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曾经说过：
“由于长期以来在报刊实践活动中，新闻和评论分离，配套供应，逐渐形成了一种定见：新闻只报道事实，评论只与新闻作由头。特别是党报新闻评论常常被认为是发言论，讲道理的文章，更形成了忽视材料的偏向。……新闻评论仍满足于大发议论，企图靠议论去说服读者，不注意运用材料，靠事实去说服读者……”[i]
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一位长期在党报评论岗位上老评论人说出的这番话，深刻而沉重。然而，这种只顾议论、轻视材料的文风积重难返，作为一种评论写作“范式”或者“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评论的教学和评价标准——尽管这已经与世界范围内的评论实践，以及新媒体条件下的评论写作创新形成了明显的脱节。
我们在评论教学岗位上的人，应当为改变评论写作“空论”的文风做出自己的努力。
一、
我作为一名教员和曾经的评论编辑，无论是评阅学生的评论作业，还是给大学生评论大赛的作品打分，都会对那些在文章中运用事实材料作为论据的作品给予更高一些的评价。
这一方面是因为，具体的事实性论据反映了作者对特定议题的认真的认识态度。往往只有这样一种认识态度，才会使作者充分掌握与议题相关的材料。
另一方面，具体的事实性论据也会使文章本身有更丰富的层次感。那些具体的事实性论据往往比抽象的结论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或者说，那些具体的事实性论据可能会“代表”抽象表达的结论留在读者的记忆中。
比如，在2016年末一次演艺颁奖活动中，作为嘉宾的相声演员郭德纲在给获得“年度超萌宝贝”奖的安吉（演员沙溢、胡可的大儿子）颁奖时，在台上当着沙溢、胡可夫妇的面，五次调侃安吉是自己和胡可的孩子，引发舆论争议。我们的一位学生在题为《现实生活不是舞台表演，郭德纲的“调侃”实为过火》的评论作业中，为了反驳郭德纲所谓演艺界可以接受的“玩笑”的辩解，贴切地使用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事实性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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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相声演员，分清相声舞台的表演与现实生活交往的界限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这不单是相声这一门艺术的要求，也几乎是所有表演艺术对表演者的要求。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男旦艺术家们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不论他们在舞台上扮演的是豆蔻年华的少女还是高贵典雅的贵妃，在舞台下总是以或儒雅或稳重的男性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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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引用的一段中有三句话：第一句抽象度较高，它表达的是对于郭德纲在舞台上不当言论的抽象的判断标准；第二句则是一个过渡句，为的是将上述原则普遍化，以引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范例；第三句则直接表述梅兰芳的范例。而梅兰芳的范例作为一个事实性的具体论据，不仅精彩恰当地论证了“分清相声舞台的表演与现实生活交往的界限”这样一个抽象命题，而且使这个抽象题本身化入一个具体鲜明的案例之中，给读者留下一个具有形象感的记忆。
接下来，在上述适用于演员的普遍标准之下，作者还引入了一个与相声演员更贴近的事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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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颁奖典礼上可以适当地使用相声的段子，郭德纲此次言辞也是有失艺徳的行为。相声大师、相声艺术第五代掌门人张寿臣先生曾经在说《枪毙任老道》一段时，因其中涉及了关于某些身体隐私部位的词语，而当时又有女客在场，故特意拖延时间，不在女客面前说出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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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徳”是一个抽象的说法，什么叫艺德？张寿臣先生这个范例，就提供了具体生动的论据。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篇文章仅仅以“一位相声演员，分清相声舞台的表演与现实生活交往的界限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和“即使颁奖典礼上可以适当地使用相声的段子，郭德纲此次言辞也是有失艺徳的行为”这两个理由来批评郭德纲有失检点的话，虽然也可以成立，但其论证效果就要差得多了。这是因为，这两个抽象表达的理由，本身也是判断，它们缺乏更为具体的事实材料这样一个层次来论证。
国外有教科书将论证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
论点
（支持论点的）理由
（支持理由的）论据。[ii]
一些评论之所以比较空泛，大都因为只有“理由”这个层次——相当于前文中的“一位相声演员，分清相声舞台的表演与现实生活交往的界限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和“即使颁奖典礼上可以适当地使用相声的段子，郭德纲此次言辞也是有失艺徳的行为”——而缺乏具体论据的层次。
我在评阅学生作业时也时常感到，学生在论证中的框架结构往往搭得很好：将分论点作为段落主题句，然后在段落中进行论证。但是，在这些框架之内，具体的论据往往付之阙如，用来论证分论点的，往往只是抽象地提及一类现象，而没有搜集具体的事实材料，没有展现一类现象是如何具体的存在的；也就没有展现这类现象在生活中具体的影响。
