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散,出自宋代陈师文等所编著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和剂局方》),沿用至今已近千年,几乎内科、妇科以及疑难杂病等都会用到它。为加深对逍遥散的理解,本文试从方名谈起,探其源流,以便更好地理解之,应用之。
何为“逍遥”
逍遥二字,最早见于《诗经·清人》篇,诗中有“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句,它是写将士们手持装饰着野鸡毛的长矛,在河上逍遥闲逛。而留给世人影响最深的是《庄子·逍遥游》。
“逍遥游”是《庄子》的开篇作,是该书的叙述主旨。书中曰:“今之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于下。”在这里也是指安闲自得,自由自在。
可见逍遥二字,本义是悠然自得,没有什么约束。“逍遥游”就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活动。你看鹏之大,水击三千里,“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是何等的自由与欢乐。
而人能如此逍遥吗? 不能!为什么?患在“有为”,如果一个人每日都在为己、为功、为名而忙碌,这样就不可能逍遥。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人如果能达到“忘却自我”“不求功绩”“莫要名声”的境地,自然就无为了,也就可以逍遥了。
《逍遥游》全篇讲的就是逍遥自在,超脱于名利之外,任自然之理,运行无穷。清·王之接说:“逍遥,《说文》与‘消遥’通。《庄子·逍遥游》注云:如阳动水消,虽耗不竭其本;舟行水摇,虽动不伤其内。譬之于医,消散其气郁,摇动其血郁,皆无伤其正气也。”由此可见,“逍遥”原文虽然有绝对自由之义,但从人的七情六欲而言,“逍遥”有着消散郁结之正面性。从治疗角度考虑,“逍遥”并非不作为,而是要顺其本性,“道法自然”,于天于地,则阴阳互为,六气平和;于人于己,则气血运行,如环无端。
逍遥二字的对应词是抑郁,而抑郁是指人的心情不愉快、郁闷。《汉书·谷永传》云:“故抑郁于家,不得舒愤。”白居易诗云:“若情理愤痛,过于思者,则号呼抑郁之不暇,又安可胜言哉?”
中医学将这种心理状态称为“肝郁”,或肝气郁结。解除肝郁的首选方法是对病人的心理调解。中医素有“百病皆生于气”“气为百病之源”之说,黄元御《四圣心源》云:“风木者,五脏之贼,百病之长,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以肝木主生,而人之生气不足者,十常八九,木气抑郁而不生,是以病也。”
更有学者指出,“肝为五脏之贼”“五脏之病肝为先”。说明解除抑郁,必须将心理调整、疏调肝郁放到第一位。在此基础上,针对由肝郁所形成的病症,赋予方药治疗,将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逍遥散正是针对这种“抑郁”病证所设立的首选方药。
何为“逍遥散”
宋代医家借鉴庄子“逍遥”思想的意境,以喻方药之功效,冀抑郁者在得到心理调节的同时,辅以药物疏解肝郁,使病人从抑郁困境中得到解脱,恢复到安然自得、逍遥自在的心态。而将“逍遥”二字作为方剂名称者首推《和剂局方》,后世医家对逍遥散的加减化裁,均以此方为基础,至今仍在不断地研讨中。
逍遥散原方为:炙甘草半两,当归、茯苓、白芍、白术、柴胡各一两。上为粗末。每服二钱,水一大盏,烧生姜一块切破,薄荷少许,同煎至七分,去渣热服,不拘时候。
