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头学习，还要反复学习，践行所学，快乐吗？有时快乐，有时不快乐。
——外地来了熟人朋友，我要把手头的事放下，要跟单位请假，要告知家人，要考虑如何迎送，有时高兴，有时觉得麻烦。
——亲朋好友，领导同事，细细想来，谁知我心呢？抑郁。若听有人对我说三道四、误解中伤，更是恼火愤怒。
而孔老夫子却温情脉脉地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1）
问题可以这样看，事情可以这样想。于是，我就调整了心态：高兴而认真地去演习所学，高兴而热情地迎接远方的朋友，平静地对待别人的猜疑和误解。进一步，就想，为什么不能更高、更远、更深、更灵活地看问题？为什么不让自己始终快乐或平静？
……两千五百多年来，不知多少人听了孔子的话，调整了心态，快乐平静地生活，免去了多少麻烦；也不知有多少人，从孔子那里学会了思考，学到了智慧。
人生的价值观和幸福感，原是植根于心性的。没有经过教育塑造的心性，多被本能、私欲和浅见左右，很难让人健康快乐地生活。孔子的学说，是塑造心性的学说。他不断言人性的善与恶，他只提出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事，怎样思考。他穷其一生，试图塑造理想的君王和臣民。
塑造心性是一个庞大的精神工程。这个工程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在曲曲折折发展的历史中，不同的时势，不同的政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但经常被选中的，还是孔子那些温和的或武断的只言片语。是不是真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不敢断言。只是，我们从世世代代帝王将相、名士英雄、黎民百姓的精神世界中，在历来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道德及民间风俗中，都能找到不少孔子思想的基因。司马迁讲：“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个远在西汉的知识分子的评断，今天读来仍不过时。
孔子提出了较高的人格标准。他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做到“仁”，最完美的人是“仁人”。什么是“仁”呢？“仁”，就是“爱人”。（12·22）
从本能私欲上讲，人是只爱自己的，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分析一下历史和现实中种种的丑与恶，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劣行都来自于“为己”，而且多来自那种低级的、狭隘的、粗野的“为己”。一人放纵私欲，多人就要受到伤害；多人放纵私欲，人就不能共存。也许正是基于此吧，孔子提出要“爱人”。“为己”与“爱人”，看起来南辕北辙，但我们却可以作这样的思考：我不爱别人，怎么能得到别人的爱？得不到别人的爱，怎么能够“为己”？“爱人”也正是为了“为己”，更多的人“爱人”，更多的人就都可以实现“为己”，不过是更高层次上的“为己”，是大家共同的，而不是一己的“为己”。两三个人是这样，更多的人也是这样，推而广之，家庭、民族、国家也是这样。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4·4）大家都爱人，世界还有什么丑恶呢？只是要做到“爱人”，就要对本能私欲进行约束，这需要知识和智慧，需要眼界和境界，需要遵守正确的行为准则。
选择“仁”，是不是很难呢？孔子说，不难不难，“我欲仁，斯仁至矣。”（7·30）一个欲念、一个选择而己，非常简单，没有规定谁行谁不行，不需要接受考验、审查，只要你想做仁人，仁的大路就摆在你的眼前。这与佛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类同。
怎么样塑造心性？要教育。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教化他们。”（13·9）孔子毕生，于己是学而不厌，对人是诲人不倦。他像一个园艺师，在人性的园林里拔草、剪枝、扶弱、除虫、浇灌、施肥、排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只为人性的园林更美。教人什么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7·25）教文化，教做事，教忠诚、教守信，他还教诗、书、礼、乐，以此来塑造理想的人格。
他讲：不分族类，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即“有教无类。”“有教无类”还有另一层意思：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塑造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再塑造。
