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类型和价值
【作者简介】颜勇，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雷秀武，黔东南州民族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036—24
一、概述
1.贵州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概貌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地处东径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东西宽510公里，南北长570公里，总面积176168平方公里，是一个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之间的溶岩山原，通称贵州高原，平均海拔1107米，地势由西向东呈三级阶梯状倾斜。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个州，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四个市和毕节、铜仁两个地区，87个县（市、区、特区）。在贵州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97％为山地与丘陵。其中73％为岩溶地貌，溶洞极多。乌蒙山脉、大娄山脉、武陵山脉、苗岭山脉纵横于贵州全境。南北盘江、红水河、乌江、阳河、清水江、都柳江等珠江、长江水系的支流奔流于万山丛中。贵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境内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复杂，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分明，适宜于多种动植物生长，也适宜于人类生存繁衍。全省范围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每一地区内高山深谷落差大，导致各地在同一季节、同一时间内西北和东南、山上与山下的温差较大，出现“十里不同天”的现象。由于贵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有的地形地貌，使贵州高原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古代民族交汇的大走廊和民族集结地，是我国民族血统最多元的省份之一，华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蒙古、回、满、藏等民族因不同原因于不同时期、不同方向进入贵州，与原住贵州之濮人相交汇，在共同开发贵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贵州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2.贵州少数民族基本概况
（1）贵州少数民族人口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现有民族成份49个，除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蒙古族、仫佬族、满族、羌族为贵州的世居民族外，其中大部分少数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工作调动、工作分配、复员转业安置、从事商贩等来黔定居的。据2005年11月1日贵州省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贵州省常住人口为3725万人，其中，汉族为2273万人，占总人口的61.02％；少数民族为1452万人，占总人口的38.98％，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居全国第3位。贵州是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和水族的最大聚居区，在贵州的世居民族中，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水族人口分别占全国同一民族总人口的48—98％。
（2）贵州少数民族分布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贵州民族分布呈现出汉族分布在城镇及交通沿线附近，少数民族多住在农村及远离交通沿线的边远山区的特征。苗族、瑶族、彝族主要住在山上，仡佬族多住于山谷，布依族、侗族、水族等大部分傍水而居。“高山彝苗水仲家（布依族旧称），仡佬住在石旮旯”、“苗家住山头，夷家（指布依族）住水头，客家（少数民族对汉族的称呼）住街头”等民间俗语就是对贵州民族主体分布格局的生动概括。汉族和苗族是分布最广的两个民族，全省各地都有分布。汉族集中居住在黔中、黔北、黔西北；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黔南、黔西南、黔西北和黔东北；布依族主要分布在黔南、黔西南、黔中；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和黔东地区；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北和黔北；彝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和黔西南；仡佬族主要分布在黔北、黔西北和黔中；水族主要分布在黔南；回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黔西南和黔中；白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瑶族和壮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黔南；畲族分布在黔东南和黔南部分县市；毛南族分布在黔南部分县内；满族、蒙古族分布在黔西北部分县内；羌族分布在黔东北的石阡、江口两县境内。
（3）世居民族创造了贵州的历史
世居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了贵州的历史，推动着贵州社会历史的发展。战国至秦汉时期，以濮人为主体创建了以夜郎为首的且兰、漏卧、钩町等若干民族地方政权。《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汉武帝一方面承认这些邦国存在的客观实际，分别封之为王为侯，一方面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辖之下，设置犍为郡，嗣从犍为郡地划出夜郎及其旁国地置牂舸郡，下就各邦国地各设1县，贵州历史上开始了郡国并存局面。西汉末年，夜郎王、钩町王和漏卧侯等为争夺土地举兵相攻，不听中央王朝调解，夜郎王尤为不恭，王朝遂将其杀灭，其余诸小国亦渐不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内陆政局长期处于鼎立、对峙的动荡局面，郡县设置多有变动，郡县所属亦常有变更，郡县形同虚设，地方政局为兴起的汉族“大姓”与少数民族“夷帅”左右。唐宋时期，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分别出现于黔西北、黔中、黔西南。为加强对贵州的统治，从唐宋起，中央王朝改地方行政机构郡县制为州县制。州分经制州、羁縻州两类。经制州主要设于内陆汉民较多的地区，由朝廷派官员统一治理；羁縻州亦称边州，设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朝廷委任该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依其各自习俗统治。贵州的经制州有思州、黔州、费州、播州等10余州。乌江以南所设主要是矩州、蛮州、明州、宝州、抚水州等数十个羁糜州。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在贵州实行土官与流官并治及执行“改土归流”。贵州在元代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3行省。元王朝在贵州设都元帅府实行军事控制，置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委官管理地方，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蛮夷长官司等不同等级的土司。明王朝于贵州交通要道沿线广设卫所，驻军屯戍兼领辖区民政，在沿袭元代土司制基础上更使其制度化。土司分为文职武职两类，土府、土州、土县丞为文职，隶于吏部；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为武职属于兵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思州、思南两宜慰使为争“砂坑”而相互攻杀，朝廷派员调解，“皆拒命不致”，遂派大军压境，将其押京处理，并废其土司，以其地分置思州、思南、石阡、铜仁、镇远、黎平、新化、乌罗8府，委流官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省级地方行政机构——贵州布政使司。此后，明清两代“改土归流”日趋频繁，土司势力日益衰败，府州县日渐增多。中央王朝推行“改土归流”，实质上是以封建地主制取代封建领主制，用中央集权取代地方分权，促使贵州社会历史前进了一个阶段，巩固了国家政治的统一。无论郡国制、经制州羁縻州制、府州县制和土司制都是国家制度认可的政治制度，是中央王朝为了国家统一又结合民族地区实际而施行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将府、厅、州一律改为县，实行省县两级地方行政管理。1935年以前的贵州处于军阀混战、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消除地方军阀势力后，贵州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之下。民国年间虽仍有极少数土司存在，但皆名存实亡，已无任何政治经济实力，只在黔西北和黔西南部分地区有一批不入流的土目、亭目对其辖区内少数民族的统治还保存着较浓厚的领主制残余。
（4）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贵州设置郡县派驻官兵，井“募豪民西南夷”，龙、傅、尹、董等“三蜀”大姓率属众落籍牂牁郡。以后历代王朝，内陆汉族人口多以官、军、民身份不断进入贵州。明代以“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形式在贵州实行“军屯”和“民屯”，大批江南人口被指令集团性地移入贵州屯垦，其中仅卫所官兵即达20余万之众。清代“改土归流”的普遍推行和府厅州县的广泛建立，封建地主制的全面确立，使周边及内陆汉民因逃离、商贸、手艺等人黔谋生的频率、数量增多、增大。抗日战争期间，大片国土沦陷，西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中原及东南沿海的人口大量“逃难”涌入贵州。
汉族人口以不同原因、不同形式，不断地、越来越多地移入贵州高原，给贵州增添了劳动生力军，带来了先进生产知识和技术。他们和贵州少数民族人民一起开发贵州，共同推动着贵州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贵州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农业，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早在夜郎时期就已“耕田，有邑聚”，赫章可乐少数民族墓葬中，出土有夜郎时期的铜锄和铁质的铲、锹、铧。平坝汉墓中有西汉时期的铁锚、铁锹，还有鸡、狗、兔、牛等陶模。兴义汉墓出土有东汉时期的粮仓、水田陶模。《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当夜郎王兴被诛杀后，与之交战的漏卧、钩町“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随着人口的繁衍，民族地区的生产不断发展。明代初年，水西岁向官府输粮8万石，乌撒岁输2万石，古州岁输近9千石。屯军、屯民开垦出大量屯田，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贵州20个卫所开屯田即达6336.5公顷。在汉族军民的带动、影响下，牛耕及水车、龙骨车、塘、堰等水利在贵州得以推广，明清两代贵州的农业生产得以较快较大发展。为了政治、军事所需，明廷于贵州广开驿道、普设驿站，以贵阳为中心的东西南北交通网初步形成，贵州的交通运输进入一个新阶段。“改土归流”的不断开展，府、州、县越来越多地设置，各地原有的军事重地——卫和兴起的政治中心——府、州、县的治所逐渐形成城市，分别成为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便于城乡山区和坝地的物资交流，明代以十二生肖命名定期的集场于省内各州县设立，清代更为广泛。农业生产的发展，驿站的开设，城镇的兴起，促进了手工业及商业和集市贸易的发展，城乡联系密切，各族交往频繁，贵州的社会经济呈现出逐渐繁荣之势。山地农业、山区经济是贵州社会经济的一大特色。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扩大了省内各族人民对棉花、布匹、食盐及日用百货的需求，扩大了朱砂、水银、铅锌、桐油、乌桕（椿子）、五倍子、漆等土特产在省外的知名度。内陆各省商贩往往不远千里沿陆路、水道根据所需分别运进售出，通过货物转销而获利。大批的外省行商坐贾云集各城市、码头，各按籍贯就地建立江西、湖南、两广、四川、云南、陕西、福建等会馆以行互助和维护同乡权益。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边远山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仍长期处于畲山为田、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与商贸无缘、原始单一的社会经济阶段。
3.贵州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1）贵州多元文化的形成
贵州民族血统的多元化决定了贵州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贵州山多、山高、洞穴多，地形多变、地貌复杂、温和湿润的自然环境，五大古族系长期交往、结集的社会历史背景，形成了贵州民族文化发展的深邃时空，铸就了贵州族文化诸多的特色和深厚的底蕴。在这里，山川的强烈切割和纵横交错的自然环境虽不便于交通，但客观上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以及与内陆联系的日趋加强，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变异。贵州民族文化就是在此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静”与“动”之中，和谐而有序地发展着，自然而自觉地融合着、变化着，形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
