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熟悉宋代张择端描绘北宋都城汴梁的“清明上河图”,却很少知道明代也有一卷描绘明代盛世繁华的“清明上河图”,这就是素有“明四家”之一的明代大画家仇英描绘的“清明上河图”。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与“皇都积胜图”、“南都繁会图”并称描绘明代繁华社会的三大传世名画。宋本与明本“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对姐妹花,其价值连城。
明代大画家仇英,根据“清明上河图”这幅名画,参照“宋本”的构图形式,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采用青绿重彩工笔,重新创作了一幅全新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仇本”也是后世众仿作鼻祖,据明人笔记载,当时各种以此为蓝本的仿作层出不穷,一时间成为达官豪门相互馈赠的高档礼物,被称为仇英本或仇本。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比宋本还要长一倍,该画卷长达9.87米,高0.3米,画中人物超过2000位,画卷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描绘了明代苏州城繁华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天平山、运河、古城墙,当时苏州的地区标志性建筑皆清晰可辨,整个画卷充满山清水绿之明媚。画面栩栩如生,再现了明代社会的人民生活实景,表现了明代繁华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场面宏大,气势宏伟。
全卷的结构大体按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景物顺序布局,但描绘的是明朝中期苏州商业经济繁荣的景象。与呈现汴梁风土人情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相比,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房屋建筑更为规整宏大,亭台楼阁、深宅大院,连商铺的门面也颇为宽敞,画中的裱画店、银楼、酒楼、古玩瓷器店、各类商业牙行等等,正是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萌芽新兴的行业,加之艺伎歌舞弹唱、校场骑射练武等场面,一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盛世画卷跃然纸上。
在疏林薄雾的苏州郊外,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街市走来;而在城市之中,一座规模宏大的石质拱桥横跨河两岸,河中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描绘明代姑苏城的繁华景象。
据了解,1945年日本投降,末代皇帝溥仪仓促叛逃日本,共将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多件文物弃置在沈阳机场。1950年,共有三幅《清明上河图》被送到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东北博物馆,鉴定家杨仁恺除发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外,还发现了明代的仇英本《清明上河图》。
仇英,字实父,江苏太仓人,是明代代表性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并称为“明四家”。其画作传世极少。专家介绍,根据国内外书画拍卖市场的价格推算,仇英本《清明上河图》目前估价在3至4亿元左右。
仇英
仇英原籍江苏太仓,后移居苏州。约生于明弘治十一年左右(1498年)(注:也有人认为是1509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2年)。存世画迹有《赤壁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剑阁图》、《松溪论画图》等。
仇英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吴门四家” ,亦称“天门四杰”。沈、文、唐三家,不仅以画取胜,且佐以诗句题跋,就画格而言,唐、仇相接近,仇英在他的画上一般只题名款。
仇英出身工匠,早年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从而业画。年轻时以善画结识了许多当代名家,为文征明、唐寅所器重,据仇英的好友彭年记载:“十洲少既见赏于横翁(文征明)”,又拜周臣门下学画,并曾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中见识了大量古代名作,临摹创作了大量精品。他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每幅画都是严谨周密、刻划入微。仇英擅长画人物、山水、花鸟、楼阁界画,尤长于临摹。他功力精湛,以临仿唐宋名家稿本为多,如《临宋人画册》和《临萧照高宗中兴瑞应图》,前册若与原作对照,几乎难辩真假。画法主要师承赵伯驹和南宋“院体”画,青绿山水和人物故事画,形象精确,工细雅秀,色彩鲜艳,含蓄蕴藉,色调淡雅清丽,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
