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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古人多关注心法问题，特别是理学与禅学诸家。《周易》的心法是什么呢？似乎未见前人专门论及。也曾有学者认为是“中”的，却不具有以心传心的特点。以周公为代表的周王室所充分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应该被认为是《周易》的心法。忧患意识的易学心法，首先具有情感上的强烈流露，而同时又具有深厚的理性基础。忧患意识是周公立身处世和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周公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并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警醒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因此，易学心法的研究，应该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关键词：周易 心法 作易者 周公忧患意识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门的心法被视为“中庸”，而“精一执中”则被看作尧、舜、禹相授之心法。其实，这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中”、“中道”、“中庸”、“执中”。那么，在《周易》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中，能够用来相互授受的重要心得和方法又是什么呢？是否也是“中”或“时中”、“正中”、“中道”、“中行”呢？不能说“中”不是《周易》的重要观点之一，然而“心法”讲究的是以“心”传“心”，从“道心”、“人心”之论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和蔡沈等人的良苦用心，因此不能认为“中”是《周易》之心法所在。“心法”强调“心”的地位和作用，则有必要从《周易》有关“心”的论述来加以探讨。只有通过研究《周易》的情感之心，特别是围绕着忧、悲、惊、惧等情感活动的论述来理解“心恻”这一核心观念，方能够深入认识这一问题。
《周易》研究向着人的精神世界不断深入探究，应该说是真正触及到了易学的根本。从《易经》的本来目的即卜筮来说，正是通过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猜度、设问、探寻和把握，进而才能对人的未来进行预测，这本身就包含着多重情感方面的内容。如预测吉利，可使人愉悦、欣慰；预测转危为安，可使人心灵得到慰藉；预测凶险，可使人悚然警觉，从心理上有所防备等等。这些都与情感现象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情感的问题过去一直不为哲学界所重视，以为是低层次的问题，不足以构成易学的重要课题。事实上并非如此，易学不仅将情感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而且将其上升到极高的地位，成为易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长久以来，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情感问题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近年来，蒙培元先生结合冯友兰、牟宗三哲学中对情感现象的有关论述，大力提倡在中国哲学领域中开展对情感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他说：“既然讲人的存在问题，就不能没有情感。因为情感，且只有情感，才是人的最首要、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中国的儒、释、道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而将情感问题作为最基本的存在问题纳入到他们的哲学之中。”①十余年过去了，蒙培元先生对情感问题的研究得到相当广泛的响应，不少学者从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著作的研究中发现了情感问题的重要性。笔者主要对易学心理思想中的情感学说甚感兴趣，拟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思考与论述。这当然是因为《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性著作，是所谓的“大道之源”，其对后世各家学术派别(当然主要是儒家，但又不单单是儒家)的巨大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要真正理解《易经》，就不能不深刻理解其中的心理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核心与关键——情感问题。
如果从字源上来看，“心”字至少在甲古文和金文中即已经出现，其不仅指心脏器官，而且具有人的内心思维活动、精神意识以及情感体验等多重涵义。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指出甲骨文中有古“恙”字，“按其字从羊从心，即恙字，《说文》：‘恙，忧也，从心羊声。’段注：‘古相问曰不恙、曰无恙，皆谓无忧也。’《楚辞·九辩》的‘还及君之无恙’，王延寿《梦赋》的‘转祸为福，永无恙兮’，无恙均为无忧，乃古人常语。”②说明在该书“心部”字中已有表示情感的甲骨文字。而在《易经》中，“心”字的情感体验以及思维、意识诸涵义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和深化。通观卦辞和爻辞，“心”字凡八见，分别见存于《坎》(“维心”)、《明夷》(“明夷之心”)、《益》(“立心”)、《井》(“心恻”)、《艮》(“熏心”、“其心”)、《旅》(“我心”)六卦之中。