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传统，矢志创新——记国画家朱臣

　 当今中国画界争论不休，使用言语最多的是“传统”两个字。一些人言必称传统，并强调中国画要源于传统而创新；一些人言传统阻碍了中国画的发展，希望从西方艺术中寻求出路；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正是传统笔墨导致中国画停滞不前。如果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分析时下的一些作品，包括一些名家之作，就不难发现，很多自称忠于传统的人，其作品并没有多少传统的东西，有的只是一些丢不开、放不下的笔墨功夫，所言创新也只是志气。而一些反传统的人大都针对这样一些人的作品而言，他们反的是缺少传统的“传统”，如同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那么，我们的传统呢？

　　近日我看了朱臣先生的一些作品。内心产生一种愉悦，这种感觉如同我看那些老画一样。不过，朱臣不老，其画也不老。

朱臣的画给人一种新意。他画的《黛玉含珠》表现的是长春市市花君子兰。在中国画兰花的多，但画君子兰的少，少的几乎不见。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君子兰的叶子肥大厚实，又对称而生，缺少变化和野逸，难以入笔。朱臣勇于探索这个题材，他不追赶当今中国画界“玩线”的时尚趣味，利用大墨块和重色，使画面的红黑对比产生出一种交响感，夺人眼目。在大墨块中他仍不勾线，而是利用书法行笔的飞白效果，表达出叶脉的律动，给人一种厚重的富贵感。君子亦不辞富，似乎应该是今日的时代精神。朱臣在这里没有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幼稚，回避了装扮“闲隐”的虚假。这幅作品从选树立意到笔墨传达，可谓气运一体，于是也就让人耳目一新。

我一向认为，画的新意来源于一种称为价值判断的东西。忽视这一点，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新意不是只靠笔墨功夫可以达到的，靠的是画家对所表现对象的一种全新的感觉，这种感觉首先表现在立意上。无意则无象，无象则无悟。由此而言，新意是一种心意的表述，而心意必定来源于个体的文化养成和道德修炼，价值判断就这样出现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画的第一个传统特征。历史和当代的中国画大师无不首先在这方面厚积而被后人尊敬。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就有什么样的画，赵佶的《瑞鹤图》充满着皇帝的祈求，而徐渭的《墨葡萄》体现着徐渭的悲愤境遇，朱耷的《鱼》表现着朱耷的苦游与无奈，齐白石的画亦传达着他的身世情趣及后天的雅俗，画如其人。

　　语言可以欺世，画却不能，这是中国画传统的百丈之根。那种纯艺术、纯技巧之论是违背中国画传统的。朱臣的画给人一种生意。朱臣喜欢画鸡，也以画鸡而闻名。他的画作《香雪图》画的就是鸡。看了这幅画，立即使人进入一种意境，这意境非大吉祥之类的拜年语言，而是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命玄机。画中游闲于似有香气漫天的白梅之间的七只鸡，让人感觉生活的美好，生存惬意。这里，鸡不再是庖中之物，而是天地之间另一类生命。这个生命传达着活生生的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人类的自信和灵慧。在这幅画中，朱臣一改画《黛玉含珠》时的笔墨，不用墨块，不追求墨的氛宏效果，而改用线的组合与排列，无论是表现每只鸡，还是表现梅的枝干与花朵，全部使用线条。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躲避他人画鸡大都使用大墨块对比的习惯，但我看到的是画面用笔的统一，意境的清新与美丽和谐。这种清新与和谐给人一种时代感。