（2）贵州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贵州民族文化既有突出的个性，又有着明显的共性。“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是贵州民族文化的首要特征。从总体上看，贵州的民族文化仍然属于以家庭为单元、以血缘为纽带、以民族为标志、以社区为范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山地农耕文化，但由于各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各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主导地位，使贵州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局面，但各民族文化之间和睦相处，相得益彰，又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现象。从服饰上看，在清代中叶以前，贵州各民族服饰区别井然，成为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内不同支系个性的外在标志。随着各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这种状况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民族服饰仍普遍传承至今的有苗族、瑶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畲族和汉族中的“屯堡人”。苗族支系特多，故其服装的款式最繁，约有一百余种，堪居全国各族首位；安顺、平坝、镇宁、长顺一带明代屯军的后裔“屯堡人”妇女服饰沿袭数百年前江南民间服装式样，在整个汉族族系中实属罕见。从居住特点上看，楼下圈养牲口，存放杂物，楼上住人的古代“干栏”式房屋，在布依族、侗族、水族及部分苗族、仡佬族聚居区仍可看到；黔中地区以石头砌墙，用石板盖顶的石板房，在布依族、仡佬族、苗族和屯堡村落中则比比皆是。从婚姻习俗上看，许多少数民族婚姻的缔结多以节日集会男女集体社交方式的自由恋爱为前提，再依提亲、订亲、接亲等程序完成，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交融的结果。各民族联姻的范围多在同一民族内部的同一支系中进行，实行姑表亲者居多。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近亲婚配的传统日渐淡化，比重在迅速减少，这是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标志。从丧葬习俗上看，各民族丧事隆重而肃穆，礼仪繁杂而又各有不同，其中“指路”是用鸡指引“亡灵”回归祖宗生活过的原地与先祖团聚，通过“亡灵”回归所经途程可知该民族或该支系迁入贵州的线路。从节日集会上看，仡佬族的“祭山”、“吃新”，瑶族的“祭盘王”，侗族的“祭萨”，水族的“过端”、“过卯”，彝族的“火把节”，布依族的“三月三”、“六月六”，苗族的“苗年”、“吃鼓藏”、“吃新”、“吃姊妹饭”、“跳花山”、“四月八”等等民族节日，民族风情浓郁，文化内涵丰厚，除了秉承各民族的传统以外，呈现出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的作用。从民间传统的社会管理和道德观上看，各族民间的族长、寨老、“议榔”、“议款”制度以及尊老爱幼、团结互助、扶危济困、修桥补路等道德取向，在历史上对村寨、社区的秩序稳定与社会发展起着广泛、有效的协调、规范和维护作用，今天仍可适当地利用其传统的社会功能作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补充。
“自然融合，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贵州民族文化的特征之二。贵州民族文化的这个特征，主要表现为各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各自的民族特色，同时又都不同程度地受着汉文化的影响，吸纳汉文化的营养成分，主动地整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在世居民族中，除土家族、回族、蒙古族、羌族等民族以汉语为第一交际语言外，贵州的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第一交际语为本民族语，但大多数能同时使用汉语。土家、仡佬、回、白、毛南、仫佬、满、蒙古、羌等民族男女服饰与汉族基本相同，苗、布依、侗、水、畲等族一部分男子服饰与汉族相同。少数民族婚丧仪规各有特色，但都掺有汉族婚礼中纳彩、问名、纳吉、请期、迎亲及“回喜神”等婚俗；汉族丧事中烧倒头纸、沐浴、开路、封棺、出殡、丢“买路钱”、土葬、立碑等仪式，也为回族以外的若干少数民族所采用。汉族最为隆重的节日为过年，以农历腊月三十至正月十五为期，各少数民族亦纷纷仿效。不同之处在于苗族、侗族、彝族、水族等民族还兼过该族原有的以九月、十月、十一月为岁首之年。明代从内陆进入贵州的汉族军民带来的春节期间跳地戏、唱花灯等娱乐活动，也在布依族、土家族、仡佬族中流行。汉文化影响深广的主要原因，一是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重视学校教育，普遍明令建卫、府、州、县学等官学及倡办民办官助的社学、乡绅捐办义学及民间兴办私塾。各级各类学校都以儒家礼教为核心，以教化为目的，使儒家礼教在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及民间逐渐得以推行。大量的汉族军民进入贵州以后，以城市为点、以驿道为线不断地在面上扩散，长时期、大范围地与各少数民族错居杂处，于生产、生活上广泛而密切的接触、交流，汉族的习俗、礼规为各族有选择地仿效、吸取，经过整合，成为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3）贵州民族文化的发展趋势
贵州的历史，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一个典型印证。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都各有特色，具有鲜明个性。民族众多，民族文化特点鲜明、个性突出，是形成贵州民族文化间差异性也就是贵州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因素。但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又都广泛地吸纳了汉文化的诸多成分，其共性亦相当明显，这是形成贵州民族文化同一性重要因素。民族文化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调适和整合，在传承与变异的交互运行中发展，使贵州民族文化成为多元一体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贵州民族文化是贵州民族社会发展历程的产物与印记，是贵州各族在特定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积淀。透过贵州民族文化的种种事象，我们可从中感触到各族先民们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深刻的情景与生存、发展的轨迹。在生活快节奏、高频率、千变万化，正走向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们的视野逐渐被多元化文化的急剧对流与碰撞所吸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经济快速平稳的发展，需要社会和谐，更需要文化的和谐，贵州“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奠定了贵州和谐社会建设的坚实的文化基础。
贵州民族的今天是昨天的发展的结果，贵州民族的明天是今天的延伸与繁荣。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发展的贵州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考验和挑战。市场经济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冲击与席卷来势迅猛，东西文化、城乡文化的碰撞剧烈，对流宽广。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新的世纪的到来，全球“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在此新形势下，在新时期内，既要保持贵州民族文化的特色，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要转变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有机地结合，推进贵州文化体制改革，促进贵州民族和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已成为贵州各级党政领导和各族人民的当务之急。
二、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概况
在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中，节日文化是功能最强、特色最浓、特点最鲜，文化积淀最深，文化底蕴最厚的文化现象之一，每一个节日集会都是展示民族文化的平台，每一个节日集会都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都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旗帜和标志。
1.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基本概况
贵州是个多民族省份。千百年来，在这个和睦的多民族大家庭里，各族人民以无穷的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韵味无穷的贵州高原风情画，构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多彩贵州。绚丽多姿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具有文化基因意义的文化种质资源。在贵州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中，节日文化恰如盛开在“天然公园”中一朵朵奇葩，散发出诱人的芬芳，成为贵州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宝贵的旅游资源。在贵州的17个世居的少数民族中，除满族没有保存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外，其余的苗族、布依族、侗族等16个世居民族都有自己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民间传统节日，这些特点鲜明、文化积淀深厚的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构成了贵州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格局。在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特有的民间传统节日中，除彝族、回族、白族、蒙古族等民族以外，其余的少数民族都有“牛寿节”、“吃新节（尝新节）”等集祭祀和农事为一体的节日；除回族、蒙古族、满族、羌族、白族等少数的几个民族外，大多都有集纪年、祭祀、纪念为一体的如“苗年”、“侗年”、“彝年”等节日，而且，其形式和内容大同小异，体现了贵州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轨迹。
在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中，纪年性、祭祀性、纪念性、农事性、社交性等等类型应有尽有，娱神功能、娱人功能，传承民族文化、模塑民族心理功能样样俱全。据统计，在贵州大地上有1000多个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全省各地几乎每一天都有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都有少数民族同胞在过节，“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就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真实写照。
展示五彩缤纷的服饰文化，展演绚丽多姿的歌舞文化，推广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传承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共同功能，也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共同特征。贵州的每一个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都是一次服饰文化的展示，都是一次歌舞文化的展演，都是一次饮食文化的推广，都是一次历史文化的传承，每一个民族，都是通过一个个传统节日在传承着自己的民族文化，来延续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延绵不断。
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进程等方面的差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季节性、地域性和社区性，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形成贵州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画卷，这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个性特征。
2.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分类
根据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特点，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大致可以划分为“农事性节日”、“祭祀性节日”、“纪年性节日”、“纪念性节日”、“社交娱乐性节日”等类型。
（1）农事性节日
“农事性”的传统节日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四分之一左右。“农事性”的传统节日，既是节令性的节日，又是农事性的节日，具有双重意义。贵州典型的农事性节日有苗族的“种棉节”、“讨树秧节”、“杀鱼节”、“闹鱼节”、“水鼓舞节”、“捕鱼节”、“赶秋节”，布依族的“七月辰日龙山节”、“蚂螂节”、“雅蝈节”，侗族的“采桑节”，“种棉节”，彝族的“采茶节”，瑶族的“围鱼节”、壮族的“秧苗节”、瑶族的“老鼠节”等等。这些节日有的是由节令性的祭祀仪式演化而来，有的是因某一项农事活动推广而来，节日形成的因由不同，活动的仪式和内容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这些节日一过，就预示着农事季节的到来，贵州的各少数民族就是用这样的形式来传承他们对自然规律认知和知识体系的。
（2）祭祀性的节日