其中讲到情感问题的大致有三个卦，即《井》卦九三爻辞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艮》卦六二爻辞：“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旅》卦九四爻辞：“旅其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以上三段爻辞中，“为我心恻”、“其心不快”、“我心不快”都具有明显的感情心理特点，表现出客体的变化在人的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上的反映。当然，其中的具体表现则各有不同，比如“其心不快”和“我心不快”的“不快”二字较为直白，均表示某种不愉快的心情；而“为我心恻”一语中的“心恻”二字则值得特别注意。《说文》：“恻，痛也。从心，则声。”《广韵》：“恻，枪也。”按照一般性的解释，《井》卦九三爻辞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井修治好了，却不被使用，使我感到悲痛。心恻，即悲伤、悲痛之意。悲恻之心，是一种明显的感情心理，表现出对遭难者的同情，同时自己心中也深感难过。这是悲痛和恻隐混合在一起的复杂的情感体验。但仅仅就此理解而不继续深入挖掘的话，我们就会忽略掉其中所蕴含着的奥义。如果我们把《易经》中的情感问题视作易学研究的主旨来看的话，紧密结合《周易》经、传全文以及后世一些著名解《易》的篇章来加以释读，就会发现“心恻”二字有着多种深刻的涵义，其就是《周易》心法的基本雏形。
程颐《易传》：“恻，恻怛。”“怛”的意思，《释文》曰：“怛，惊怛也。”《广韵》曰：“悲惨也。”《增韵》：“惊也，惧也。”可见心恻具有惊恐、忧惧之意。
《周易集解》引干宝语：“恻，伤悼也。”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有“坎为加忧，故恻”之语，其又申论之：“坎为心，二折坎心，故恻。”强调了心恻“为加忧，为心病”、“为伤悼”，突出了忧伤的涵义。
应该说以上的解释并非没有根据，参之以《周易》经传内容就能够明白。在《易经》中喜、悦之类的情感描述不多，而对忧、惧、悲、惊、悔、不快等较为沉重的情感因素认识得相当深刻。下面作一简单论述。如《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李镜池《周易通义》曰：“乾乾：闻一多谓当读为悁悁。悁，忧貌。”再如《小畜》卦六四爻辞谓：“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李镜池释曰：“血：借为恤，忧患。”另如《涣》卦上九爻辞：“涣其血去逖出，无咎。”李镜池谓：“血去逖出：同于《小畜·六四》‘血去惕出’，血借为恤”，同样解释为忧患、忧虑。而值得注意的是，忧患、忧虑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好的，即“无咎”。《易经》还直接提到“忧”字：《丰》卦卦辞：“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临》卦六三爻辞：“甘临，无攸利。即忧之，无咎。”《易经》中也提及“愁”，如《晋》卦六二爻辞：“晋如愁如，贞吉。”同样，“忧”、“愁”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好的“无咎”、“贞吉”。《易经》中忧患意识是相当深沉和凝重的，无怪乎《易传·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作为一种情感已经弥散和渗透到作易者整个思想意识之中了。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说：“《乾》、《坤》二卦之下，继之以《屯》、《蒙》、《需》、《讼》、《师》、《比》，六者皆有坎，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矣！”自古以来，解易者多认为《坎》卦表示忧愁、忧患，如上引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所说：“坎为加忧，故恻。”即所谓忧中有忧、忧之又忧。
前面我们说到“心恻”还有惊惧、悲恐诸意，这些在《易经》中也都有体现。如“惧”，《乾》卦九三爻辞中有“夕惕若厉”。其中的“惕”字，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怵惕也。郑玄云，惧也。《广雅》同。”另外，闻一多在《周易义证类纂》中提到“愬”字，他说：“《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子夏传》曰：‘愬愬，恐惧貌。’”指出“愬”也是“惧”的古字。“惊”在《易经》中反映的则是“错”、“敬”二字。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说：“《离》卦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错读作斠，《说文》曰：‘斠，惊貌。’……敬读为惊。”也就是说，“错”、“敬”都是古“惊”字。至于“悲”字，虽然在《易经》中并未出现，但却有着不少悲伤、悲痛等情感的描述。如《屯》卦上六爻辞中有“泣血涟如”，李镜池《周易通义》释为：“泣血：泪尽而继之以血，极言其悲痛。涟如：本是形容水泛起波澜的样子，这里是形容血泪不断地流。”《离》卦六五爻辞：“出涕沱若，戚嗟若”，也是形容泪如雨下，忧戚叹息，极其悲伤。另外，在《同人》卦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和《旅》卦上九爻辞中“旅人先笑后号咷”的“号咷”二字同样表现的是极度悲伤。古人云：“有声有泪谓之哭，有声无泪谓之号，有泪无声谓之泣。”这是撕心裂肺的哭号。与悲恐、惊惧关系较为密切的是“不快”和“悔”。“不快”在《旅》卦九四爻辞和《艮》卦六二爻辞各出现一次，可视为悲恐、惊惧的初始阶段。“悔”字在《易经》中凡三十一见。高亨说：“《说文》：‘悔，恨也。从心每声。’《广雅释古》：‘悔，恨也。’《诗云汉》‘宜无悔怒’，《毛传》：‘悔，恨也。’《论语·为政篇》：‘多见阕殆，慎行其余，则寡悔’，皇《疏》：‘悔，恨也。’按悔恨之情比悲痛为轻，悔恨之事不及咎凶之重。”③显然，在《易经》的大部分卦的卦辞和爻辞中都出现了表述忧、悲、惊、恐、惧诸情感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然而，这些散在于卦爻辞中忧、悲、惊、恐、惧等情感心理的描述，怎样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呢？