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四川的总行程达到一万五千里？为什么两年多的长征，很多红军将士在四川转了一年八个月？这是因为红军在四川不仅艰难穿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而且还经历了一场危及红军生存的党内斗争。
私心膨胀 伸手要权
当两大主力红军战士沉浸在会师喜悦之中的时候，张国焘却私心膨胀，掀起向中央伸手要权的暗流。
张国焘伸手要权
1935年6月18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陆续到达懋功地区。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很快发现，红四方面军在中央红军到来前已经放弃了川东北根据地，而目前活动的川西北地区虽然地域宽阔，但仅有二三十万人口，经济落后，别说建立根据地，就是拿着银元买粮都十分困难。对十万红军来说，显然不是久留之地。毛泽东果断提出红军继续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个战略思路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各位同志的赞同，也和在茂县的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张国焘进行了电报沟通。
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出发，经过汶川、理番来到两河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赶到三里路外的专设会场迎接，殷切盼望两股红军拧成一股绳，从此走向新辉煌。
然而，张国焘的个人野心超过了对红军前途和战略的关心。他不顾大敌当前的紧张局面，开始出难题、要权力。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系统阐述了中央北上陕甘的思路和作战计划，张国焘“同意中央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但不同意“目前计划”，提出集中20个团先打松潘胡宗南。
经过讨论，两河口会议通过了继续北上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以及中革军委制订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明确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松潘战役。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举手同意中央决定，但回去却按兵不动，背地里忙着向党要权。
7月3日，中央代表团到驻扎在理番县杂谷脑的红四方面军总部慰问，张国焘公然向团长李富春提出：“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必须改组和充实人员。”
7月9日，一封署名“中共川陕省委”的电报发到中央：“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以下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指挥，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布礼。”
收到此电后，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急电回复：“分路迅速北上的原则已经确定，后勿迟疑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令敌军占领先机。弟等今抵芦花，急盼兄及徐、陈迅速集中指挥。”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到以陈昌浩名义发来的电报：“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定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权。”张国焘终于摊牌了。
强控电报另搞一套
松潘战役第二阶段战斗亟须展开，红军北上之路不能耽误。中央领导为顾全大局，7月21日至22日在黑水县芦花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主力会合后，所有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由此，张国焘争得了对红军的控制权。
7月22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松潘战役第二阶段计划》。张国焘对北上作战不感兴趣，但对控制通信网却抓得很紧。张国焘夺得军权后，从芦花一返回卓克基，就迫不及待地给红四方面军的通信负责人宋侃夫打电话：“马上要调整红军总司令部，我当总政委。总部所属的一、二、三、四局都要调整。你做总部三局局长，负责通信联络。”看来，在回卓克基的路上，张国焘就首先想到了抓电报控制权。
8月初，任命文件正式下发：红军总部一局局长周子昆、二局局长蔡威、三局局长宋侃夫。这样红军通信史上就有了两个二局和两个三局。
紧接着，张国焘以加强统一指挥为名，亲自部署强行收缴了各军团互通电报的密码本及一、三军团与军委及中央通报的密电本。密码的更换，不仅阻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各部队之间的电报联系，也割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二、六军团的电报联系。
“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对张国焘的做法很反感，为防万一，让三军团报务人员悄悄复制留存了一套原有的密码。
有理有节护大局