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特擅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综丹缕素,精丽绝逸,无愧古人,尤善于用粗细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或圆转流畅,或顿挫劲利,既长设色,又善白描。人物造型准确,概括力强,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直趋宋人画,对后来的尤求、禹之鼎以及清宫仕女画都有很大影响,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后人评其工笔仕女,刻画细腻,神采飞动,精丽艳逸,为明代之杰出者。杰出作品有《竹林品古》、《汉宫春晓图》卷、《供职图》等。
仇英的山水画多学赵伯驹、刘松年,发展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综合融会前代各家之长,即保持工整精艳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形成工而不板、研而不甜的新典范,还有一种水墨画从李唐风格变化而来,有时作界画楼阁,尤为细密。常作上林图,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辇、军容,皆忆写古贤名笔,斟酌而成,可渭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据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对其评价说:仇英画“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明代董其昌题其《仙弈图》谓:“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其法。” 后继仇英画法者,有沈硕、程环、尤求、沈完等。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明代的商业经济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初年,由于明太祖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促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主要粮食作物稻米、小麦等产量增加了,还从国外引进了不少农作物。明朝的国势尤如大写的英文字母“M”,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一个朝代两个盛世的辉煌局面,从明初名扬世界的“永宣盛世”至明中期的嘉万时期(嘉靖朝、隆庆朝、万历朝)又出现一个高峰。到了明朝的中后期,由于隆庆开海,对外贸易发达,中西方文明交流融洽,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使得整个16至17世纪被世界称之为中国的“白银资本”,中国的白银成为主要国际流通货币,并与西方同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机工、机户是什么人?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
经过十几年的伐元战争,明朝初年,人口减少,田地荒芜。为了安定社会和增加财政收入,明初的洪武帝与永乐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尤其重视农业发展,政府奖励垦荒,实行屯田和兴修水利。到了明太祖在位的后期,田地大量开垦,军队粮食基本自给,政府税收大大增加。
明太祖提倡节俭,他本人生活比较朴素。有个官吏巴结他,说某个地方出产一种花纹好看的石头,可以运来铺地,被他训斥了一顿。江西地方官员把一张精致的雕金龙床献给他,他认为这类奢侈物品有害无益,叫人打碎了。
新品种农作物的引进
明朝中期的繁荣盛世,商业与外贸经济的高度发达使人口首次突破一亿,粮食日益紧张,高产的稻米、小麦是主要食粮。为增加粮食产量,南方大力发展双季稻,海南地区还出现三季稻。16世纪,福建、广东等地从国外引进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并很快推广开来。
玉米大约在明朝中期,由国外传入我国,首先在闽浙、云贵等地栽培,到了晚明,玉米已经传到了北方。16世纪后期,甘薯由东南亚传入明朝的广东和福建。16世纪末,有一次福建的台风灾害严重,巡抚金学曾广泛征求救荒作物,有人献上从吕宋偷带回国的甘薯,巡抚金学曾下令在福建推广,帮助人民度过一次大灾荒,人民为了感谢巡抚金学,称甘薯为金薯。17世纪初,江南发生灾荒,经内阁官员科学家徐光启倡导,将福建的甘薯引种到南直隶淞沪一带,后又逐渐推广到黄河流域。
在玉米、甘薯传入我国的前后,花生也由福建、广东商人从南洋一带引进。明朝时只做果品食用,后来推广到华中、华北地区。
明朝时期蔬菜种类大大增加,还从国外引进了马铃薯、番茄、辣椒、洋白菜、四季豆等高产农作物。
明朝人的衣料,逐渐以棉布为主。明初的洪武帝鼓励农民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规定了农户的种植数额,多种棉花的可以免税,随之棉花的种植遍布南北各地,河北、河南、山东成为新的植棉中心。
原产美洲的烟草,在16世纪晚期传入我国福建、广东,吸烟的人从南到北逐渐增多。
明朝时烟草由吕宋传入我国,最初作为御寒去邪的药物。烟草的价格很贵,在北方,用一匹马才能换到一斤烟。后来,人们发现烟草能起兴奋作用,吸食的人多起来。明崇祯年间,政府下令禁止私种烟草,但禁不住,可见当时种植烟草的人已经比较多了。
技艺先进的纺织、制瓷和采矿业
随着明初的洪武帝大力推广植棉,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松江府仍是棉织业中心,棉布产量多,质地优良,杭州、湖州等地也是明代棉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松江府的城镇农村,几乎家家纺纱织布,每天上市的棉布有上万匹。松江府东门外有一位姓丁的妇女,纺织技巧高超,织出的布极其细软精致。人们称她织的布为丁娘子布,有诗赞美道:“丁娘子,尔何人?织成细布光如银。”