显然这是一个人人意中所有、人人语中所无的事情，那就是尽管大家都看到“心恻”一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但并没有将之明确用作对《易经》这一情感心理论述的总结性范畴。我们现在这样做，并不是匪夷所思故作惊人之语，而是遵循了前人解易的基本思路，将之明确化而已。所以，以“心恻”作为《易经》中忧、悲、惊、恐、惧等情感的代表性词语，应该是相当准确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易经》中凡是关涉到上述忧、悲、惊、恐惧诸情感的内容时，就会出现种种顺利通达的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易经》中没有出现过愉悦情感之类的字眼，诸如《兑》、《否》、《无妄》、《损》等卦中的“喜”，如《兑》卦中的“兑”(即“悦”)；《同人》、《旅》、《萃》、《震》等卦中的“笑”，然而这类字眼的比重和份量远没有描述忧、悲、惊、恐、惧等情感内容的字眼那样重要、那样富有意义。这些关乎情感的内容首先应该与“作易者”相关联，读其书一定要知其人，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理解问题的实质和真正弄懂相关内容的真实含义，并深入发掘出其中的奥义。
那么，究竟谁是“作易者”呢？这是一个聚讼纷纭、至今没有定论的问题。李学勤先生认为：“《周易》经文所见人物及其事迹，确实都是很古老的。经文的形成很可能在周初，不会晚于西周中叶。”④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文王重卦周公系辞的传统说法并没有能够被学术界所否定。也就是说通过研究周公的生平事迹，有助于解决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同时也能够进一步认识谁是真正的“作易者”。在《尚书·立政》中有这样一句话：“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这是周公告戒周成王要居安思危、时刻持守一种悲忧之心。《尚书·周官》：“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这虽然是以周成王的口吻说出的话，但表达的依然是周公的意思。其与上一句话有着十分近似的涵意，其强调了要深刻理解什么是敬畏、畏惧。就是说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畏惧，就会陷入真正令人畏惧的困境。周公在《尚书·召诰》中说：“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当以周代殷的革命胜利之时，面对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周公仍然深怀着无尽的忧虑，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尚书·大诰》中周公反复说“予惟小子若渊涉水”，“肆予冲人永思艰”，“朕言艰日思”；在《尚书·无逸》中周公告诫周成王“君子所，其无逸”而拒绝淫乐等等。这些内容依然包含了要以忧惧的心情来面对人生和社会，这样才不会铸成大错。在《尚书》中我们的确看到不少周公深怀忧虑恐惧之类情感的记述，而在《逸周书·度邑解》中直接记载：当周武王与周公论及应尽快驯服殷顽民之时，“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对”；当武王命周公继承大位之时，“叔旦恐，泣涕共手”，可见周公时常怀着戒慎警惧的心态。周公不仅自己忧国忧民，并且要臣下也要效法自己，《逸周书·皇门解》记有周公所言“朕荩臣，夫明尔德，以助予一人忧，无维乃身之暴皆恤”即为明证。我们似乎无须去更多地寻找类似的例证，周公一生戒慎警惧的情状已经跃然纸上，他的悲情意识跨越数千年的时空隧道为今人所了解，使我们对《易传·系辞下》中那句名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有了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也使我们有机会通过对《周易》的研究来总结出其中可以名之为“心恻”的心法，或者也可以将之称做周公心法。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时人们怀有悲伤和沉痛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然而为什么在战争中那些拼命厮杀的将士也要怀着哀痛的心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哀兵必胜”的名言，说明这个道理是被历代兵家所认可的。然而其出处何在呢？我认为就出自《易经》。《同人》卦九五爻辞说：“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军克相遇。”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对之作了较详尽的注解：“《释文》：‘号咷，啼呼也。’《说文》咷下云：‘楚人谓儿泣不止曰咷嗷’。咷嗷与号咷义同。先号咷而后笑者，先悲后喜也。《旅》上九云‘旅人先笑后号咷。’先喜后悲也。可以参证。《尔雅·释言》‘克，能也。’此殆古代故事。盖有一军被敌人围攻，将就歼灭，相聚大哭，乃突围而走，幸遇援兵相遇，而转败为胜，故曰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⑤号咷者，极言哀痛也。哀痛可以化解愤恨、狂怒等非理性情绪，从而使人恢复到正常的理智状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里提到的“悲胜怒”，即是指用悲哀战胜愤怒，可知其有一定的生理学基础。如果拿高亨所释《同人》卦九五爻辞所说的一支军队被敌人包围，如果群情激奋，定会死打硬拼，莽撞行事，其结果会招致惨败甚至全军覆没。但军中主帅(或就是周公本人)始终以哀痛的心情来化解将士们的愤怒，而激发全军上下的勇气和智慧来战胜敌人。