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信史，似乎不容质疑。但贵州人却因为他的误记背了两千多年的黑锅，那就是“夜郎自大”。
说起来当一个贵州人真的很不容易！一段“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顺口溜，把单纯农业经济时代贵州的自然生境描得一团漆黑，抹去了贵州高原四季宜人、雨量充沛、地形地貌千变万化的特点，再加上古之学者不负责任的“自大”、“技穷”一类记述，僻处边地，朝中无人的黔民，只好忍气吞声，听任外省籍人嘲笑。
“黔本无驴”只有虎，柳宗元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也就无须再去深究。唯“夜郎自大”流毒甚广，以至近期出现黔湘“夜郎之争，仍有人以此为题说事。
难道黔人就如此容易被歪曲？往昔“有钱之人大三辈”，但那毕竟已成历史。在经济离不开文化，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入经济，并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燃料，乃至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发挥着“减震”作用的今天，不仅贵州的综合发展潜力值得重新评估，也到了该把那些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湖南新晃在给历史搞“变性”，虽可获益于一时，最终的结果殊难逆料，为政者的一番“豪情”，在若干年后极有可能沦为笑谈。相信只须冷静一下，连那些慨然掏50亿的人，自己也不能不生出这种担忧。
倒是流传极广的“夜郎自大”这句成语，的确值得正谬。
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王然于等人的行程时有这样一段话：“（汉使）至滇，滇王尝羌乃留。……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这应该就是“夜郎自大”典故的出处。
姑无论王然于等回京汇报时，是不是讲了滇王和夜郎侯说的原话，只须回顾一下汉武帝即位后与夜郎交往的过程，就不难发现《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是有着明显失误的。
滇王尝羌与汉交往不多，发出汉大还是滇大的疑问，或许是可能的。
夜郎的情况就不同了。王然于等受命往探身毒道入滇，发生在元狩元年（前122年），早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即以使者身份“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大张旗鼓、浩浩浩荡荡向夜郎进发，并在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吏”。这段文字同样出自《史记》。
这两件事同样发生在汉武帝当政时期，而且前后仅相隔仅仅13年。这13年间，文献并没有关于发生大战乱或夜郎国改朝换代的记录，莫不成收受了汉王朝极度丰厚礼物，同意并让汉王朝在自己的辖境内设置郡县的夜郎国君忽然失忆，连“熟与我大”都搞不清楚了？这样的事不仅不可能发生，实在也太过于不合情理。
在夜郎前后两百余年的历史上，除了那个招来灭国之祸的末代王“兴”和他的儿子邪务之外，自战国中期以后，夜郎历代统治者大都是一些聪明睿智的人。尽管境内已经过着农业定居生活，有着发达的青铜冶炼业，掌握着10万雄兵，有着“自大”的资本，夜郎王却从不轻易启衅，反而在维护刚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局稳定；在支持郡县制的推行，促成与中央王朝保持和谐关系；在推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能审时度势，在面对唐蒙通夜郎、西夷诸国作乱、汉大军灭南越等大事大非时都做出了明智决策。
这也既是夜郎能在滇灭国后，继续存在近八十年的原因，也足证《史记》关于“夜郎自大”记述之荒谬。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把“夜郎自大”还给司马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