楼梦》的讲座,茅塞顿开,原来《红楼梦》里藏着这么多学问啊!从那以后,遇到和《红楼梦》有关的书籍,就要想方设法地买下来。有一回,我在一个同样爱好《红楼梦》的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新译红楼梦》,这是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的研究《红楼梦》的心得,小书不厚,但很吸引人,看完后,就也想收藏一本,然而,走遍了齐齐哈尔(我当时是在齐齐哈尔读书)所有的书店,也买不到;在沿街的各个书摊儿上打听,也没有。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上世纪80年代的版本,大概再没出过。怎么办呢?我便萌生了抄书的念头。于是,重新借回来,在晚自习的时候开始抄。我尽可能地利用课余时间抄写,但在自己不感兴趣的课堂上,也偷偷地抄。好在这本书页数只有135页,只用了不到一周,就抄完了。
后来的很多年里,这本手抄的《新译红楼梦》我曾反复读过。一晃就过去了六七年,我的生活也有了变化——毕业后留在了齐齐哈尔工作,虽然已经离开了校园,但心中那份固执的“爱书”情结却并没有变。工作之余,我依然喜欢在书店或大街小巷的书摊流连、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对《红楼梦》的热情也依然没有变,遇到自己钟情的关于《红楼梦》的书籍,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的。
一日,路过二厂宿舍附近的一个书摊儿,我蹲下来一本本地浏览,无意中,发现我曾苦苦寻找的《新译红楼梦》就放在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里!我心中狂喜,真想立即把它拿到手中,可是,根据多年的购书经验,如果我表现出特别的热情,老板就会提出高价,特别是对这种出版量极少、极难买到的书。于是,我不动声色,故意先拿起一本比较新的书问他:“这本书多少钱?”老板说:“8元。”“这么贵啊!”我说。“那还贵啊?你到书店得花15元钱呢!”“这不是旧书吗?”我说。“虽然是旧书,但这品相和新书没什么两样。”老板说。我把那本书放下,又翻了翻别的书,故意心不在焉地拿起那本破旧的《新译红楼梦》,说:“你的书品相也不怎么新了,你看这本,都破成什么样了!”老板看了一眼,说:“这本是旧了些,你要的话,我一元钱就卖给你!”我掩饰住内心的激动,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一元钱啊,那我就拿回去翻翻吧!”成交之后,担心老板反悔,立即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跑掉了。想起当年费了那么多周折也无法买到的失落,虽然没有如董桥那样泪流满面,但内心深处同样感慨万端。
在当下,“为一本书而哭”怕是要被视为精神不正常,但在过去,却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真实的情感。它是我精神家园中一份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温暖了我所有的青春旅程,让我每回忆起,都满怀着眷恋和温馨。(唐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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