　 可以说，画的生意是中国画的又一传统标准。米芾《画史》中说：“……岚色郁苍，枝干劲起，咸有生意。”董逌《书徐熙牡丹图》中说：“世之评画者曰：妙于生意…… 故能成自然。”韩拙《山水纯全集》中说：“本乎自然气韵，以全生意，失于此者，疾矣。”对这些大家的论述，朱臣领悟颇深。那么，画之生意的文化之根来自何处？这就进一步深入了中国画的传统问题。朱臣的画给人一种文化。朱臣认为，画中的生意来自画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他说，很多研究《易经》的人把《易经》之易理解为变化，既日月变化之意。其实，易乃造化也，乃日月生生之意。前一个“生”字为动词，意为孽化，产生之意。后一个“生”为名词，即生命。故有“生生之谓易”之说。画生就是在感悟与表现“生之理、生之质、生之道”，画家必须感谢天地造化。我们知道．“造化”一词源于《庄子大宗师》：“令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生之有气，手执笔墨，就是要写造化之象，抒造化之大境界。朱臣画《野逸图》中的猫绝无宠物之娇，生发出的是虎之生气。《祥和永年》画的是两只羊及一棵松，那羊之温和及松之浪漫，又生发出一种无限的恬静与美妙。《临风图》中的两匹马傍梅而立，引发出画外的世间意境。《天凉好个秋》的两只猿凝视太空，发出自己的疑问和探求，其表情的生动让人心动。

　 当然，画的生意不在于画了什么，但在于画的意境指向何处，到达何处。朱臣画花卉鸟兽的意境指向是大自然的造化之工，到达的境界是对生命的崇敬。中国国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个“仁”字。这就必然生发出中国画的一个“生”字。仁在先秦儒家那里本是道德观念，而后历代的思想家创造性地将它解释为万物之生意。现生意即观仁，在生意之物中亲证仁的道德境界，因此，中国画传统的核心既是哲学智慧，又是伦理情怀，从而形成中国独有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方法。我有幸亲眼看到一位法国雕塑大师的雕塑过程，她手拿卡尺和卡钳，量过眼前的模特儿，再量案上的那块泥巴，准确程度犹如数学计算。逼真倒是逼真，这是他们的艺术思维习惯。而中国人的象思维是观物取象，几块泥巴上手，大象即出。

　　于是外国雕塑家们看到王朝闻先生的雕塑《民兵》时，惊呼中国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了“后现代的作品”。其实，这只是中西的文化差异而已，朱臣坚守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将自己的生命感受与自己的花卉鸟兽熔为一炉，并由此获得一种生命的喜悦。

在朱臣的画中，没有愁苦，没有孤独，没有隐逸，有的是生命的上进，是充溢流荡于花卉鸟与人心之间的生命激情。至此，朱臣的画实现了他“天人之际”的思想的完善和自觉。历史学家刘墨博士说：六朝隋唐间，人注重于高度敏锐的审美感受力与表现力，而宋人更注重于人、艺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朱臣既吸纳了前者，更吸纳了后者。我要说的是，除此之外，难道还有更高妙的传统吗？

　　朱臣的画还有一种笔墨的韵味。艺术是创造，是一种文化思维的表达，因此，笔墨不能陷入技术，它必须以文化为根本，为支撑。然而，忽视笔墨就是忽视了笔墨在中国画中的脊梁作用。朱臣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笔墨灵性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用笔，无论是对线的处理，还是对墨的使用，他的笔都是在老老实实地“写”。他画鸡的每条线，画猿留下的飞白，画羊出现的墨氲，都是那样的虚实得当，气脉贯通。画家赵经武说，笔墨说到底是虚实，是气韵。这是真知灼见。但这虚实，这气韵只能是“写”出来，而不能是描出来，故要笔之有根。

笔墨之道大于写，中于画，小于描。眼下一些国画作品在创新和多元文化的接口下，已经越来越多地失去这个传统，而影响着人间的审美取向。朱臣的文化根基使他没有受到这种影响，他运笔时的心态自然，情绪自然，从不强而为之。《祥和永年》中的松针、《黛玉含珠》中的兰叶，虽然在行笔时变化多端，却又显得那样的不经意，于是一种韵味就出来了。再看《临风图》中那马的鬃毛，似乎是不经意的几笔，但它的律动、韵味，无疑是给人听了一段京剧名家的唱腔，甚过喝老酒一壶。笔墨韵味仍然关乎着性情和文化，它既是画家个人修养的展现，又是集体记忆的呈现。在中国，还有人不认识白石老人的笔墨韵味吗？老人画的虾可以不学，可老人的笔墨韵味却需要深深地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