江南和北方的一些地方,丝织业相当发达。苏州、杭州的丝织品产量大,质地精美,南京的云锦、山西的潞(lù)绸、四川的蜀锦,名闻天下。
制瓷业在明朝得到繁荣,制作的技艺更加高超,进入以青花瓷为主的鼎盛时期。明朝皇家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景德镇居全国制瓷业首位。那时的青花瓷器,产量大、品种多,造型多样,花纹优美。明代还盛行五彩瓷器和外销瓷器,色调多变,富丽堂皇,具有浓郁的艺术风格。
那时候的景德镇,白天青烟蔽空,夜晚红焰冲天。镇上有许多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官窑,还有烧造民用瓷器的民窑。官窑一次可烧杯碗等小器300多件,民窑一次可烧小器1000多件。民窑里雇工很多,全镇陶瓷工人有几万人,十之七八的人家从事瓷器的生产和销售。瓷器的制造分工很细,有制坯、画坯、上釉、装窑、烧窑等工序。景德镇的瓷器质量好、品种多、产量大,远销海内外。
明朝的造纸和印刷业有了很大发展。南方、北方都有造纸业中心,仅江西铅山的石塘镇,就有纸工五六万人。那时的纸张品种也很多,有供书写的带色彩的纸;有供富人家做名帖的纸;有染上红花汁,供办喜事用的“吉柬”;还有供包装用的粗糙的“包裹纸”等等。
活字印刷术在明代得到广泛应用。采用木活字印刷,不仅在苏州、杭州、南京、福州等沿海城市流行,而且发展到四川、云南等偏远地区。印刷的内容,除各种书籍以外,浙江地区还盛行刊印家谱。明朝末年,邸(dǐ)报也用木活字排印,这在我国新闻史上是件里程碑式的事。明朝时期,江南一带还有不少富商用铜活字印书,其中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和安家,还有宁波的天一阁主人范钦。
明代采矿技术比前代发达。采掘矿石用火药爆破,冶炼金属用焦炭作燃料,提高了炉温。冶铁中心有河北遵化、广东佛山等。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空前活跃的明代商品经济
我们过去说的盛世,跟今天的概念不一样。盛世有两类,一类是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大,还有一类呢,属于收敛型的,就是物质生活很好,但是军事不一定强大,像明朝末年大概就是这个状况。明朝初年出现过一次盛世,我们一般情况下史学界叫“仁宣盛世”,不叫“永宣盛世”,实际上应该叫“永宣盛世”(永乐朝、洪熙朝、宣德朝)。但是在明永乐的时候盛世的特征都有了,比如说修典,《永乐大典》大家都知道,康熙的时候修《康熙字典》,我们到了70年代中国才开始修《大百科全书》,修典是一个盛世很重要的标志。再有,就是开放,比如明朝是永乐三年开始下西洋,一直到宣德的时候,共七次下西洋。那么下西洋的时候也是开放一个海禁,就表明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这些都表明了明初的时候有一次盛世。
那么到了晚明的时候我们教科书一般都形容为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其实晚明的时候国家机器运转的非常正常,因为明朝是内阁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制度。我们最近都在看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首辅是个非常好的制度,相当于总理。你这国家主席不出来没事,有一CEO也行啊,这也是君主立宪的雏形。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执政期间,他是对管理有着非凡天才的一个人。在他上任的时候,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一个部长都没换,十多年管理的井井有条,国家机器运转的特别好。
这时候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在中国和欧洲同时出现,这非常重要。尤其江南地区,这个特征出现在哪儿呢?我们有证据说明当时的生活有多好,比如《金瓶梅》,《金瓶梅》不是写西门庆一个人奢糜的生活,不是西门庆一个人娶了几个太太,不是。它是代表有一个阶层出现,有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就跟今天一样,它不是有一个人包二奶,它是有好多人包二奶,一个人要包二奶就没这现象了,那不叫现象,它是个别的了。那时候的文学反映很准确的描述了当时社会的一个富足。当时收藏热已经开始兴起,我们的品牌意识开始增加,什么叫品牌意识呢?我们今天知道的西方著名品牌90%以上都是人名,比如说:Louis Vuitton的包路易·威登;这个爱马仕(Hermès);这个表:萧邦(Louis-UlysseChopard);梅赛德斯.奔驰;飞机波音;这都是人名。穿的衣服,皮尔卡丹;范思哲(Versace)等等。我们明代的所有品牌,也全部都是人名,江南一带最多。有江千里的螺钿;时大彬的紫砂;陆子刚的制玉;黄英光的版刻;张鸣岐的手炉;周翥的百宝嵌……。人名变成了一个品牌,这是商标品牌意识最主要的一个社会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为此负责。你们注意看,前些日子丰田那一脚刹车刹不住,丰田章男,那是第四代人了,跑到全世界跟所有人撅着屁股鞠躬,为什么呢?因为这牌子是他们家的,他要为此负责。我们明代的所有品牌都是人名,比如张鸣歧的手炉至少还有四万个存世,那么历史上至少有40万个!张鸣岐一个人是凿不出那么多手炉的,因为那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品牌。你比如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一个时大彬的紫砂壶,只要有时大彬的字样,只要是明朝末年的,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不是他本人做的并不重要。也只要是江千里的螺钿够这个明末就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品牌意识,并不是本人给你做这件事,这跟西方一模一样。但不幸的是,我们一入了清,“大清顺治年制、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一直到MADE IN CHINA,把这事彻底给断了。