比如，在一篇题为《将助学金用在刀刃上》的习作中，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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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校贫困生判定标准模糊，助学实施规范不一的情况普遍存在。由于我国各省市地方具体情况不同，在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仅对贫困生判定标准、资助面以及助学金额给出了模糊的指导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基层实施过程中规范和标准的缺位。而具体规则的缺位必然导致助学金发放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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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中，“目前高校贫困生判定标准模糊，助学实施规范不一的情况普遍存在”是作为一种现象陈述的。但是，这些“标准”究竟是怎样表述的，以至于被定性为“模糊”？这是作者没有提供具体论据的。这种具体论据，可以列举一些高校资助贫困生规定的具体条文。而文中“助学实施规范不一”，也是一个抽象的表达，这些规范是怎样“不一”，则需要不同高校之间具有较大差异的规定条文。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一名在校学生不可能了解这些情况。那么，既然如此，这位同学又是怎样了解到“目前高校贫困生判定标准模糊，助学实施规范不一的情况普遍存在”的呢？从认识的次序上讲，难道不是先看到这些具体的材料，才难概括出普遍的“现象”吗？
二、
选择作为论据的事实材料时，要考虑到它们与论点和“理由”的距离。一般来说，如果论点是对一个特定问题和现象的具体判断，那么论据则应当选择更为贴近的材料。所谓接近，就是在事物和行为的性质上处于同一或接近的种属关系。
比如，本文第一个案例作品中，论点是对郭德纳的上面对孩子的一个不当的“玩笑”提出批评，其论据之一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范例——这是与评价郭德纲的语境接近的一个类别：演员。其第二个论据是著名相声演员张寿臣的范例——这是与评价郭德纲的语境更为接近的类别：相声演员。
事实上，能不能找到和运用与议题所涉的核心事件更近的事实材料作为论据，往往反映出作者对于特定的问题是否投入了“研究”态度。如果没有接近特定的问题本身，没有找到接近的认识资源，就不免会诉诸一般化的、通用的认识资源。
去年12月，我作为红网大学生评论大赛的评委，在评阅学生作品时，看到以关爱独居老人为主题的一篇文章，针对的新闻事件是：诈骗团伙冒充三甲医院医生电话坐诊，以可以返还医药费的谎言骗取1000余名老人120万元。这篇文章用来论证自己论点的“理由”，无非是老人渴望健康，防骗意识弱，以及跟不上社会变化，与他人交往机会少等等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一般情形，而文中具体的事实性论据，也只有“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2.1亿人”这样的一般化数据。所以，这篇文章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泛泛而论。
而另一篇主题同样是关心独居老人的评论就要好一些。它针对新闻事件是：一位经济上并不困难的老人却喜欢捡拾垃圾，结果家中堆满的易燃物酿成火灾。而这篇文章引入的论据材料，则是心理学医生对于这种特殊癖好的解释和相关案例。这个独特的事件和与之接近的论据材料，使读者对于独居老人孤苦境遇有了印象深刻的新认识。
去年CBA常规赛第三轮，易建联在比赛中脱下脚上的李宁牌篮球鞋直接下场，要求穿上自己定制的耐克球鞋。而几天前周琦、王哲林等队员也在各自微博上质疑篮协提供的球鞋可能会加大受伤几率。针对这一新闻事件，一篇题为《弃一双鞋，赤脚走出中国制造新未来》的大学生评论由此生发出对于“中国制造”的质量和生产模式的批评。
对于这篇文章，有的评委老师认为：没有扣紧由头去评论，扯得远了点。7.3分。也有评委认为：由一双鞋联想到中国制造，也算有一定说服力。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具体的知名产品的质量问题，离开具体的论据而泛谈“中国制造”，甚至谈到义乌小商品生产模式，恐怕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种写作倾向目前比较普遍：往往由一个特定的具体事件马上拓展到普遍的问题，但对于具体事件本身缺乏研究，也缺认识。这是一种疏阔的写法，并不增进具体的认识。
还有一篇大学生的评论作品《交巡警拄拐执勤，除了敬佩还应反思》针对的新闻事件是重庆市一位交巡警副大队长在刚出院，腿部受伤的情况下代替队友执勤，在红绿灯罢工引起的多个十字路口的大混乱中指挥交通，由此成为网红。作者那位交巡警值得赞赏的行为之下，又深想到一些问题。比如：“交巡警是一份随时都会面对突发情况的工作，拄拐执勤，怎么能应付得了？”“现阶段，绝大多数的企业部门在培养新人的过程中，大抵是让老员工带领新人，等到新人慢慢熟悉了业务流程，再渐渐地放手让新人干。而当天上岗的就汪春华一个老队员，其他的老队员呢？”由此，作者在结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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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巡警拄拐执勤，听着就让我们很是感动，然而感动之后，我们就应该好好反思为什么他会拄拐执勤，以此避免以后再次发生这类让伤员上岗执勤的情况。关键是，基层警务人员调配制度、应急机制等方面的探索必须被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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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作者没有掌握更多的认识资源，这篇文章也就只能停留在抽象的推想了。我在评语中给这位同学提出的建议是：其实并非不可以借用这个由头，调入更多的材料，了解并思考我国基层警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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