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万历 崇祯两本诗词的异同——以第一回第三回为例
以诗词作为全篇和和各章回的楔子或者某一情节、某一人物的小结、预示和判词，是明代小说（包括长篇和短篇）的一个重要标识，这一标识延续到清人的小说，甚至新文化之后的一些小说如张恨水的《春明外史》等也沿袭了这一传统。
《金瓶梅》在此的诗词运用上，与大致同时期的小说如“三言二拍”相比，几近炉火纯青。虽然有抄自“三言二拍”的，也没有如《三国演义》为后人加入了杨慎的那首《临江仙》出名。但是，两本即万历本（词话本）和崇祯本（绣像本）在诗词运用上，却有很大的差异。
第一回
词话本用词一首：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
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此词来自《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关于《拍案惊奇》与《金瓶梅》的关系，另文讨论）
绣像本用诗两首，一首作：
豪华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咽。雄剑无威光彩沉，宝琴零落金星灭。
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时歌舞处。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
另一首作：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先不说诗与词的所指不同，此回重要的是，词话本回目作“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而且绣像本回目作“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在《金瓶梅》100回中，有几回的内容差异很大，其中差异最大的就是第一回。词话本，从《水浒传》里的武松潘金莲武大郎的故事导入而来，或者说，把《水浒传》里的这段故事做为《金瓶梅》整部小说的楔子。而绣像本却抛开了这一楔子，直接把《金瓶梅》的一号男主（《金瓶梅》里有多号女主，但男主似乎就只有这么一个。应伯爵，第二号？还是陈经济第二号？）西门庆开篇写出，《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和武松的故事退了后台（显然，这与整部《金瓶梅》是不合的）。因此，此第一回所用诗词不一，可以理解成为两个文本旨义的不同所造成的。这则文字要说的是，即便同一文本，词话本与绣像本在诗词的运用上也有差异的。本文仅以第三回为便来观察两本的差异，以及因这种差异带给文本能指与所指的不同。
两本最大的差异在楔子诗。词话本着重西门庆与潘金莲私情后的纵欲并预示西门庆纵欲而亡的下场；绣像本着重男女两情偶然结识一见钟情。显然，词话本着重教化即“色”或“好色”是男女（此处主要指男）的大敌。从《金瓶梅》的全部历史看，事实上，在男女“好色”或纵欲上，死亡的女性远比男性多。女性在“色”上，从重要角色看，第一个宋惠莲（性权利被剥夺而自杀）、第二个李瓶儿（丧子和妇女病）、第三个潘金莲（武二用最惨无人道方式致死）、第四个庞春梅（纵欲时猝死）。而男性，只有西门庆（如果有第二个的话那是死在西门庆之前的花子虚）。这首诗看似在教化男性，虽然是传统伦理教化的诗外化，但事实上，这首诗是对整个晚明“淫风炽盛”的劝诫或者不满。
于是，我们在词话本里看到了下面类似这一劝诫和不满相符的五首诗。五首诗，除了以传统观念的批评水性扬花之外（这也可以看到作者偏见女性观），更多的焦点是指向了贪财弄事的王婆。一部《金瓶梅》对书中出现的三位皮条客（不包括青楼的老鸨）即媒婆没有一个是好人。由此，我们看到作者对这种职业和从事这种职业的讨厌。尤其是王婆。以为教化过重（相比于绣像本）是词话本不及绣像本的重要参数，这是抑词扬绣者们（如田晓菲）的一个说项。但事实上，没有教化的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教化的多寡也绝非是判别小说优莠的尺子。恰恰相反，如《金瓶梅》这样一部写声色的旷世大著，没有一定适度的教化，显然是不可理喻的。
在此回，绣像本的这首诗，似乎更接近西门庆与潘金莲初会时的情景。那就是两情相悦。无论男主还是女主，双方的打扮和身体所引发的好感、震颤、成奸，再铤而走险谋杀武大。于是，一对男女的进场，推动了若干女性的进场，演义出了一幕又一幕声色大戏和虚妄大戏。最后化作成了“飞鸟皆亡”的一部旷世巨著。另外，绣像本对应词知本缺的两首诗，正好一首对王婆的，一首是对情色的。这反映了两个版本在这教化方面的某些差异。
词话本的楔子诗，从教化入手，推动着故事的逻辑展开；而绣像本的楔子诗，则从这一回的某一特别场景，预示了情色事件里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不可预测性。饮食男女，天经地义。但饮食男女却是各自不同的。《金瓶梅》写出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的和人性的不同。（2020、12、7日大雪改定）
(《瓶内片言：刘火说〈金瓶梅〉》，刘火著，24万字，338页，52.00元，万卷出版公司 2020年9月初版一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