“祭祀性节日”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中祭祀形式最为多样、内容最为丰富、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节日类型。“祭祀性节日”主要源于原始宗教仪式，由原始的宗教仪式转化为节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原始宗教的存在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从确认、谐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说，“祭祀性节日”又可分为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和以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节日两大类。在贵州各民族的“祭祀性节日”中，苗族、侗族的“吃鼓藏”，黔东南苗族的“独木龙舟节”，彝族、毛南族的“火把节”，苗、布依、侗、水、畲、仫佬等民族的“二月二敬桥节”、“四月八牛寿节”，苗、布依、侗、仡佬、水、瑶、壮、畲、仫佬等民族的“吃新节”、“尝新节”，黔东南苗族的“踩鼓节”、布依族、壮族的“三月三社节”、“六月六社节”，仡佬族的“祭山节”、蒙古族的“三月三祭白龙”等节日最为典型。“祭祀性节日”是民族民间传统节日中形成时间较早的节日类型。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和科学的不发达，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还不能用科学道理加以深刻的解释，于是就通过舞蹈、模仿自然界、动物等形态、动作来表达图腾，以示对祖先的崇拜，对万物之神的敬仰，以此来取悦神灵，祛除人世间的灾难，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这种原始信仰的祭祀活动，逐渐演变为节日活动而固定下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3）纪年性节日
“纪年性节日”是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中过节的民族最多、节日集会最为隆重、活动内容最为丰富多彩的节日类型。在贵州的17个世居少数民族中，除布依族、仡佬族、回族、满族、蒙古族、毛南族外，其余的少数民族保留着以农历的九月或十月为“岁首”的纪年法，都有自己“纪年性”的节日，如苗族的“苗年”、侗族的“侗年”、彝族的“彝族年”、土家族的“赶年”、水族的“借端”、畲族的“冬至节”、白族的“十月初一过大年”等等。贵州少数民族“纪年性”节日既是少数民族纪年法的体现和传承，是贵州少数民族关于“时间”的认识，展示的是贵州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历法文化，同时又兼有庆祝丰收的意义，是展示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歌舞文化、饮食文化的最好时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贵州少数民族的大多数“纪年性”节日又是该民族的“庆贺性”节日。
在日常生活中，“时间”通常会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看成当然的物理现象，似乎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同质”性的存在。然而，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和分析已经揭示出时间同时还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在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里，往往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时间框架”（制度）和“时间观念”。在中国古代，人们基本上是生活在按照自然节律和农业生产周期而安排的时间框架之中的，这个时间框架集中地表现为古代的历法。历法是人们在解释自然天象，编制有秩序的日常生活，以及记录时间的社会与生产实践中逐步发明和发展起来的，它可被理解为是对于时间的一种文化设置。少数民族的“纪年性节日”就是少数民族对于“时间”的一种“文化设置”。
（4）纪念性质的节日
“纪念性节日”大多都是各民族为纪念本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缅怀本民族英雄人物而确立的节日类型，一般都有准确的日期和固定的节日活动内容。在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中，“纪念性”节日有贵阳附近的苗族纪念古代英雄“亚努”的“四月八”，布依族的“六月二十四查白歌节”、黔东南侗族纪念民族起义领袖林宽的“林王节”、纪念侗族古代女英雄的“萨玛节”，黔东南天柱、锦屏一代的“四十八寨歌坪”、大方白族“七月初五祖先遇困节”、“七月初六祖先受难节”等等。这些节日活动的内容一般紧扣主题，且常伴有社交娱乐活动的内容。
（5）社交娱乐性节日
“社交娱乐性”的节日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中比例较大、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最具观赏性和参与性的节日类型。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传统，大多数男女青年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相对的自主权，因此，贵州少数民族“社交娱乐性”的节日很多。在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中，最为著名的有苗族的“姊妹节”、“爬坡节”、“跳花节”、“花山节”、“凯里舟溪芦笙节”、“凯里香炉山爬坡节”，布依族、壮族的“三月三歌节”、“六月六歌节”，侗族“三月三讨葱节”、“采桑节”、彝族的“赛马节”等等。“社交娱乐性”的节日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以特定的仪式为外在形式，以族群男女青年为主要参与者，以谈情说爱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活动，也是一种社会的文化活动，具有浓重的择偶氛围，是节日拥有者男女青年制造缠绵、释放浪漫的时空，许多男女青年正是通过这些节日集会，在“以歌传情、以舞表意”的缠绵中缔结下百年之好的。
3、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功能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一般指的是每年通过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发起的民众参与的公开的或规范的民俗活动。作为一种时间性习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它与时序结合构成岁时节日（或称历法性节日）。岁时节日结合了人们关于自然时间的认识与人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特殊活动，从而使自然时间具有了人文意义，它们已经从外在的时间点进入民族的“内在的时间意识”，成为人们生活得以依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以年度为周期进行的，它属于全民性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与民众生活有直接而重要的关联。这里的全民性指属于同一文化传统的同一族群的全体成员。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要求这个“同一族群”的“全体成员”统一在同一节日时间段参与共同的节俗活动，即使是官员在单位里遵守官方的节日制度，回到家庭生活中也要和家人一样过传统节日。这种全民参与的文化生活是一年一度周期性发生的，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被周期性地反复贯彻和强调，在同一族群内的全体民众的记忆中根深蒂固、世代传袭。
（1）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条形码”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生活。对于贵州来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贵州的一种现象，是贵州的一种文化；对于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拥有者来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他们的一种文化，一种状态，更是他们的一种生活。节日是流淌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血液，是贯穿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脉络，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以特定的仪式隆重举行的标志性的活动。它是对一个民族的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在节日活动中，通过活动或活动仪式中的种种行为展示并建立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系统，因此，节日活动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我们通过对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研究，可以发现比如价值观、社会关系、审美情趣等等方面的文化原型。当一个民族以节日的形式表达自己传统的时候，会公开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系统，供人们分享、交流和实践，为人们提供一个互相沟通和理解的公共世界，传达出该民族了解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文化知识，展示该民族的文化和价值意识的原型。可以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条形码。对外，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固定的程序形象地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影响和左右其他民族对该民族文化的关注和认知，向周围的异文化族群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对内，以此方式传承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并以此作为指认同一族群成员的标志和依据，是族群指认的“条形码”。
贵州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凝结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群体精神，构成该族群民众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同时，彰显着该族群的独具特色的生存方式，使该族群的成员个体获得在族群内存活的文化认同感。传统节日是一种展示民族文化整体面貌的社会行为，是对一个民族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在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活动中，展现和展演的服饰文化、歌舞文化、饮食文化以及仪式等等，都代表了该族群的人们世代享用的民俗文化，代表某种传统文化现实，是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民族文化身份的代码。因此，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条形码”。
（2）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认同的粘合剂
传统节日的参与者具有广泛性、群众性，节日习俗既能使其民族成员分享自己的文化认知，也能使大家分享情感。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的是该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周期性的展示、积累、继承和发展，在拥有同一文化传统成员中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情感的认同感，可以把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成员团结到一起，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现实中，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参与者是该族群的所有成员，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节日文化既体现了该民族的文化特征，又能使其民族成员分享自己的文化认知，同时还能使大家共同分享情感，在吉祥和谐、淳朴欢乐的氛围下，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产生极强的亲合力，在节日中，同一族群的人与人之间，总有一种水乳交融的浓厚情感发生，在弥漫，犹如黏合剂，把同一族群的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很显然，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在沟通情感交流、化解生活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在建构民族情感、推进民族认同、更新民族观念、统一民族意识、促进民族和谐发展等方面，都起着积极而特殊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对于追求民族认同、识别民族身份、提高民族地位、保障民族权益有着重要意义。在多元文化时代，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民族身份的象征系统，这对于许多已经觉醒的民族在构建“人文伦理观念”和“民族政治观念”中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空间，传统节日因此也显得格外的生机勃勃。
（3）民族传统节日是同一族群民族文化认同的旗帜
一般说来，民族文化传统源于原始宗教仪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原始宗教的存在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同一族群的个体之间和非同一族群的个体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传统节日的重要主题。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它还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主题；中古以后，传统节日促进人际和谐的内容才逐靳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在人类历史上，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太阳崇拜，星体崇拜，土地崇拜，山神崇拜，水神崇拜等等五花八门的崇拜现象，并进而演化出“二月二”、“三月三”、“七月七”这样一类以祭祀自然神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节日。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节日源自所谓的“恶日”。“恶日”的出现，被古人视为“恶魔”作乱的结果，利用仪式与“恶魔”相互“斗法”是古人经常采用的手段。当“恶日”一旦被固定下来，相关的“禳灾仪式”（斗法）也就会很自然地因驱魔禳灾的需要而被延续下来，久而久之，演变为这些民族以驱魔禳灾为目的的传统节日。如汉族的“除夕”、“端午”等等都具有除恶功能。在这些节日中，人们贴门神、挂菖蒲、悬艾叶、放爆竹、唱傩戏、驾龙舟等等活动，其目的就是驱邪禳灾，祈求太平。在贵州的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中，如苗族的“二月二敬桥”、布依族的“二月二社节”、“六月六”、仡佬族的“祭山”等等节日都是从原始宗教的仪式中演化而来的。从这诸多仪式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人与自然的各种微妙关系，以及人们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