显然这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悲胜怒”的问题，而且包含了一种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重要的人生心得和方法，其不仅外显为某种气质风度，更重要的是这种“心恻”心法具有内在的神秘力量，值得去做进一步的深究。这里还要稍稍论及《旅》卦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一句。王国维、顾颉刚等前辈已指出这里讲的是殷之先人王亥的故事。李学勤《周易溯源》引《竹书纪年》云：“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李先生据此及其他相关史料得出结论说：“总之，《旅》卦这条爻辞虽然简短，却包含了王亥故事的不少细节，足见其年代甚早”⑥。笔者以为，周公举出这一事例来讲述乐极生悲的道理，他以王亥耽于淫乐而遭杀戮、牛羊等财物尽失的史实来教育周室子弟，颇为语重心长。由此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周公对“笑”之类的张扬性的情感情绪有着深深地厌恶之情。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有“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已经从情感情绪的发生学角度总结出乐极生悲的道理，可见是对《易经》情感理论的发展。
其实，从《易传》开始，就强调“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不少古代的研易者都相当关注这句话。张栻说：“既惧其始，使人防微杜渐，又惧其终，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补过，乃易之道也”。高攀龙则谓：“一部易原始要终，只是敬惧无咎而已，故曰惧以始终”。(见(清)李光地：《周易折中》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显然都认为，贯通《易》之始终有一条主线即忧惧、危惧，此一忧惧或危惧可使人无咎补过，因此又可视为《易》的道理。但为什么会这样，古人并未继续深究。
进入现当代，人们的研究视野益发开阔，开始从各种不同的层面来研究《周易》的忧患意识，以期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奥义。有学者认为，忧患意识是中国先哲对生命存在价值难成易败普遍现象长期观察而得出的深刻认识。《系辞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故其辞危。”这些表达了后人对《易经》创作背景的猜测和思考，显然属于以史解《易》学派的特征。“文王与纣之事”，是其忧患意识形成的原因；“其辞危”，是忧患意识的文字体现。史载商纣王荒淫残暴，文王因不满现实而“窃叹”，“以诸侯顺命而行道”被囚于羑里，稍有不慎即罹祸矣。《诗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慎其危也。故《易》之设辞，以此为基，屡言凶险。⑧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有此种忧患意识可以产生道德意识。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之不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不是万物的不能生育，而是万物生育之不得其所。这样的忧患意识，逐渐伸张扩大，最后凝成儒家悲天悯人的观念。儒家这种观念，就相当于佛教的大悲心和耶教的博爱，三者同为一种宇宙的悲情。《周易》之所以见重于儒家，原因之一就是儒家在《周易》中发现了“忧患意识”。《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正是儒家自《周易》发现忧患意识的证据。⑨曾有学者认为，忧患意识与自强精神在炎黄文化中始终是统一的。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高扬自强不息的主体意识，同时又注意唤起人民的忧患意识，“明于忧患与故”，“思患而豫防之”。炎黄文化的忧患意识，在于挽救社会危机，拯救人民疾苦，非患个人生命的安危与权利的得失。忧患意识与自强精神相结合，突出的表现在忧国、忧民、忧德三个方面。⑩也有学者指出，《周易》是圣人怀着忧患意识写成的一部拨乱反正之书。《系辞》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易传》的这种忧患意识集中反映了处于暴政统治之下的人们对和谐秩序的向往，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重，忧国忧民，力求克服事实与价值、现实与理想的背离，谆谆告诫统治者在决策活动中应该自始至终保持危惧警惕之心。因为只有知所畏惧，才能减少失误，不犯错误，在冲突之时可以促使向和谐转化，在和谐之时可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在决策活动中不从忧患意识出发而任意妄为，掉以轻心，则身不安而国不保，必然导致倾覆。(11)以上四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近年来易学界对于忧患意识所作出的阐释，颇有重要意义。既能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学术流变等方面，又能从道德观念、主体意识、民族精神乃至于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深入论证忧患意识在炎黄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们能够真正理解忧患意识的重要性，这显然也应视为易学研究的重要收获。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未能从“心”的角度来探讨《周易》的根本方法。而易学之所以流传几千年，受众面之广是没有任何著作能够比拟的，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就在于《周易》的心法像血液一样一直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管之中，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人们把忧患意识念兹在兹，不能须臾或离，从根源上说，这种忧患意识就是《周易》心法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之一。
