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定创
当代世界有四种先进的信用货币发行方式，你知道几种？
如果你总一种也说不上来，这就对了，表明你学的是西方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一个基本原理是，货币是不能通过发行产生价值的。
因为，西方经济学对货币的定义是，货币是约定俗成的流通媒介，在这个定义中，信用货币只有流通属性，没有价值属性，所以，信用货币需要有价值锚。既然信用货币本身没有价值的属性，它的发行怎么可能会产生价值呢？
这其实是一个陈旧过时的、十分错误的理论与观念！中国人在这个错误的货币理论观念主导下，经济发展的损失最少超过100万亿人民币。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损失？怎么算出来？
在蔡定创的《信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中，详细地论证了当代世界有四大信用货币价值生产方式，这就是：①基础货币价值发行方式，②国债货币价值发行方式，③印钱消费货币发行方式，④货币补偿发行方式。
第一，基础货币价值发行方式理论在《信用价值论》第四章、第五章中有详细的论述。其基本原理是，在基础货币需要的范围内，财政部向央行发行国债（或者透支），财政部由此可获得基础货币发行价值。这个要点是，财政部发行的（基础货币量范围内）国债必须要由央行来购买。如果采用央行向商业行贷款的方式发行基础货币，则会造成社会总生产的产能过剩（相关论述详见《信用价值论》第五章第2节、第3节）。如果采用外汇替代的方式发行货币，则会造成货币发行价值流向外汇所在货币发行国，同时也给外汇所在国印钱消费中国创造条件。
第二，国债货币价值发行方式理论基础涉及到整个信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主要论述在《信用价值论》第二版第21章“国债货币”中。其理论基本要点是，国债货币承担货币储存功能，其购买者购买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储藏保值。财政部发行国债如果由货币储藏保值者购买，这部分国债则被称为国债货币，其国债货币发行的价值由财政部获得。
第三，印钱消费货币发行方式的理论主要在《信用价值论》第二版第16、17、18章中。其基本理论要点是，当发生生活消费品的商品过剩、产能过剩时，如果这种过剩是有绝对需求，仅是因为社会底层购买力不足而造成的，如果任由这种过剩的发生而不采取措施，这种过剩的价值就会湮灭，相应的资本生产就会中断。采用印钱消费的价值生产方式，由财政部向央行透支货币直接发放给这些对过剩商品有需求却又缺乏购买能力者，使过剩的商品的价值得以实现，过剩的产能继续实现价值再生产。其印钱的数量不超过这种过剩商品的价值量（或者过剩的产能），本质是通过货币发行补充消费的不足从而引导生产。这是一种信用价值生产的客观规律，当前的状况是美国印钱消费中国，因为我国决策层不懂这个经济规律。
第四，货币补偿发行方式的理论依据是《信用价值论》第2版第23章中的“价格消失”理论，具体的理论论述在《信用价值论续集——集聚生产与资本生产》（该著正在出版中）第11章中。其基本理论原理是，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由于“集聚生产”新社会生产力影响，所生产的商品中的部分价值的价格会发生消失，从而会引起资本生产的利润下降，甚至发生消失。因为资本利润的下降甚至发生消失，引起本国资本退出生产（或寻求国外投资），由此产生本国财政收入持续不断地减少。为了维持本国资本生产不发生中断，各国（包括我国在内）财政还需要采取减税，甚至补贴资本生产的方式，这就使得财政陷入困境。这种财经困境是属于“集聚生产”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产生的，是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表现，只有采取货币补偿发行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一块理论是属于前所未有的理论，笔者在《信用价值论续集一集聚生产与资本生产》（正在出版中）论著中，用了一章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四大货币发行方式是一种经济运行的规律，当你掌握了这个规律并熟练地运用它的时候，它才能为你创造财富，如果你不掌握这个规律，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困难重重，甚至遭受危机。
西方经济学由于没有价值生产理论，所以也不可能有货币信用价值生产理论。但是美联储通过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的货币发行方式，与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次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的经验教训，从实践上摸索总结出了一套切合实际的货币发行操作方法，基础货币发行、国债货币发行、印钱消费货币发行，都实现了由财政部获得货币发行价值，不仅解决了财政困境问题，而且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其庞大的军事开支与科技研发支持。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美联储获得了货币补偿发行的经验。所以美国虽然没有货币信用价值生产理论，但是，上面所说的四大货币价值发行方式都被美国从实践中摸索出来了。所以，这三年来美国虽然也遭受严重的新冠疫情，正确的货币发行方式反而使美国经济获得高速增长（2021年GDP增长5.7%，2022年至今为止名义GDP增长高达9.8%，实际增长数据现在还没有）。