保持与促进人际和谐是传统节日的基本主题。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有浓厚的人情味。调和人际关系是原始仪式的一个基本功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那些大型的祭祀祖先的仪式。人类最初的祖先崇拜是从图腾崇拜开始的。远古人类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图腾崇拜，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并试图通过这种意念中的“血亲”融合，实现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原始人的一种信仰。随着这些信仰的膨胀和崇拜“过程”的逐步程式化而逐渐演化为仪式，最终，这种“仪式”转化为有固定时段、固定程序、固定人群的节日。在这种活动中，人类也确实从节日活动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集体认同”，并在活动中得到心理的慰籍——在“意念”中同时获得了图腾的“庇护”。随着人类与自然的逐渐疏远和人类自身向心力的逐渐增强，古老的祖先崇拜也开始由原始的图腾崇拜向人祖崇拜过渡。随着祖先崇拜由原始的图腾崇拜向人祖崇拜过渡，祖先祭祀不仅能唤起整个族群的血亲意识，使整个家族、氏族甚至整个族群变得更加团结，使族群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在“血亲”团结的基础上，文化逐步趋于一致。而且，“人祖”崇拜的更直接的意义在于——族群的指认旗帜由“血亲”转向“文化”，体现族群文化的节日成了文化认同的旗帜。传统节日有着显著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心。在同一个日子里举行同样的仪式，过同样的节日，使我们体会到一种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共同的节日习俗使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有利于创造一个更为和谐一致的文化空间。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载体，一个“苗年”不仅为我们保存了苗族的历法文化，“苗年”祭祖祭品、节日盛装的制作方法，祭祀歌舞的演绎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传承这些制作方法的载体和平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苗族族群文化指认的标杆和旗帜。
（4）民族传统节日是代表民族文化的“文化诉求”
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某一地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关注，代表的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对“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发展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文化需求。在文化多样性特征明显的多民族聚居区，人们关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对内是一个少数民族谋求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文化需要，对外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追求“文化承认”的文化诉求。对多民族地区而言，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空间上的彼此分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文化的发展空间，形成了自己文化的发展成果，产生于不同文化和社会体制历史中的多样文化，是文明发展的源泉，不管这种“文化成果”的特质怎样，它都会有人类共享的成分。这种“文化成果”的“人类共享的成分”，如果不予展示就不会得到他人的承认，就不能被更多的人分享，就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人类发展模式，就不能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和每个群体增加选择和学习的机会。因此，在本民族的通过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发起的、全民众参与的、公开的、规范的“民俗活动”即“节日”来公开和展示这种“文化成果”，供人类共享，这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该民族在社会中追求“文化承认”的“文化诉求”。
4.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价值
文化的多样性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文化多元化的生存策略是把每一种文化都当成人类发展的一种动力，共同参与全球化世界进展，文化多元化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多样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实现人类进步的现实环境。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各民族之间，各族群之间需要更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需要更进一步的相互学习。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公开”该民族的有关世界观、价值系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及成果供人们分享、交流和实践，为人们提供一个互相沟通和理解的公共世界。它的充分展示和发展，将会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增加了一次选择和学习的机会，使各个族群、使各个方面都在其中受益非浅。
（1）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武器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各民族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凝结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群体精神，是该族群民众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彰显着该族群的独具特色的生存方式和知识体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这对于该族群以外的人们具有相当的借鉴和参考意义，对于该族群内的所有成员增强文化认同意识和自信心有相当的作用。当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以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时候，当他们的“文化特质”、“群体精神”和“知识系统”为世人所接受、所分享的时候，当他们的“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得到弘扬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便得到空前的增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武器。
（2）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为该民族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顺畅的渠道
每一个民族都是多元化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一分子，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是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林林总总的民族构成了文化多元化生态环境，正是由于形形色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了多元文化的大观园。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有许多文化的子系统是抽象的。这些抽象的文化子系统要参与全球化进程，还缺乏适当的渠道。相对于民族文化的完整体系来说，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是“具象”的，更具有直观性和更易于被他人所了解、所接受，也使“文化多样性”变成直观，是他人了解该民族、认识该民族的“窗口”，使该民族的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有了十分活跃的生存空间和现实能力，这就为该民族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条十分顺畅的渠道。
（3）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为民族文化参与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文化多元化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多样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实现人类进步的现实环境。建设这个现实环境，实现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进程需要文化民主、政治民主的民主机制，需要更民主、更开放、更全面地倾听各种文化的声音和利益诉求，以便把更多群体的要求带入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的选择和决策的过程。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作为一个族群的精神需求和价值表达的载体，可以参与文化和政治的民主建设。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属于人类的文化遗产，而人类的文化遗产则可以划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类。顾名思义，“有形”文化遗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无形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无形”性，它看不见、摸不着，通常只是作为一种知识、技艺或是技能，存在于无形文化遗产持有人的头脑中，只有当无形文化遗产持有人中的匠人、艺人或是普通老百姓在以不同的方式——如在节日仪式中将它们复述、表演或是制作出来的时候，人们才会感受到它的存在。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为人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相互理解的平台，在人们欣赏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欣赏和感受该民族的文化的同时。自然也会带来对该民族的文化权利、民族生存权利、民族发展权利的更多和更进一步的思考，这就为这个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提供更为民主、更为宽松、更为平等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为民族文化参与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三、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贵州是多民族的省份。贵州民族血统的多元化决定了贵州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贵州民族文化中特征突出、特点鲜明、功能强大的文化现象，对于贵州多元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1.传统节日是集中展现民族文化整体概貌的最好平台
贵州是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最丰富、节日文化最绚丽的省份之一：贵州五彩缤纷的民族传统节日是贵州绚丽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繁荣的过程。对少数民族来说，“服饰文化”和“歌舞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要标志。在贵州，不论是农事性的节日、纪年性的节日、纪念性的节日、祭祀性的节日还是娱乐社交性的节日，每一个民族节日都是民族服饰文化争奇斗艳的平台，在“争奇斗艳”的过程中，通过民族民间传统才智评价体系的“激励机制”，推动和促进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使贵州民族民间绚丽多姿的民族服饰更加绚丽多姿；每一个民族节日都是民族歌舞文化发展繁荣的竞技场，在“同场竞技”中，通过民族民间文化的“习得机制”，发展和繁荣了民族民间的歌舞文化，使贵州民族民间多彩的歌舞文化更加多彩；每一个民族节日都是民族饮食文化的助推器，在节日期间的交流中，通过不断改进和相互学习，推进了民族民间饮食文化的发展，使贵州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饮食文化更具特色。总之，贵州的民族民间传统节日都是民族服饰文化、歌舞文化、饮食文化的整体展现，通过民族民间的“才智评价体系”的“激励机制”好民族民间文化的“习得机制”的调控，通过集中展现过程中的个体互动，有效地促进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整体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传统节日是集中展现民族文化整体概貌的最好平台。