执行松潘战役第二阶段任务的部队刚到毛儿盖，张国焘就紧急召开干部会议，对政治局芦花会议表示不满，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并提出增补红四方面军十几个干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为了顾全大局，中央又一次作出有理有节的妥协。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又开了两天会，同意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张国焘还不满足，提出“要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还可以多提几个”。毛泽东回应：“照党章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已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张国焘转而又把矛头对准几天前刚刚交出红军总政委职权的周恩来，一定要让周恩来退出军委。不得已，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改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中央被迫先行北上
到达巴西后，毛泽东就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发电，告知经毛儿盖到班佑的沿途情况，提出左路军向班佑巴西一带靠拢。然而，在中央站在北上大门边焦急等待左路军的时候，张国焘却又开始出难题。
连发数电再三催促
左路军先头部队到阿坝后，张国焘就按兵不动。为催促张国焘带左路军赶紧跟上，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联名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左路军如向南行动前途将极端不利，必须速带部队过草地北上”。电报发出后，徐向前还下令第三十一团准备好马匹、粮食，准备出动接应左路军。
经中央一再催促，1935年9月1日，左路军总部才从阿坝出发，向班佑、巴西方向开进。但离开阿坝不久，张国焘又开始变卦并致电中央：“葛曲河水大涨，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停止东进。”
为了说服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让徐向前、陈昌浩再发电报，劝其北上。张国焘不仅不为所动，反而调动部队向阿坝转移。当晚还给徐向前、陈昌浩下达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先解（决）南下的问题。”
9月8日，毛泽东得知张国焘此电后，发现情况严重，与陈昌浩、徐向前在周恩来养病的三军团处开会。毛泽东问陈昌浩：“你的意见呢？”陈昌浩回答：“国焘同志是总政委，他有权决定左、右路军的行动方向。中央既然无法说服他北上，我们总不能眼看着左、右路军分裂吧。我决定右路军南下去与左路军会合。”毛泽东说：“既然要南下，中央书记处得开个会吧。”
当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等聚集在红三军团军部驻地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讨论，最后决定以七人的名义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有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乙）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端严重，决难继续。（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以上所述纯从大局前途及厉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草地密电危及中央
道理讲得何等明了清晰，言辞何等透彻恳切！但张国焘就是不听，七人联名电报发出后，等来的却是张国焘发给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
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正在作报告的陈昌浩讲得兴高采烈时，译电员高继明就把一份密电交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觉得这是件大事情。他沉着地把电报装进口袋里，悄悄出去，飞跑到毛泽东住地。毛看完电报，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
果断决策先行北上
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更大冲突，也为了开辟北上之路，毛泽东果断决定连夜带领三军团，追赶已走在右路军最前面的一军团，一起先行北上。
叶剑英不露声色地回到右路军指挥部，把电报原封交给陈昌浩，并急中生智，借部队南下需要筹粮为由，带着右路军参谋部中一方面军的同志，半夜出发，天亮时追上了中央。
在这次行动中，为了与走在右路军最前面的红一军团配合，彭德怀让人复制了张国焘收缴电码本时抄下的电码，让人带着指北针连夜送给走在最前面的红一军团，保证了行动过程中红一、三军团相互间的通信联络。党中央终于有惊无险地离开巴西，避免了一次重大危机。
9月10日拂晓，叶剑英带着王诤、曾希圣赶上三军团，见到了正在焦急等待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随后，毛泽东通过电台发出了《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区。
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
9月11日，党中央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张国焘不听劝阻，反而分别发电给一军、三军，妄图制造矛盾。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向红军总部通报了党中央先行一步的行动，再劝张国焘顺应大局，尽快跟上。
9月19日，红一方面军四团攻克天险腊子口。9月20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穿过岷山，到达甘肃哈达铺，实现了战略上的转危为安。
茫茫草地 艰难跋涉
