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
我们家的台阶有三级,用三块青石板铺成。那石板多年前由父亲从山上背下来,每块大约有三百来斤重。那个石匠笑着为父亲托在肩膀上,说是能一口气背到家,不收石料钱。
结果父亲一下子背了三趟,还没觉得花了太大的力气。只是那一来一去的许多山路,磨破了他一双麻筋草鞋,父亲感到太可惜。
那石板没经石匠光面,就铺在家门口。多年来,风吹雨淋,人踩牛踏,终于光滑了些,但磨不平那一颗颗硬币大的小凹凼。
台阶上积了水时,从堂里望出去,有许多小亮点。天若放晴,穿堂风一吹,青石板比泥地干得快,父亲又用竹丝扫把扫了,石板上青幽幽的,宽敞阴凉,由不得人不去坐一坐,躺一躺。
母亲坐在门槛上干活,我就被安置在青石板上。母亲说我那时好乖,我乖得坐坐就知道趴下来,用手指抓青石板,划出细细的沙沙声,我就痴痴地笑。我流着一大串涎水,张嘴在青石板上啃,结果啃了一嘴泥沫子。
再大些,我就喜欢站在那条青石门槛上往台阶上跳。先是跳一级台阶,蹦、蹦、蹦!后来,我就跳二级台阶,蹦、蹦!再后来,我跳三级台阶,蹦!
又觉得从上往下跳没意思,便调了个头,从下往上跳,啪、啪、啪!后来,又跳二级,啪、啪!再后来,又跳三级,啪!我想一步跳到门槛上,但摔了一大跤。父亲拍拍我后脑勺说,这样是会吃苦头的!
父亲的个子高,他觉得坐在台阶上很舒服。父亲把屁股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两只脚板就搁在最低的一级。他的脚板宽大,裂着许多干沟,沟里嵌着沙子和泥土。
父亲的这双脚是洗不干净的,他一般都去凼里洗,拖着一双湿了的草鞋唿嗒唿嗒地走回来。大概到了过年,父亲才在家里洗一次脚。那天,母亲就特别高兴,亲自为他端了一大木盆水。
盆水冒着热气,父亲就坐在台阶上很耐心地洗。因为沙子多的缘故,父亲要了个板刷刷拉刷拉地刷。后来父亲的脚终于洗好了,终于洗出了脚的本色,却也是黄几几的,是泥土的颜色。我为他倒水,倒出的是一盆泥浆,木盆底上还积了一层沙。
父亲说洗了一次干净的脚,觉得这脚轻飘飘的没着落,踏在最硬实的青石板上也像踩在棉花上似的。
我们家的台阶低!
父亲又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感叹。这句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
在我们家乡,住家门口总有台阶,高低不尽相同,从二三级到十几级的都有。家乡地势低,屋基做高些,不大容易进水。另外还有一说,台阶高,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乡邻们在一起常常戏称:你们家的台阶高!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家有地位啊。
父亲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没人说过他有地位,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但他日夜盼着,准备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
父亲的准备是十分漫长的。他今天从地里捡回一块砖,明天可能又捡进一片瓦,再就是往一个黑瓦罐里塞角票。虽然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但他做得很认真。
于是,一年中他七个月种田,四个月去山里砍柴,半个月在大溪滩上捡屋基卵石,剩下半个月用来过年、编草鞋。
大热天父亲挑一担谷子回来,身上淌着一片大汗,顾不得揩一把,就往门口的台阶上一坐。他开始“磨刀”。“磨刀”就是过烟痛。烟吃饱了,“刀”快,活做得去。
台阶旁栽着一棵桃树,桃树为台阶遮出一片绿阴。父亲坐在绿阴里,能看见别人家高高的台阶,那里栽着几棵柳树,柳树枝老是摇来摇去,却摇不散父亲那专注的目光。这时,一片片旱烟雾在父亲头上飘来飘去。
父亲磨好了“刀”。去烟灰时,把烟枪的铜盏对着青石板嘎嘎地敲一敲,就匆忙地下田去。
冬天,晚稻收仓了,春花也种下地,父亲穿着草鞋去山里砍柴。他砍柴一为家烧,二为卖钱,一元一担。父亲一天砍一担半,得一元五角。
那时我不知道山有多远,只知道鸡叫三遍时父亲出发,黄昏贴近家门口时归来,把柴靠在墙根上,很疲倦地坐在台阶上,把已经磨穿了底的草鞋脱下来,垒在门墙边。一个冬天下来,破草鞋堆得超过了台阶。
父亲就是这样准备了大半辈子。塞角票的瓦罐满了几次,门口空地上鹅卵石堆得小山般高。他终于觉得可以造屋了,便选定一个日子,破土动工。
造屋的那些日子,父亲很兴奋。白天,他陪请来的匠人一起干,晚上他一个人搬砖头、担泥、筹划材料,干到半夜。睡下三四个钟头,他又起床安排第二天的活。我担心父亲有一天会垮下来。
然而,父亲的精力却很旺盛,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屋场上从这头走到那头,给这个递一支烟,又为那个送一杯茶。终于,屋顶的最后一片瓦也盖上了。
接着开始造台阶。
那天早上父亲天没亮就起了床,我听着父亲的脚步声很轻地响进院子里去。我起来时,父亲已在新屋门口踏黄泥。黄泥是用来砌缝的,这种黏性很强的黄泥掺上一些石灰水豆浆水,砌出的缝铁老鼠也钻不开。