我们建国以后,需要大量外汇,出口很多东西都被打回来了,说你没商标,不准卖。然后我们就临时注册了虚拟的商标,东风、蓝天、白云……。所以品牌意识在晚明出现,这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同时出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明.《南都繁会图》局部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明代,进入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这样说,并非夸张,而是历史的本身。这恐怕是现今崇尚“外向型”经济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然而,它却是不争的事实。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或者说“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据印度西海岸贸易重镇果阿(Goa),以及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西班牙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来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国沿海。这两个国家的商人都把与中国贸易当作首要任务,或者说作为牟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渠道。这样就使中国进入了全球化贸易的网络之中。
明朝中期以后,投入市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达200多种,商品经济空前活跃。除北京、南京外,繁华的城市有30多座,1/3集中在江、浙地区,较小的市镇发展很快。众多的集市庙会,也是那时重要的贸易场所。
明朝的北京、南京,极期繁荣,苏州、杭州繁荣的程度又超过两京,“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当时流行的谚语。那时运河沿岸也有不少繁华的城市,象山东临清,是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商人都来这里做生意。城中的布店就有70多家,绸缎店30多家,新型的市镇仅苏州府就有70多个。苏州吴江的盛泽镇,明初只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到了明朝中后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上万户人家的市镇。各地的集市贸易都很兴旺,山东武城县,原来城内逢五、逢十有集市,只限在四条街上。明嘉靖年间,知县下令增加集市地点和时间,为了吸引商旅,知县还让歌舞、戏剧演员到集市上表演。每当集日,各种货物琳琅满目,人们边看表演边做买卖,极为热闹。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与外贸经济的高度发达,苏州、松江府等地产生许多以纺织为业的“机户”。机户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几个至几十个工人,进行生产。被雇佣的劳动者就是“机工”,他们计日向机户领取工资,维持稳定的生活。这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就是手工业工场。机户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就是早期的雇佣工人,他们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俨然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明朝小说《醒世恒言》里,写了一个小手工业者发展成为机户的故事,大意是:在苏州盛泽镇上,有个小户人家施复夫妇两口。他们有一张织机,养几筐蚕,缫丝织绸,生活过得还可以。他们织的绸,光彩润泽,在市场上人们争相加价购买,施复夫妇赚了许多银子。几年之后,他们增买了三四张织机,不到十年,积累了几千金,又买了两所大房子和三四十张织机,雇人织绸。施复夫妇由小手工业者终于发展成为机户,也就是早期的资本家。
那时的机工大都来自破产的机户和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苏州城里的机工有几千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清晨聚集在一些桥头巷口,等待雇佣。他们工作条件很差,工作时间很长,直到深夜,一天没有活干就得挨饿。他们是“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早期雇佣工人。
明朝中后期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地方已经广泛出现,难怪后人感叹明代社会为“治隆唐宋”。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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