贵州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本身既是形式别致新颖、内容丰富多彩、内含丰富、影响深远的传统民俗活动，同时也是集各民族服饰文化、歌舞文化、饮食文化为一体的活动，是各民族人民特别是男女青年展示才艺，接受德才评价指标体系评判的舞台，在活动中分门别类地、反复地演示和展示的一项又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是青少年习得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最佳场所，该民族的男女青年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传统节日的活动，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地增长知识，最后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前辈创造的传统文化精品，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2.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链接文化的链条、桥梁和纽带
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这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这个民族追求“文化承认”的诉求，更是这个民族链接民族文化的链条、桥梁和纽带。
（1）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物质文化链接的链条
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本身既是代表民族文化符号的民俗活动，同时也是集各民族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为一体的活动。从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具体情况来看，在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活动中，民族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物质文化的传承，是链条式的直接的传承。传统节日是这些物质文化传承的直接的“链条”，对于民族服饰的制作，对于民族服饰的装饰图案，该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个体，都可以直接从上一辈成员身上获得；对于民族饮食文化的技术和技巧，也都是直接从上一辈人身上获取。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物质文化链接的链条，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链条”的作用。
（2）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制度文化衔接的桥梁
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凝结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群体精神，形成了该族群民众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这些生活和生存方式，有的源于古代对自然的认识，有的源于原始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经过长期的传承，逐渐形成一种对族群的所有成员有制约作用的文化现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制度文化。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既是这种“文化”的载体，通过节日的循环往复，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承；同时，传统节日又是这种“文化”的本身。贵州少数民族的农事性、祭祀性、纪年性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都有固定的内在的文化特质一要求活动参与人共同遵循的完整的仪式、程序和禁忌，从这个意义上说，贵州少数民族的农事性、祭祀性、纪年性节日既是这种制度文化的本身，又是贵州少数民族制度文化传承的直接的桥梁。
（3）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的纽带
在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中，服饰文化、歌舞文化是节日展示和展演的核心内容。在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中，图案是民族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具象符号，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在传统节日中，民族歌舞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达方式，也是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皈依。在传统节日活动中，族群的个体通过节日的展示比对，通过民族“才智评价体系”激励机制的循环往复的“激励”，可以直接传承、改进或直接发展民族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的纽带。
3.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它可以把拥有同一文化传统的所有族群成员聚合到一起，在聚合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形成一致的政治要求，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一个民族的共同的政治要求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模塑过程。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周期性的、循环往复的民俗活动，它为这种“一致的政治要求”提供了一个平台，在循环往复的不断的砥砺磨合过程中，这种向心力和认同感越来越强烈，政治要求越来越一致，族群个体的心理素质也越来越趋于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模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平台。
4.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多民族地区文化融合的催化剂
多民族地区的多民族血统决定了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民族间通过日常的交往，文化上相互影响，在“为我所用”的前提下相互吸收，这就是民族文化的自然融合。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周期性的民俗活动，这种活动为多元文化地区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循环往复的渠道，增进了民族间的交往和友谊。通过周期性的节日的周期性的交流，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有用的文化因子，整合自己原有的文化系统，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更为优秀，更为全面，这就是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促进民族文化的自然融合“催化剂”的明证。
（1）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和谐的润滑剂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维系民众情感和谐，维系社会和谐的强大精神动力。传统节日作为文化生存的节点，是民众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时机，是民众精神的重要寄托方式。在文化多样性地区，文化多样性是该地区的优势，同时也是该地区的劣势，优势是为人们提供了多一个互相沟通和理解的公共世界，提供了多一份供人们分享的知识成果，提供了多一个供人们交流和实践传统知识的平台；劣势是由于多元文化的存在，客观上多了一个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系数。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地区的各民族之间需要交流，各民族的文化需要交流。交流是一种沟通，是一种交融，同时也是一种释放。各民族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通过沟通、交流和释放，可以有效地缓解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摩擦和文化震荡，从而缓解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民族关系的紧张。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周期性的反复出现的民俗活动，是文化多样性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阵地和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年复一年的反复的沟通和交流，各民族间文化差异得到很好的填补，文化间差异的“势能”得到缓冲，得到了有效的释放，从而有效地弥合了文化差异带来的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摩擦。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起到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和谐润滑剂的作用。
（2）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多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形成的催化剂
在多民族交错杂居的背景下，各民族在自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形成多元文化的格局。就贵州的具体情况而言，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都是该民族文化的整体展示。这种展示，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个性，昭示了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这种个性和差异，构成了多元文化的绚丽画卷，也构成了多元文化的构架。传统节日是周期性的民俗活动，通过周而复始的节日活动的展示，民族文化的个性不断得到张扬和强化，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得到加强和巩固，这有利于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客观上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成了多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催化剂。
四、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面临的传承危机的缓释方案
1.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面临的传承危机
同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类民族文化面临传承危机一样，贵州民族文化传承节日同样面临着传承危机。这些危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速发展的经济剧烈地冲击着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传承面临着失传的危机。每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都会有一种本能的排他性。就贵州而言，各民族的文化都有排他性。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排他性加上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在代代相传过程中保持着它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延续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贵州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被突破，民族地区靠血缘关系维系的狭隘的社会圈子被迅速重组，传统的社会结构趋于瓦解，新的人际关系正在形成。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交通，通讯设施的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过去由于地域和时空的限制而造成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封闭环境被打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对于本民族群众文化选择的唯一性被打破。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传媒的高度发达，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形成了新的多元文化格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成员对文化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传统节日的稳定性受到全面的冲击，传统节日对群众凝聚力和权威性正在逐渐减弱，传统节日的生存出现了危机，传承的链条出现了断裂的可能。
其次，开放性的社会发展使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民族特点逐渐淡化，有可能导致传统节日的异化而导致节日的消亡。“开放性的社会发展”与“封闭性的社会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两种发展模式。所谓“开放性的社会发展”指的是在一个社区里主流社会（国家机器）与非主流社会（民族民间社团）并存，以主流社会为主导；主流文化（国家机器代表的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并存，以主流文化为主导的、多元的、有序的、非线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的调控机制是法制。“开放性的社会”的特点是社会分工明晰，管理功能强大，其社会发展呈非线性而有序的发展。“封闭性的社会”的特点是社会分工简单、模糊，社会管理机制不力，社会各行各业呈无序状态，社会发展呈线性状态。在少数民族的“封闭性”的社会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完备，族群的“习惯法”可以而且必须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可以规约人们行为，这是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在“开放性”的社会环境里，在有序的、非线性发展的社会发展状态下，族群的“习惯法”已经无法规约族群成员的行为，许多该族群特有的知识和技能也可以游离于节日活动的仪式之外，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有可能失去存在的前提条件，成了无本之木，许多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永久性消失和毁灭并不是危言耸听预言。