我国的货币发行显然还没有进入到货币信用价值生产的层次。
①基础货币发行方面，还处于外汇替代发行与央行向商业银行贷款的窗口发行货币，前者造成货币发行价值输送给外汇所在国，后者造成社会总生产的商品相应过剩，给经济带来下行的动力。我国当前基础货币量约35万亿人民币。由于基础货币发行方式不对，实际造成损失是超过35万亿人民币这个基数的。
②国债货币发行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认识到需要发行国债货币，但我国有没有对国债货币（对货币的贮藏保值）的需求？肯定有！但现在为投资性国债与地方债的存量所替代。这种替代与央行采用贷款窗口发行基础货币的效果有类似的作用，即给社会总生产带来产能过剩（商品过剩）。正确的国债货币发行与基础货币发行一样，财经部同样可获得货币发行价值（详见《信用价值论》第21章“国债货币”。笔者估计，我国当前经济体对国债货币的需求量在20万亿至30万亿之间，这个估值的依据是，我国有大量的非正当收入的货币处于储存保值状态，包括直接将人民币窖藏，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发行国债货币的手段，将其替换为消费货币进入资本生产循环。没有正确的国债货币价值发行，我国经济就白白损失了这一部分通过主观能动性可获得的货币发行价值，也就是经济增长率受损，GDP增长总量受损。
③印钱消费货币价值发行方面，由于我国还不掌握这种货币价值发行方式，所以也就没有获得这方面的货币发行价值。在温总理的时候，曾实践过一段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类似印钱消费。之所以说是类似印钱消费，是因为印钱消费的资金来源是明确的向央行透支，建立明确的印钱消费的资金池，而财经政补贴的资金来自税收（或者是财政赤字）。
每年产生的印钱消费量是依据经济体内消费品的产能过剩情况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这需要宏观经济管理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实现了就有，不实现就没有。如果管理层懂得这种印钱消费的手段，每年应该有1万亿至2万亿的印钱消费量可捕捉，十年积累效应最少也就可获得20万亿人民币印钱消费货币价值量。由于我国自己没有这个认识与操作能力，迫于产能过剩的压力往往总是很希望美国多印钞票来消费中国（表现于对美国出口急切的心态与行动），美国增加关税，反而将其看作是敌对的行动，就是缺乏这种理论认识的证明。
④货币补偿发行是《信用价值论》第一次提出来的全新概念，作为一种由“集聚生产”新生产方式所引起的货币发行方式的理论，这在过去东方、西方经济学中是从来没有过的。由央行购买证券是货币补偿发行的一种方式，这种货币发行方式在实践中却早已经产生。第一次产生货币补偿发行方式的时间是2002年9月，其时日本央行为了稳定股票市场，购买总额约2万亿日元的国内股票。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于2009年2月重启了新的股票购买计划，其后多次提高购买总额，目前已成为常态行为达到每年购买6万亿日元。
美国2008年为挽救经济危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坐着直升飞机撒钱”，但这种钱属于央行直接向大而不能倒的头部企业贷款，经济好转时这些企业再偿还贷款。因此，这不属于货币补偿发行。其后的三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由美联储发行货币购买2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其后，美联储根据市场好转情况对这种证券逐渐卖出。至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美联储再次启动MBS购买计划，目前仍持有2.7万亿美元MBS。持有MBS证券，等于是央行向资本市场发行了2.7万亿美元货币，这种向证券市场发行货币行为，可通过证券市场的放大作用，直接支持资本企业生产。
央行发行货币购买证券产品，这只是货币补偿发行方式中的一种，它的要点是，央行发行货币直接支持资本企业生产，而不是像之前介绍的国债货币发行与印钱消费货币发行，这些货币发行支持的是社会总生产的消费端。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信用价值论》这个理论体系中所论述的四种货币发行方式中的一些重要的特点，以便于我们理解货币发行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①基础货币发行是由于经济体中的商品流通的常态需要。由于流通中的永久占用，所以可以产生货币发行价值。
②国债货币发行是由于货币的保值需要，财政部通过国债货币发行可获得货币发行价值。这种货币发行价值可增加对社会消费品的购买，是对消费端的支持。