那时已经是深秋,露水很大,雾也很大,父亲浮在雾里。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晃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儿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
等泥水匠和两个助工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把满满一凼黄泥踏好。那黄泥加了石灰和豆浆,颜色似玉米面,红中透着白,上面冒着几个水泡,被早晨的阳光照着,亮亮的,红得很耀眼。
父亲从老屋里拿出四颗大鞭炮,他居然不敢放,让我来。我把火一点,呼一声,鞭炮蹿上了高空,稍停顿一下便掉下来,在即将落地的瞬间,啪——那条红色的纸棍便被炸得粉碎。
许多纸筒落在父亲的头上肩膀上,父亲的两手没处放似的,抄着不是,贴在胯骨上也不是。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光在望他,就尽力把胸挺得高些,无奈,他的背是驼惯了的,胸无法挺得高。因而,父亲明明该高兴,却露出些尴尬的笑。
不知怎么回事,我也偏偏在这让人高兴的瞬间发现,父亲老了。糟糕的是,父亲却没真正觉得他自己老,他仍然和我们一起去撬老屋门口那三块青石板,父亲边撬边和泥水匠争论那石板到底多重。
泥水匠说大约有三百五十斤吧,父亲说不到三百斤。我亲眼看到父亲在用手去托青石板时腰闪了一下。我就不让他抬,他坚持要抬。抬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按着腰。
三块青石板作为新台阶的基石被砌进去了。父亲曾摸着其中一块的那个小凹凼惊异地说,想不到这么深了,怪不得我的烟枪已经用旧了三根呢。
新台阶砌好了,九级,正好比老台阶高出两倍。新台阶很气派,全部用水泥抹的面,泥瓦匠也很用心,面抹得很光。父亲按照要求,每天在上面浇一遍水。
隔天,父亲就用手去按一按台阶,说硬了硬了。再隔几天,他又用细木棍去敲了敲,说实了实了。又隔了几天,他整个人走到台阶上去,把他的大脚板在每个部位都踩了踩,说全冻牢了。
于是,我们的家就搬进新屋里去。于是,父亲和我们就在新台阶上进进出出。搬进新屋的那天,我真想从台阶上面往下跳一遍,再从下往上跳一遍。
然而,父亲叮嘱说,泥瓦匠交代,还没怎么大牢呢,小心些才是。其实,我也不想跳。我已经是大人了。
而父亲自己却熬不住,当天就坐在台阶上抽烟。他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他抽了一筒,举起烟枪往台阶上磕烟灰,磕了一下,感觉手有些不对劲,便猛然愣住。他忽然醒悟,台阶是水泥抹的面,不经磕。于是,他就憋住了不磕。
正好那会儿有人从门口走过,见到父亲就打招呼说,晌午饭吃过了吗?父亲回答没吃过。其实他是吃过了,父亲不知怎么就回答错了。第二次他再坐台阶上时就比上次低了一级,他总觉得坐太高了和人打招呼有些不自在。
然而,低了一级他还是不自在,便一级级地往下挪,挪到最低一级,他又觉得太低了,干脆就坐到门槛上去。但门槛是母亲的位置。农村里有这么个风俗,大庭广众之下,夫妇俩从不合坐一条板凳。
有一天,父亲挑了一担水回来,噔噔噔,很轻松地跨上了三级台阶,到第四级时,他的脚抬得很高,仿佛是在跨一道门槛,踩下去的时候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硌,他停顿了一下,才提后脚。
那根很老的毛竹扁担受了震动,便“嘎叽”地惨叫了一声,父亲身子晃一晃,水便泼了一些在台阶上。我连忙去抢父亲的担子,他却很粗暴地一把推开我:不要你凑热闹,我连一担水都挑不——动吗!我只好让在一边,看父亲把水挑进厨房里去。
厨房里又传出一声扁担沉重的叫声,我和母亲都惊了惊,但我们都尽力保持平静。等父亲从厨房出来,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很像一块青石板。父亲说他的腰闪了,要母亲为他治治。
母亲懂土方,用根针放火上烧一烧,在父亲闪腰的部位刺九个洞,每个洞都刺出鲜红的血,然后拿出舀米的竹筒,点个火在筒内过一下,啪一声拍在那九个血孔上。
第二天早晨,母亲拔下了那个竹筒,于是,从父亲的腰里流出好大一摊污黑的血。
这以后,我就不敢再让父亲挑水。挑水由我包了。父亲闲着没什么事可干,又觉得很烦躁。
以前他可以在青石台阶上坐几个小时,自那次腰闪了之后,似乎失去了这个兴趣,也不愿找别人聊聊,也很少跨出我们家的台阶。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
我就陪父亲在门槛上休息一会儿,他那颗很倔的头颅埋在膝盖里半晌都没动,那极短的发,似刚收割过的庄稼茬,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
好久之后,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是问我:这人怎么了?
怎么了呢,父亲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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