第三，高速发展的传媒给少数民族社区的人们拷贝了一个精彩的外面世界，阻断了少数民族社区人们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的神经元，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高速发展的传媒特别是影像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少数民族社区以外的人们拷贝了少数民族社区的神秘文化，宣传了少数民族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少数民族社区的人们拷贝了外面精彩的世界。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不是主流文化，不是通俗文化，拷贝和放大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主流文化形不成大的影响，而外面的世界拷贝给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带进来的是主流文化，是通俗文化，带给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是巨大的挤压，主流文化、通俗文化大量拷贝到少数民族群众的脑海中，阻断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社区绝大多数人的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的“神经元”，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行干预和保护，50年内许多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消失将是不争的事实。
2.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危机的缓释方案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出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传承危机，是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趋势上来说的，是一种趋势的预测，是把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当作一个静态的具体事物来分析的。实际上，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不是一个静态的事物、它本身也在运动，也在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势能不断修正自己运行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天生的“免疫力”在减缓“势能”的冲力，这种趋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还有政府的行政干预措施，这种“干预”运用得当，就可以有效地缓解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危机的风险。
我们认为，面对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危机的风险，最佳的缓释预案首先是加大对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整体开发的力度，让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让他们真正感觉到传统文化也是他们谋生的手段，进而形成围绕活动形成分工明细、可操作性强的产业链，让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和节日文化真正变成他们的主要生计。当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真正成为群众的主要生计的时候，他们会自觉地对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行深层次的保护，会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只有当老百姓自觉的“我要保护”的时候，才能真正缓释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面临的传承危机的风险。其次，要加大“民族文化进课堂”工作的力度，加快“民族文化进课堂”的速度，拓宽“民族文化进课堂”的广度，提升“民族文化进课堂”的深度，真正做到“民族文化传承从娃娃抓起”，夯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链接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缺失的链条，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做起，只有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夯实了基础，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缓释民族文化传承危机的风险。第三，要正确运用“行政干预”的作用，在一年一度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活动中，由政府出面举办各种歌舞比赛和其他民族民间工艺制作比赛，通过各种比赛，培养和“复制”千千万万的“歌舞大师”、“工艺美术大师”等传统文化的传承精英，让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真正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前沿阵地。
五、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传承和保护的模式选择
在上世纪，我国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对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是近年来深刻的社会转型与飞速的经济发展对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造成巨大冲击，中国社会文化体系面临着结构失衡和解构的严重危机，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重灾区”之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方式的同时，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等也一同涌入国门，致使情人节、圣诞节、愚人节、万圣节等洋节逐渐形成冲击着中国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体系之势，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卫战已经迫在眉睫。贵州是民族文化大省，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同样面临着结构失衡和解构的严重危机。选择最佳的模式保护和发展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贵州民族文化保护的当务之急，充分发掘、利用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及其丰富多彩的民俗展演形式，努力丰富人们的节日文化生活，对于振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1.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在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辨证的关系。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传承和保护是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健康发展反过来为传统节日的保护提供强大的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虽然有其生存位置和现实功能，但并不是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不需要寻找生存策略。如何确立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生存策略，既需要一个辩证的发展性思维，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就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而言，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首选的生存策略是做好传承和保护，只有做好传承和保护，确保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存在，才能谈到发展问题。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当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处于弱势状态时，该族群成员对于民族的文化安全产生怀疑是极其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一个民族都面临着被动固守防线还是主动调适寻求发展的两难抉择。惧怕挑战，被动固守防线，实行自我封闭就等于放弃自我调适和寻求发展，同时，过分的文化固守会导致人类整体文化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和全局性的文化秩序混乱；主动调适寻求发展就有可能带来文化秩序的打乱和重新构建：就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保护和发展而言，被动固守防线，实行自我封闭是行不通的，但在传承面临危机的情况下盲目寻求不现实的“发展”也是不可取的。就现状而言，传承和保护是首要的，传承和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没有保护完好传统节日就谈不上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发展。就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传承和保护的关系来说，没有有效的保护手段就没有健康的传承机制，没有健康的传承机制就难以保证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有效保护，传承是根本。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帮助贵州的各少数民族健全和完善其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机制，保证传统节日的传承正常进行，这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护的重中之重。当然，我们在这里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传承保护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并不否认民族文化的发展会给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事实上，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好了，保护好了，就会给民族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可以给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传承和保护带来巨大的推动力，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是辨证的。
我们在这里提倡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发展问题的具体化，是选择固守式的维护还是选择开放式的发展，这要取决于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现实状况和它与当地外部发展环境的结合是否适宜。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优越论”是不可取的，而那种为时代是从的“时代主义追求”也是不可取的，这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保护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2.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和保护模式及其利弊
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贵州各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创造的，经由该民族集团所有成员在其世代延续中以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并由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文化事项，也是文化传统。由于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世代延续中以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并由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这个“约定俗成”也就是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和保护的传统模式。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批准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传承和保护模式日益丰富，为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保护提供了多种选择。
（1）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和保护模式