讲了教，他还讲学。“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7·8）就是说，虽然你具备个别好的品质，不学，也不完美，搞不好还要坏事。比如，你善良爱人，但不好学，不该行善时行善了，就会干愚蠢的事；你勇敢不畏死，但不好学，不该逞强时逞强了，就会惹出乱子，等等。他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拿自己举例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5·31）他教导学生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8·13）他还告诉人们如何学：“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号召是一回事，多少人真学，多少人能坚持学，就是另一回事了。孔子一方面义无反顾地教，一方面却陷于深深的忧虑。人天性懒散，能学，坚持学，何尝容易。颜回好学，是他最疼爱的弟子。颜回死后，孔子叹息：再也没有好学的了！号称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孔子居然发出这样的叹息，可见学之难。他也举自己的例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5·28）人之难塑，在学上就有过不去的坎。学生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您讲的道，实在是我的能力不够呀。”孔子责斥他：“能力不够是到半路才停下来，现在你是自己给自己划了界限，不想进步！”
应该注意的是，孔子没有在人类之外树立一个什么形象让人们去顶礼膜拜，或用生前死后的所谓天堂地狱或怪、力、乱、神去恐吓人们。他所做的是开心启智，要人们去自我约束、自我修炼、自我完善。古代西方许多哲学家一直相信上帝的存在，在敬畏上帝的前提下构建人的精神世界，直至1882年尼采提出“上帝死了”，才有更多的哲学家在无神明的天地里重新设计人的精神家园。而孔子说，“君子求诸己”（15·21），至于求诸别人，他认为非君子所为；对鬼神，他主张敬而远之。
教育了，学了，是不是就是“仁人”了呢？不那么简单。就像理论上讲人人可以成佛，但真正成佛的谁人见过？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5）他强调无论何时何地，哪怕忙乱、颠沛流离，都不能违背仁，都要实践仁。这要求是很高的，如同宗教的修炼。他知道绝大多数人做不到，但他还是要提出这样要求，他相信应该有人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他要求人们能走多远走多远。他深知人本能的惰性力量太强大，教与学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9·18）说的是现实，也可视为对好学者的鞭策。颜回如此优秀，在他看来，也只是“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的弟子，认为只是以日以月计而已矣。（6·7）他无奈地说：“谁能不经过屋门而走出去呢？为什么没有人走我所指的路呢？”（6·17）正路坦途摆在面前，但多数人止步不前，还有人去走邪门歪道。孔子的忧虑和叹息，何尝不是历史的忧虑和叹息？在强大的本能私欲阵前，与之抗衡的哲人在战斗的间隙，也会感到疲惫和惆怅。
他对学生子贡说，对待别人，“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12·23）人家不听就算了吧，说多了就会自讨没趣。教育不是强求，善言不是强制，天下人等，形形色色，怎么会都接受你的主义呢？他是教育家，不是执法官。说归说。别人不听他的，犯过错，也就罢了。但自己的学生不听他的，无仁无义，老头子就火冒三丈了。那个季氏比周朝的公侯还要富有，冉求还帮着他搜刮钱财，孔子知道后大喝：“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11·17），我不认这个学生，大家都去，给我狠狠教训那家伙！
爱之深责之也切。
私欲作为人先天带来的本能，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每个人总要自己衣食住行，自己喜怒哀乐，但如果私欲放纵开来，无限度地争夺物质，争夺异性，争夺尊严，争夺权力，人们就无法共存了。放纵私欲，即使他的所得比一般人多上千倍，也无法感到幸福，因为欲壑难填。私欲需要用理性去克制，换句话说，为了让人们共同生存，必须树立起规范，控制私欲。这如同足球赛，球员如何施展球技，那是球员的自由，但任何球员不能踢人、抓人、手球，不能辱骂裁判，不能越位；你可以自由，但不能影响他人的自由，否则比赛就变成了群殴。人类社会，幸福自由，应为共有。
私欲是本能，但理性也是人的特质。理性可以改造私欲。孔子就是用一种宏观的、高层次的、严谨的理性，试图让人们掌握这种理性，塑造自己的心性。其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克己”。他说：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2·1）
虽然把“克己复礼”放在一起说，但一想就明白，不克己，无以复礼；若复礼，必先克己。
克己，就要正。为人要正直、正派、正经。正，是不偏斜，也是遵循做人应恪守的法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3·6）“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2·17）你自己正了，别人也就正了。特别是掌握权势者，你自己偏了，乱了，约束不住自己，怎么能要求别人不偏不乱？如何正呢？孔子说：“就有道而正焉。”（1·14）经常用道，或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而他自己呢，不仅心正言正行正，而且对生活细节都不苟且：席子摆放得不端正，他不坐；（10·12）上车时，“必正立”，然后才拉扶手带。