③印钱消费货币发行是典型的通过发行货币来增加消费，消化过剩产能。
④货币补偿发行支持的是生产端。与前面三种货币发行不同，这种货币发行直接支持社会生产。其基本原理是因为“集聚生产”的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生产中的部分价格会逐渐发生消失，资本生产没有利润的现象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开始发生，在减税减息也不足以维持资本生产时，就只有依据《信用价值论续集》第11章中的理论原理，采取货币补充发行方式直接支持资本生产。美国与日本采用央行发行货币购买证券的方式，是已经在实践中证明是一种可行的货币补偿发行方式，因为证券市场对价值生产有放大作用。笔者在前文中提出来的，通过货币补偿发行方式建立科技研发基金，支持高科技劳动者就业，也仅是一种建议，因为还没有过实际操作。
上面四种货币发行方式在美国、日本都有实践，而我国由于西方经济学主导决策，而西方经济学是属于表面现象经济学，其中一个典型特点是没有价值生产理论，所以西方经济学者更不可能懂得比价值生产理论层次更深的信用价值生产理论。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将西方经济学当作至宝引进后，近数十年来西方经济学者都相继进入到各个层次的权威决策层，这些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被决策层抛弃的已经完全过时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不仅成为学术的评价标准，也成为经济决策、宏观调控的主导思想。所以在我国，就连基础货币发行也是采取金本位制时期的货币发行制度，牺牲了信用货币的货币发行价值，前文中所介绍的理论层次更深的国债货币发行、印钱消费货币发行、货币补偿发行等三种货币发行方式，既没有从理论上认识过，也没有从实践上有意识地实现过（无意识的、被动的、有点沾边的对家电下乡的补贴属于不完全的印钱消费）。
可能有人立即会问，难道我国没有基础货币发行？
当然有！但是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至今为止仍是采用外汇替代与央行贷款窗口方式发行的。笔者在《信用价值论》中早已通过理论论证证明，这种发行方式是损失货币发行价值的。其中，外汇替代部分的货币发行价值输送给了外汇所在国，而央行采用贷款窗口发行基础货币，则会造成社会总生产中相应价值的商品过剩（与产能过剩），同时给美国印钱消费中国创造条件。
我国其他三种货币发行方式怎么样呢？没有！货币与财政当局，至今既没有理论上的认识，也没有实际上的操作。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其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西方经济学，包括花重金聘用西方经济学的教授、博士等人才，经过30多年的一边倒的西方经济学的教育，目前各个层级的具有经济管理决策权与学术权威的人士，都是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背景，而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所形成的学术理论。在货币与财政理论方面，主要学术思想一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这是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理论；二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这是影响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理论。
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理论是反映金本位制货币时期货币运行规律的理论，它是为美元货币霸权服务的货币理论。因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早在1971年就与黄金脱钩，成为典型的信用货币。其他国家挂钩美元就需要有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理论来维护。因为在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中，信用货币是没有价值锚的，需要用他的美元来背书。我国的几任央行货币政策决策者，都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的行为者。由此造成我国在基础货币价值发行上的损失至少40万亿人民币。