归纳起来，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护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八大模式。一类是民族文化拥有者自发保护类型，这是民族文化传承者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创造的自我保护类型，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禁忌保护”模式，其二是“习惯法”保护模式；另一类型是国家机器运用其强制力推行的自觉保护类型，共有“申遗保护模式”、“保护区保护模式”、“文化生态博物馆保护模式”、“旅游开发保护模式”四大模式。
①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拥有者自发保护模式
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拥有者自发保护主要有“禁忌”保护和“习惯法”保护两种模式。
“禁忌”保护模式这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拥有者自发保护的主要模式之一。这种模式的特征是这种民族文化的保护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文化功能和文化的保护功能二重功能。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运用民族文化的“规约功能”“禁止”社会成员“说什么”和禁止“做什么”，忌讳社会成员“说什么”和“做什么”，将禁忌神化，从而达到抵御异质文化的冲击和同化，规约社会成员不因异质文化的冲击和同化而中断本民族文化的传承链条的目的。例如黔东南苗族的“活路头”制度，就是运用“禁止”和“忌讳”的方式规约本民族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禁止其他社会成员在通晓农活技术和农时节令的“活路头”动土之前动土，从而达到保证本民族的稻作技术“纯正”的延续。贵州各民族“禁忌”保护模式主要保护对象是“祭祀性”、“纪年性”和“纪念性”等节日活动。
“习惯法”保护模式这是贵州特别是黔东南各少数民族中较为普遍运用的民族文化自发保护模式，同样具有二重性功能。这种模式本身就是一项具体的民族文化事象，同时又具有保护其他文化事象的功能，它保护的对象主要是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中较多涉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等方面的节日，如“祭祀性”的节日。这种模式，最典型的就是苗族的“议榔”和侗族的“议款”活动。苗族的“议榔”活动是一种地域性的活动，主要是由一定地域内各村寨公推出来的“榔头”共同议定本次活动需要保护的或需要改革的事项，再召开全体成员大会予以公布，用规约的形式来规范和限制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从而达到保护某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目的。侗族的“议款”与苗族的“议榔”形式和内容基本相同。“议榔”和“议款”是建国前黔东南苗族和侗族的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模式。
② 国家机器推行的民族文化保护模式
就贵州的实际状况而言，国家机器推行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保护模式有“申遗”保护、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区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保护、旅游开发性保护等四种模式。
“申遗”保护模式“申遗”是“申报人类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简称，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和实施的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我国于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才逐步建立和完善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申报“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的资助对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已经成功申报的国家级“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有“苗族姊妹节”、“苗族鼓藏节”、“侗族萨玛节”等。“申遗保护”模式是一种政府行为，其主要作用是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对“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保护，并加以利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来说，就是承认其作为文化事象具有人类创作天才代表作的特殊价值，是作为一种活的文化传统的唯一见证，从历史、艺术、人种学、人类学、语文学或文学角度来说具有特殊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要求对其形式不得加以轻易改变，传承不得中断。同时，运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这个国际性法规规约代表作所在国政府、所在地公民的行为，从而达到对该项民族文化事象保护的目的。
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区保护模式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区保护模式是参照国家自然保护区模式而采取的一种民族文化保护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划定一定的社区作为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区，政府运用“暂行规定”形式公布该保护区内建筑的式样、卫生的管理、民族节日以及行为规范，运用基层政权的强制力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
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模式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是20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原住民文化保护模式，贵州先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建成了国家级的“雷山郎德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和挪威王国联合开办的“六枝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黎平堂安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和“锦屏隆里生态博物馆”等四个生态博物馆。顾名思义，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就是以一种鲜活的、日常的方式来重复和展示活生生的民族文化，当然也包括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在内，在重复和展示中重新链接民族文化传承的链条，从而达到保护民族文化的目的。
旅游开发保护模式旅游开发保护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护的重要模式之一，也是影响力比较大的民族文化保护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和保护的机制是：采用集中展示和表演的方式，通过经济杠杆的运动诱发和激励旅游点及周边地区社会成员学习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性，从而达到重新模塑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的目的，实现利用经济杠杆原理保护民族文化的初衷。
（2）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和保护模式利弊分析
①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拥有者自发传承和保护模式
“禁忌保护”模式优势与局限“禁忌保护模式”作为民族文化拥有者自发的保护模式，具有二重性的功能，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又是一种保护模式，它根植于民族文化拥有者和文化传承的习得性进程，在原生态背景下，它的“神秘化”是最好的保护措施，它的“禁止”成了一种“铬印”铭记在每个社会成员的潜意识中，时刻提醒文化拥有者、传承者在“习得”过程也就是“保护”过程。作为一种保护模式，放在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大背景下，显然也有其局限性，首先，这种“保护”局限于“习得者”和“传承者”，不能利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推行，因此，“保护”的力度不大；其次，这种“保护模式”的“神秘化”一旦置放于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电子传媒反复轰炸下的文化背景下，“神秘”也就失去了“神秘”的外衣，“禁忌”的约束力丧失贻尽。
“习惯法”保护模式的优势与局限 在原始时代，习惯法是各民族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习惯法作为国家法制的一种补充，在各民族的社会管理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运用这种模式对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行保护，优势在于它既是一种保护模式，同时“习惯法”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形式，它的传承习得过程也是保护过程，这种模式制定的保护规约有明确的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行为规范，是一种法律的补充，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可以规约社区内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不仅仅规约文化的拥有者，可以有效地保护社区文化。但是，这种模式也有其先天的局限，首先，它只能规约社区内的成员，对于社区外的同一文化拥有者没有规约力，无法调整本社区外的同一文化拥有者所有成员的行为规范；其次，习惯法模式没有法律效力，无法调整社区以外的异质文化成员的行为规范，对于异质文化的冲击和同化无法进行整合。
② 国家机器推行模式的优势与局限
国家机器推行的保护模式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作后盾，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和约束力，在贵州民族文化的保护上占主导的地位。但是，由于国家机器推行的模式有的与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特点，特别是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有较大的距离，因而也有其先天的局限性。
“申遗保护模式”的优势和局限“申遗保护模式”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1989年10月17日召开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25届会议《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对非主流文化的保护模式，也是《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后续活动。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就是要求被授予“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称号的项目所在国政府，必须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和《保护民间创作的建议案》的要求，为民间创作（民族文化）的保护提供机构、物资和资金的帮助，要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教育以便得到更好的传承，这是最适应于贵州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保护的模式。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就贵州而言，第一，这种保护模式需要保护的范围广、规模大，所需的投资也很大，对于像贵州这样欠发达、欠开发地区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难题；第二，这种保护模式保护的前提条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面的项目，没有进入这个“名录”的其他非物质外文化遗产项目就无法享受保护，而贵州可以进入这个“名录”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项目太多太多，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一个国家每年进入世界级的名录的项目限于两项，远远无法解决这样一个“供”和“求”的巨大的缺口。
“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区”模式的优势与局限“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区”保护模式是被誉为“世界生态博物馆之父”的斯泰龙先生倡导的“生态生态博物馆”保护模式的派生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形式灵活，可以建立专题或专项的民族文化保护区，相对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这一专题或这一时段而言，可以做到措施到位，保护到家；局限在于由于投资较大而无法对保护区内其他文化专项实行到位的保护。
“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模式”的优势与局限“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模式”的优势在于对一定区域内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其他民族文化事象实行强制性的保护，从而达到完整地保护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的目的，作为民族文化表现形式的传统节日当然也在其中；其局限在于这种模式保护的地域是固定的，而传统节日的举行地不一定在内，超出地域范围就失去了保护的资格。