本方载于《和剂局方》卷之九“治妇人诸疾”篇,所治为“血虚劳倦,五心烦热,肢体疼痛,头目昏重,心忪颊赤,口燥咽干,发热盗汗,减食嗜卧,及血热相搏,月水不调,脐腹胀痛,寒热如疟。又疗室女血弱阴虚,荣冲不和,痰嗽潮热,肌体羸瘦,渐成骨蒸。”
本方证系由肝郁不解,郁而生热,血热内伏,气逆犯脾,导致肝脾不和之证。所治则以疏肝气、养阴血、健脾胃为原则。肝脏“体阴用阳”,凡病者多“体不足而用有余”。故方中以柴胡疏肝解郁,以顺其条达之性;当归、白芍养血柔肝,补肝体而和肝用;白术、茯苓健脾益气,脾强则不受肝侮,且有培土扶木之义;炙甘草缓肝急以止痛;薄荷助柴胡疏肝解郁。诸药合用,肝脾同治,气血兼顾,肝阴足则内热除,肝气疏则脾胃和,实为疏肝养肝、健脾和中之良方。
有学者认为,逍遥散脱胎于张仲景的四逆散与当归芍药散两方。四逆散以疏肝为主,柔肝为次;当归芍药散以养肝柔肝为主,健脾渗湿为次。逍遥散则综合了两方的功效,可谓经方的继承方、发挥方,为时方中最为常用的方药,广泛应用于内科、妇科、眼科等疾患。
逍遥散历代医家方解
虽然逍遥散载于《和剂局方》“治妇人诸疾”篇,但其所治决非囿于妇科疾患。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医方集解》,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方剂专著。书中将逍遥散归入和解剂,这样就扩大了逍遥散的应用范围,是凡需要和解的疾患都可以考虑用逍遥散治之。
与《医方集解》几乎同时问世的《医贯》,在论及郁证时说,“木郁则火亦郁于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郁则土自郁,土郁则金亦郁,金郁则水亦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唯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其木郁,而诸郁皆因而愈。 一方者何?逍遥散是也。”
又推而广之,曰:“凡寒热往来,似疟非疟,恶寒发热,呕吐,吞酸嘈杂,胸痛胠痛,小腹胀闷,头晕盗汗,黄疸瘟疫,疝气飧泻等症,皆对证之方。推而伤风、伤寒、伤湿,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郁看,以逍遥散加减出入,无不获效。如小柴胡汤、四逆散、羌活汤,大同小异,然不若此方之响应也。”赵献可所谓因木郁导致诸郁,其治木郁,使肝胆之气舒展,则诸郁自解,并将逍遥散列为治疗木郁之首剂。这种观点被后世医家所认可并引用。但将逍遥散推为外感方剂,并认为较小柴胡汤为之“响应”,这句话与临床实践有偏颇之嫌。
清·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中论及逍遥散时说,“治肝家血虚火旺……妇人经水不调,脉弦大而虚。”该书认为,肝性急而善怒,其气易郁,上郁则头眩、耳鸣、目赤,中郁则胸胁胀满或吞酸,下郁则少腹痛且溲溺不利。何方适宜?逍遥散也。方中柴胡一味,遂其曲直之性,畅达木郁,故名逍遥矣。
清代中期,吴仪洛《成方切用》出版。他将朱丹溪所拟定的越鞠丸与逍遥散进行了比较,认为“越鞠之川芎,即逍遥之归芍也;越鞠之苍术,即逍遥之白术也;越鞠之神曲,即逍遥之陈皮也(逍遥散中无陈皮);越鞠之香附,即逍遥之柴胡也;越鞠之栀子,即逍遥之加味也。但越鞠峻而逍遥则和矣;越鞠燥而逍遥则润矣”。这段文字比较中肯,说明逍遥散与越鞠丸相比,前者柔和而不燥,更适宜郁证的治疗。
清代末年,张秉成在所著《成方便读》中论述逍遥散时说:“此方……以顺肝之性,而使之不郁。如是则六淫七情之邪皆治,而前证岂有不愈哉!”