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的西方经济学者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很是青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行4万亿国债救市，以及其后地方债务平台发行的债券都是属于投资性国债。属于投资性国债，就是要还本付息收回投资的债券。但投资性国债与笔者在前文中所说的国债货币是两种性质的国债，国债货币是不用还本付息的国债，它的发行可以像货币发行那样地获得货币发行价值。投资型国债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当全面产能过剩发生后，有些投资项目就难以还本付息，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国债货币发行与印钱消费货币发行这两种货币发行方式，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是因为这两种货币发行方式在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中都没有，这些将西方经济学当作教条的相应经济政策决策者，自然就不会运用这两种能产生货币发行价值货币发行方式来应对我国经济的持续下滑。
同样是基础货币发行，不懂《信用价值论》理论的学者就不懂得原来货币发行方式不同，是否产生货币发行价值是不同的。不仅外汇替代发行不产生货币发行价值，用央行贷款窗口发行货币也不产生货币发行价值。
同样是国债发行，不懂《信用价值论》理论的学者一般都分不清楚投资性国债与国债货币的区别。投资性国债发行不产生货币发行价值，而国债货币发行原来也是可以产生货币发行价值的。虽然沉甸下来的投资性国债（指投资性国债存量，也包括无法还本付息的部分）也替代了经济体对国债货币发行的需求，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以投资性国债的发行替代国债货币的发行，但是，这种发行与基础货币采用贷款窗口发行一样，会使经济体产生商品过剩（产能过剩）。例如，修了高铁，老百姓没钱去消费，就是这种过剩的表现。
印钱消费货币发行与货币补偿发行都是《信用价值论》中创立的新理论。西方国家虽然没有理论，为解救应对经济危机，美联储却从实践中探索出了这两种方式的货币发行。出于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发行天量货币而不仅解救了危机，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造成美国在期后数十年的经济平稳增长的经验总结，西方经济学由此产生了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流派。这个货币流派的理论当然也仍然是从表面现象上来描述，在经济发展遭遇极端困难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从而快速实现宏观政策的扩张效果。由于没有价值生产理论的支持，与西方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也自相矛盾，所以，同为西方经济学者中就有不少对此理论的反对者。
我国学界在2020年也就这个理论问题发生了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学术争议，最后以反对派获胜（有关这场争论的评论，请参看《信用价值论续集》第15章）。所以我国即使从实践上来学习美联储在危机其间的一些货币发行方式的经验，也被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者所阻止了。
所以，至今为止，《信用价值论》理论体系中所论述的经济体运行规律所要求的四种货币价值发行方式，由于教条主义的西方经济学者主导决策，在我国都没有实践过。错误的货币发行方式不仅使我国损失了货币发行价值约10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基础货币发行价值约35万亿，国债货币发行价值约25万亿元，印钱消费货币价值发行约20万亿元，货币补偿发行价值约20万亿元），而且，由于错误的货币发行方式会造成经济体的商品过剩（产能过剩），由此拉动经济螺旋式下行，消解了我国本来应该有的经济发展潜力。
由此说明，如果用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反映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宏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无可比拟的，是远高于科学技术所创造的财富的。即使是科学技术也需要在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像“集聚生产”这样代表社会发展方向先进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传统过时的错误理论指导，像人工智能在生产上的运用，必然通过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产能过剩，而没有建立起正确的分配关系而阻碍其发展。
由此也说明，正确的经济理论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错误的、过时的经济理论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阻碍作用。
（本文为《信用价值论续集一集聚生产与资本生产》第14章第7节选载，版权著作，引用须说明来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