当然，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的忧患意识有增无减，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隐患，诸如人口爆炸、粮食匮乏、能源危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人类生活需要一个诗意的栖居环境，洁净的水源、绿色的森林、肥沃的土地、清新的空气、鸟语花香的场所等等，这样的生活环境才适合人类的居住和发展。但眼下我们却看到大气日益受到污染，作为隔离紫外线辐射的臭氧层受到破坏，被称为“空中死神”的酸雨不时从天而降，随着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气候日趋变暖，废水、农药等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不断渗入水源，大片森林因乱砍滥伐而遭毁灭，等等。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势必严重毁坏人类文明。所以说，《周易》创设的心法处处时时显示出远见卓识，放射出穿越历史时空隧道的智慧之光。世界上一切有识之士都在慨叹人类的确应该多一些忧患意识，少一些盲目的乐观主义，这样就能够未雨绸缪、有豫有立。《彖传·既济》说：“思患而豫防之”就是这个意思。《易传·系辞下》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显然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通则。人类生存危机的充分暴露是坏事也是好事，它引起了人类的高度重视，自然就会千方百计地去解决这一危机。《周易》中的名言“否极泰来”、“先否后喜”，就是指的人类不断增强忧患意识，高扬自，我良知，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互利双赢，即《易传·文言》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样就能够逐步克服种种生存危机，实现“保和太和”、“万国咸宁”的美好愿望。
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个可能会给人们带来疑问的话题，那就是既然情感问题那样重要，为什么现在一般人都说忧患意识而不说忧患情感呢？我们认为，这里包含着情感与理性的相互关系问题。蒙培元先生指出：“我们说，情可以上下其说，就是指情感既可以从下边说，也可以从上边说，这里所说的上、下，就是形而上、形而下的意思。情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的存在在时间中的展开。从下边说，情感是感性的、经验的，是具体的、实然的心理活动。从上边说，情感能够通向性理，具有理性形式。或者说，情感本身就是形而上的，是理性的；亦或者说，情感是理性的实现或作用，所谓情感能够通向理性。”(12)而“意识”一词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一般的解释为意识是人的大脑对于客观外界的反映，是感觉、知觉、情感、意志和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其中情感和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反映现实的高级形式。显然，意识一词涵盖了情感与理性两方面的内容，因此，人们称忧患意识也是合理的，尽管忧患情感在其中处于主干地位。
《周易》的忧患意识既是易学研究的心法，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早已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千百年来警醒和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不断砥砺、磨练操守和志气，使其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因此，可以说，从情感和理性的交汇处，从心理的综合层面来探讨《周易》的心法是很有学术意义的。笔者以上的论述还是相当粗浅的，不过是一块引玉之砖，只是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重视。
①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8页。
③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页。
④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8页。
⑤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1-202页。
⑥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7页。
⑦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5页。
⑧刘玉平：《易学思维与人生价值论》，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83页。
⑨黄庆萱：《周易纵横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⑩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11)朱伯崑：《周易通释》，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
(12)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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