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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在很多地方都是比较矛盾的。如何处理好这对矛盾?恐怕只有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落实到各地和各个行业。“十二五规划”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一位西方学者在对中国进行多次考察后,得出了与此相类似的建议——本期对话我们邀请到了来华访问的英国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斯坦伯格博士,来谈谈他对中国发展的具体看法和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认识和见解。
主持人:感谢斯坦伯格教授接受邀请参与这次对话。首先请谈一谈,你对中国有哪些了解和研究?
嘉宾:近年来我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访问、调研或参加各种会议及合作活动,先后到过广东、西藏、四川、云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天津、北京等地。这次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来华是我的第10次中国之行。我和大部分西方人一样,对中国的高速发展保持很乐观的关注。作为研究者,我十分注意了解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处理环境建设问题。
主持人:通过多年来在中国的考察和调研,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你怎么评价中国目前整体发展的状况?
嘉宾:中国的快速发展对西方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奇迹般的事情。高速的发展能够产生很多的就业机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过上越来越幸福的生活。但中国也像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同时,环境出现了不少负面的问题。当然,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大多是在环境制约了经济发展之后才重视环境建设的。
主持人:作为一个地理与环境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你认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在环境问题上少走弯路?
嘉宾:我认为经济发展很重要,要有长远的规划和目标,但在环境问题上更不能短视。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能源、淡水、土地等资源的不足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比如荒漠化问题基本为农业衍生问题,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防治荒漠化任务则几乎全部在发展中国家。为了让环境发展得到更好的保障,应把尽可能多的投资从工业转移到农业上来。这样在对环境建设大有好处的同时,农村也能发展得很好,农业更有保障,农民反而能够越来越少。美国农业人口从占总人口的50%到1%,用了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如果足够重视,这个过程可能要快得多。
主持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的减少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结果之一,但农业和农村未必能与此同时得到同步发展。你对中国“三农”问题有什么样的见解?
嘉宾:农民减少的速度与农业发达和完善的程度成正比。农场越小,生产效率越低,经济效益越差。美国的农场规模趋向于越来越大,3000亩以下的小农场已经越来越少。有一些国家农业的效益比较高,如哥伦比亚的农民生产咖啡,收入很好,所以农民的数量减起来很难。而中国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民的数量应该很快减少。中国的三农问题,我认为根本问题是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减少农民,只要政策稳妥而有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总体上应该会得到同步的发展。
主持人:你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农业政策上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政府与社会形成怎样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
嘉宾:总体上看,我认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发展,与西方国家在扶持农业的政策上是差不多的,不同之处可能是在具体落实和产生的效果上。农民由于从事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为了增加收入,就倾向于农产品卖高价,但在市场的价格波动面前又无能为力。农民对收入低的情况不会埋怨政策,而会责怪市场的无情,但农业本身不可能只依靠“无形的手”来推动。要形成良性互动,需要健全政策的传导机制,增强法律的刚性约束力,增强农民在政治舆论中的声音。
主持人:你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农业发展和食物供应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更多一些?你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嘉宾: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西方人的餐桌食品,来源于许多国家,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如果只能吃本地的食物,而本地只有种胡萝卜和土豆最适宜的话,那就太单调了,肯定不能满足需求。在西方国家,政府如果不能保障食品的有效供应,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内阁可能都要重新洗牌。当然,西方的现代农业发展也有不少问题。比如,为了提高单位产出,就加大播种的密集度,以及化肥和农药的投入,高效得过头了,产品品质会受影响。
虽然到中国来过10次了,但我对中国农村情况还谈不上很了解。我认为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最主要的是解决与城镇发展的差距问题。除了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外,应该大幅度地增加教育和科技的财政投入,才能最终从根本上为农村发展奠定基础。
主持人:本报记者徐恒杰嘉宾:牛津大学教授
特洛伊·斯坦伯格
(TroySternberg)现年52岁,美国华盛顿州人,英国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科学院的“院级协议”邀请访华学者,目前的研究项目是:“亚洲戈壁沙漠地区的人与灾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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