人生在世，尊严、幸福、价值，都是建立在众人基础上的。如果一个人终生孤零零地活在荒岛上，就算掌握了天地大法、宇宙真谛，又有何益？实际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特立独行的人，没有绝对意义上不跟人打交道的人。人人克己，共建繁荣；人人不克己，天诛地灭。
克己，就不能妄自尊大。人常常要求别人这样那样，搞得别人反感、愤怒，甚至引发反抗。孔子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5·12）你不想让别人强加于你什么，那么你也不要强加别人什么。
克己，就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常常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正确，凡事为自己辩解，对别人求全责备。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15·15）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那就可以避免别人的怨恨了。“攻其恶，无攻人之恶”（12·21）多自省自身的错误，不要总是攻击别人的错误。这种思想后世发展为：常思己过，不论人非。
克己，就要帮助他人。人常常牺牲别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为此甚至不择手段。孔子则讲：一个仁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的人。自己想成功、想有势、想出名、想富有、想享受，好吧，没什么，先让别人得到这些。他不讲人是不是应该有这种欲念，而是讲先人后己，先成人之美，而不是成人之恶。（12·16）
克己，就要将心比心，把自己与别人一视同仁。人与人的关系的行为准则，可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4）孔子将其视为“可以终身行之”的准则。这貌似克制私欲的底线，其实是人际关系的最高要求。你不想伤亡，那就不要让别人伤亡；你不想穷困，那就不要让别人穷困；你不想受辱，那就不要让别人受辱；你不想受难，那就不要让别人受难。推而广之，团体、种族、国家如果按此准则行事，太平世界还会远吗？
克己，就要有错就改。“过则勿惮改。”（9·25）不要怕改正错误，有错应该光明正大地去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15·30）有错不改，错上加错。孔子最忧虑的事情之一，就是有错不能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7·3）他不得不忧，因为改错太难了！谁见过发现自己的错误而又能从内心责备自己的人呢？“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孔子说他没见过。
需要一提的是，克己一说，曾被一些尊孔者推向极端，突出的代表就是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少数人进行的宗教式的修炼，超越“自我”，养性知天，实现“真我”，无可厚非，而作为政治或社会对人的要求，给百姓树起种种樊篱，把许多正常的生理需求和生活需要禁锢起来，甚至为一些观念而戕害生命，就走向歧路了。这理论屡遭批判的炮火，也是应该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炮火所击中的，其实是披着这个理论外衣的政治和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理论不过是“替罪羊”。孔子的克己，并非“存天理，灭人欲。”孔子不否定人欲，更不会去灭人欲。孔子本人就不是苦行僧，他吃饭穿衣都很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粮食舂得越精越好，鱼和肉做得越细越好；“唯酒无量，不及乱”，酒可以放开去喝，喝多了别乱来就可以。他的哲学是关于人生快乐的哲学。他固然讲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16）他讲的是不义的富贵，那么，合乎义礼的富贵呢？应该是要接受的。他还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后人通俗地解释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4.5)是也。所以，他的理论，是约束心性中于他人有害的一面的理论，不是灭绝人性的理论。一人快乐幸福，人人快乐幸福，这是他的理想世界，我也视为他强调克己的动机。
让-保罗·萨特有句名言，叫：“他人就是地狱”，我相信这个理论有着非常客观的人性基础，因为人不约束自己的心性，必将使人间变成地狱。但我们反过来看，如果人人能够以克己、爱人来塑造自己的心性，他人何尝不是天堂？视他人为地狱者悲，视他人为天堂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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