他所说的“顺肝之性”,有三个方面,一是调肝之气,二是养肝之血,三是培土扶木。实际是顺肝之性(如柴胡、薄荷、生姜),扶肝之体(如当归、白芍),安肝之宅(如茯苓、白术、甘草),体充实则功用和,性安顺则无郁生,土厚墩则木滋养。考逍遥散的八味药,正合三个方面之性能。
后人在运用逍遥散时,多为原方加味,很少用原方减味的。这也说明原方之配伍与临床肝郁脾虚证是相吻合的。
古今医家应用逍遥散
对逍遥散的变化应用,首推明代薛已的《内科摘要》。他在该书“各症方药”中,列加味逍遥散条,治疗“肝脾血虚发热,或潮热晡热,或自汗盗汗,或头痛目涩,或怔忡不宁,或颊赤目干,或月经不调,或肚腹作痛,或小腹重坠,水道涩痛,或肿痛出脓,内热作渴等症。”所用方药即逍遥散加牡丹皮、炒栀子,后人名为丹栀逍遥散。
但薛已用加味逍遥散治疗最多的却是妇科疾患,他在《女科撮要》治验中,凡经期不调、经漏不止、经闭不行、带下、热入血室、历节痛风、瘰疬、血风疮、阴疮,以及保胎、产后便血、产后便秘等,均用到加味逍遥散。所列症状多系肝脾血虚发热所致,较之原方解郁散火之力更强。
清代高鼓峰《医宗己任编》,有一首黑逍遥散方,其组成为逍遥散加熟地。其功效为养血疏肝,健脾和中。主治因肝郁血虚、脾胃不和所致的胁痛头眩,胃脘疼痛,以及妇人郁怒伤肝,致血妄行,赤白淫闭,沙淋崩浊等。
清代江笔花在《笔花医镜》中说:“女科除外感内伤外,不外血虚与肝郁,所以治疗女科病,四物、逍遥二方,首当考虑。”他把逍遥散作为妇科病的首选方之一,这是对逍遥散功效的推崇,而不是划定范围。
当代名医对逍遥散的应用有更多发挥。
秦伯未先生治疗肝硬化,以调理肝脾为基本大法,而最基本的方剂当推逍遥散。这个方剂可以用于肝硬化早期,也能用来善后,随证加减,即可以贯穿在肝硬化过程的全部治法之内。
蒲辅周先生认为逍遥散疏肝解郁,健脾和营,作用很好。他以丹栀逍遥散治疗肝郁证高血压、胸膜炎以及颈淋巴结核,依病分别加入决明子、夏枯草、珍珠母;青皮、郁金;消瘰丸等,收效满意。
王绵之先生认为逍遥散具有从三个环节调整脏腑功能的特点,即调节肝郁、血虚、脾虚。当归为第一君药,白芍为第二君药;臣药是茯苓、白术;而丹栀逍遥散可以清解三焦之郁火,是对逍遥散的发展。
出身于七代世医的赵清理先生,遵“万寿堂”祖训,善解郁证,对逍遥散运用娴熟,家传逍遥散活用的方子就有七十首之多,堪称运用逍遥散之大家。
逍遥散现代研究
近年来,有关医家对逍遥散的临床运用领域进行了拓展性研究。研究证实,逍遥散对精神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妇科疾病等多科目病种,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很多专家学者对其组成、功用、药理、剂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河北中医》2017(5):727~728)。
还有人观察逍遥丸对亚健康人群疲劳改善及对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经过4周的干预,结果显示,不论是在改善亚健康量表还是改善疲劳状态等方面,逍遥丸均显示出明显优势;对其机制进一步研究证实,逍遥丸改善病情可能与纠正免疫系统紊乱有关(《世界中医药杂志》2018(1):220~223)。
从临床角度来看,只要抓住其治疗目标——肝郁脾虚证,投逍遥散治之,必然见效。但从中医学角度来慎思,肝郁脾虚证表现在不同人身上,还会有不可预测的差异。
因此,就逍遥散的临床应用定位,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希望不久的将来,逍遥散的效应内涵会更清晰,更明确;其制剂也会更科学,更方便,更能发挥其预防与治疗作用。
新媒体编辑:徐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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