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干扰，沙窝会议被迫根据敌我形势变化，决定放弃松潘战役第二阶段计划，通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北上。
拖延贻误松潘战机
松潘是川甘通道上两条山脉之间的一座“关城”，城池坚固，易守难攻。这里守兵不多，两河口会议曾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提前攻占松潘，打通北上之路。但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贻误了两个月的战机。
等到红一军团攻占松潘外围的毛儿盖时，发现胡宗南增派的四个师四万多人已经完成了布防，还在松潘城北面修建了机场，配置了战斗机。同时，电台侦得，此时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各部也已从不同的方向包抄过来，红军又一次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第二阶段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分左右两路，改从松潘西边人迹罕至的诺尔盖草地北上。
若尔盖草地海拔3500米以上，白河、黑河由南而北纵贯其间，河道水流迟缓、迂回曲折，形成一片片沼泽。很多地方表面是盘根错节的草甸，下面却是深不可测的淤泥积水，人一旦踩破草皮就会越陷越深。
然而，松潘战役流产后，红军前无通路、后有追兵，穿越草地已是北上甘南的唯一选择。中央一声令下，右路数万红军毅然走进茫茫草地。
带着电台探路前行
若尔盖草地人迹罕至，一无道路，二无地图，全靠先头部队带着电台，一步步探路前行。
走在右路军最前面的是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带领的三十军的两个团。中央红军过雪山时，无线电先遣队队长汪名震又一次带着电台，承担起探路先锋的重任。先头部队出发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曾穿行过草地的藏民，却因他身体不好不能步行，探路部队硬是用滑竿抬着他一步步探路前进。汪名震他们则随着先头部队，通过电台随时把方向、方位和沿途的情况报给后面的部队。
草地中没有树，架设天线很困难，他们就用三根扁担支起来当天线杆。草地中阴雨无常，他们顶着先遣团支援的一块降落伞布冒雨发报。
进入草地三天后，部队带来的干粮就吃完了，只好挖野菜充饥，吃了后，很快有人浑身难受、中毒浮肿。汪名震立即通过电台提前告知后面的部队哪些野菜不能吃。
班佑追击发现捷径
进入草地的第七天，先头部队来到一个叫班佑的牧民集居地。这是红军过草地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落。部队在这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刚刚停下，右侧就出现了一股敌军。先头部队奋起反击。追击中发现从班佑向右不远就会进入一个叫巴西的农业区，再往前走，发现那个方向还有一条通往甘南的山间土路。
这个发现让叶剑英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原定左右路军会师目标是甘南的拉卜楞寺，班佑到那里还有四天的路程。如果改道走班佑、巴西方向，红军就可从东南方向很快进入甘南农区。
8月2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陆续到达班佑后，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就从班佑、巴西、俄界一线北上甘南。
包座战役打开大门
1935年8月29日起，根据无线电侦破的准确情报，刚过草地的第三十军、第四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向巴西附近的包座地区之敌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围点打援的方式，经过三天激战，不仅消灭了敌人守兵，而且在通往上下包座的峡谷里歼灭了从松潘方向赶来增援的敌四十九师，北上之门由此完全打开。
那天，毛泽东在巴西遇到了无线电台的同志，他高兴地把缴获的麻雀牌香烟分给大家，又对王诤、蔡威等电台人员说：“你们无线电的同志功劳大啊！你们侦察到松潘的敌人已经防守到位、后边的追兵就要围上来，我们就及时放弃了攻打松潘，从草地找到了出路；你们侦察到上下包座的敌情，四方面军的同志就组织了包座战役，打败了敌人，巩固了北上的大门。应该奖励你们啊！”
松潘古城，易守难攻。
红色档案
高继明（1916-2003），曾用名林江，湖北黄陂人。1927年就读苏区列宁小学，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5月，参加鄂豫皖苏维埃保卫局便衣队。1931年为鄂东游击队队员。1932年，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宣传队队长，在红军突围到陕南秦岭时获“战斗英雄”称号。1933年9月，进入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4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军委二局报务员。1935年8月，担任红军总部二台译电员，随右路军长征。9月9日，他把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密电交给叶剑英，为党中央及时发现张国焘阴谋，连夜北上作出贡献。抗战时期，历任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新闻科科长、内蒙古伊克昭盟特委联络参谋，开展统战工作。1942年8月，回到延安参加军委三局主办的通信高级干部培训班。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纵队司令部第三科科长、第二旅司令部电台台长、鄂豫军区司令部电台台长。1948年10月至1951年1月，任中州电信管理局科长、副局长。1951年后，任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后任局长、党组书记，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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