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狂潮中，钱玄同无疑是一位“猛张飞”式的人物。他明确的主张废除汉字、汉语，改用世界语；还曾说过古籍古书不可读，四十岁以上的人可杀等耸人听闻的激烈言辞。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他曾说过线装书尽可丢在茅厕里，这一说法国民党大佬吴稚晖也曾经提过，二位究竟谁是这一说法的最早发明者，不可确考。但他们对线装书的极端反感，倒是惊人一致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纸本书，经历了卷轴和册页两个阶段。汉、唐代只有这种卷轴形式的书，到了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线装本的册页书。线装，顾名思义是用线进行装订，是用线把书页连封面装订成册，订线露在外边的装订形式。如今，线装书已被视作中国古籍的基本形态，不但是中国古典文化之珍贵遗产，更多的已成为价值不菲的收藏品与文物。那么，线装书何罪之有，会让钱玄同这位章太炎门下弟子、古文字学、音韵学专家如此反感至极呢？
不可否认，将线装书扔进茅厕，确实是一句情绪偏激的口号，当然难以服众。但这一口号背后的理由是什么，钱玄同是有过细致明确的解释的，他也并非是只喊口号、不说理由的。1927年元旦，他到周作人家赴新年宴请，在席间就谈到了他为什么反对读线装书的三大理由。这三大理由，他还郑重其事地写进了他的日记，使得我们在88年后还能看到他的真实想法所在。他这样写道：
“……读线装书（或他们的选本）的问题，我是主张不读的，因为读它的目的不外乎两类：（一）要想得到历史的知识；（二）要拿它作为‘模范文’（这个名词很不妥当，因为一时想不出适当的字，姑且用之）的一部分。我以为历史的知识，求之于线装书是无法得到的，因为它：（1）只是原料，而且只是原料的一小部分；（2）文章难懂，耗费宝贵的光阴去研究它，实在太不值得。（3）荒谬的部分太多，想得到历史的知识，非新编许多新参考书不可。讲到‘模范文’的问题，旧文章最不足以资模范，内容极贫乏，文章又全无条理、哪儿配做模范文呢？”（详参：《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看来，钱玄同反感线装书，虽言辞激烈，但其实质并不是彻底否定其文化价值，而是认为线装书内容陈旧晦涩，不适合青少年阅读，以之去学习知识，实在是费工费时费气力，效率太低。在内忧外患的20世纪前30年间，钱玄同等寄望于国家尽快实现现代化，早日摆脱积弱积贫的困局；他们为尽快振兴教育事业，就是要提倡新学术新文化，就是要大力革除种种限制中国走上现代化进程的积弊。而此刻，袁世凯、张勋、溥仪等却屡屡上演复辟帝制的丑剧，使得旧观念旧文化大有死灰复燃之机，在一节骨眼上，钱玄同等才喊出了要“将线装书扔进茅厕”的口号来，以此明确表态，以此来为呐喊示意，即使明知此论有失偏颇，也是要吆喝开来的。（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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