旅游开发保护模式的优势与局限 旅游开发保护模式是一种将一定地域内的民族文化以集中展示和表演的方式变成商品出售，通过经济杠杆原理实现对民族文化保护的一种保护模式，其优势是直接运用经济杠杆原理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让传统文化拥有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传统文化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民族文化拥有者、传存者的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实现对民族文化的最大限度的保护。但由于这种模式采用的是“集中展示”和“表演”的方式，往往容易被急功近利的人拔高或造出伪民俗的所谓的“民族文化”，容易走上“媚俗化”“恶俗化”、“庸俗化”的道路，从而容易对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同时，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周期性的民俗活动，将周期性的节日活动“打包”“出售”也为传统节日拥有者所不能接受。
3.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传承保护模式选择思路
贵州民族文化多样性是全国罕见的，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丰富多彩也是全国罕见的，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护模式的多样性同样也是绝无仅有的。当我们将这些五花八门的模式放到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背景上与之重合时就会发现，这些模式足以满足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静态保护要求的；而当我们将这些模式放在世界进入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的贵州民族文化背景重合进行动态保护审视时，这些模式的局限与不足立马凸现出来，因此，更新保护观念、理清保护思路、摸清文化家底，明确保护重点，整合保护机制，创建适合贵州省情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护新的最佳的模式成了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事业的当务之急。在文化蕴涵丰富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总是希望以文化群体的力量使各个阶层的文化相似性得到加强，从而实现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贵州，要加强对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保护，首先要更新保护观念。要把这种“保护”放到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动态的保护，只有进行适应时代发展的动态保护，才能找到最佳的保护模式；
其次，要摸清自己民族文化家底，明确保护重点和难点。要全面地进行一次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大普查，摸清楚自己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家底，区分哪些传统节日是保护的重点，哪些传统节日是保护的难点，做到心中有数，分门别类地对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行有针对性的、有区别的保护；
第三，进一步整合贵州民族文化保护机制，创建新的最佳保护模式。在整合机制、创新模式上，一是要进一步引进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制定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护条例，加强法律与民族民间习惯法的对接，运用法律的强制力对民族文化进行法律框架下的保护；二是要加大“申遗保护”力度，运用经济杠杆原理诱发和激活民族文化拥有者保护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加大“申遗保护”的外力强制机制和旅游开发性保护经济利益机制结合力度，整合出新的保护机制，强化传承机制，防止急功近利的“媚俗”、“恶俗”倾向，杜绝“伪民俗”、“伪文化”，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健康的发展。
基于上述的思路，我们认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保护，要根据贵州的实际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护的“有形化”原则。从理论上说，“有形”与“无形”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大到建筑，小到剪纸，都是由“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共同组成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以“约定俗成”的“仪式”这种“无形”的方式来展示民族文化内涵的，是通过“表演”这些“仪式”和“程序”来“传达”和“传承”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来“规约”族群个体的行为的，而“族群个体”也是通过观摩“表演”来习得传统节日的“传统文化”的，将传统节日的“仪式”和“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就是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有形化”过程。因此，以多媒体方式记录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护的第一步，也是传统节日类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模式。以多媒体的方式记录节日表演，是为传统文化在教育、科研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国际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发挥作用的必须的步骤。
第二，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无形文化遗产犹如人体之“经络”，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实存在。无形文化遗产虽然“无形”，但它毕竟托付于一个个具体可见的人——艺人、匠人、歌手或是巫师，只要这些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还活着，传统文化遗产就不会消失，只要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在招徒授业，无形文化遗产就会后继有人，绵延不绝。我们对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保护，只关注活动本身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在关注活动本身的同时，还要特别关注那些深谙传统节日门道的民间文化艺术传入。要明白，与节日仪式有关的观念、知识、技术、技巧等重要无形文化遗产很可能就会随着老艺人、老工匠的离世而成为千古之谜。保护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现在需要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抓紧时间保护好这些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并通过他们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传承下去。强调对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无形文化遗产与有形文化遗产不同，有形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坏一个少一个，所以，无论大型不可移动型文化遗产，还是小型可移动型文化遗产，保护重点都只有一个。无形文化遗产与此不同，它不但可以随时复制，而且还可以不断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说，只关注无形文化遗产的即有成品已远远不能满足对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要求。因为随着匠人手工艺水平的提高，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会不断涌现出来。要想掌握无形文化遗产的最新技术，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莫过于对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有了人便有了一切，失去人便失去一切。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做法，至少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已是舍本逐末的。
第三，要坚持“整体保护”原则。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整体保护是关键，有形文化遗产如此，无形文化遗产亦然。无论何种文化遗产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抛开具体环境，文化遗产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是对于具有活态性质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而言，没有了整体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就很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犹如池中养鱼，关键是要为鱼儿营造出一个适合于它们生长的客观环境，环境好，营养足，鱼儿自然生长迅速；如果两眼只盯着鱼而忘记换水，鱼儿就很可能因缺氧缺水而窒息死亡。从这个角度说，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就是要为无形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无形文化遗产持有人营造一个更加宽松，也更适合其成长的原生态环境。
第四，要坚持“活态保护”原则。与已经成为化石的文物不同，传统节日一直以其鲜活的面貌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这也是无形文化遗产有别于其他遗产的不同之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特点，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动态环境中完成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的真正目的是想让这些无形文化遗产像水中之鱼一样，永远畅游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生生不息，永无穷尽。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保护正需要这样一种理念。
此外，还要坚持“保护第一，发展第二，开发第三”，坚持“政府干预”保护模式为主，民间“习惯法”保护为辅，多重保护模式并存原则等等。
六、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的条件分析
作为贵州“文化多样性”的代名词，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贵州民族文化事象中知名度最高，知识性、观赏性和参与性最强的文化事象。这些根植于民间沃土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种类齐全，规模巨大，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影响深远，是“多彩贵州”最靓丽的色彩，是贵州“多元文化”格局中最活跃的文化元素。作为“多彩贵州”最靓丽的色彩，作为贵州“多元文化”格局中最活跃的文化元素，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有没有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呢？能否进入市场进行市场运作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1.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的可能性
从内在结构上来说，贵州的大部分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具有“地域性”、“季节性”、“民族性”的外部特征和“仪式性”、“程序性”的内部特征，具有“观赏性”和“可操作性”，初步具备了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农事性”、“纪年性”和“纪念性”传统节日，基本上具备了进入市场准入条件。那么，从外部条件上来说，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有没有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呢？我们说，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大部分“基本上”具备了进入市场的条件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客观的外部环境。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集中讨论了全球“文化多样性”以及现代化对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个《宣言》指出，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空间上的彼此分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文化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成果，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的多样性是有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文化生态环境。要求和提请各国政府要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肯定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并且要学会辩证地看待不同文化的差异。《宣言》还指出，多样文化会提供更多的人类发展模式，它的充分展示和发展将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增加了选择和学习的机会。这个《宣言》的通过并获得多数国家政府的认可，标志着全球文化多元化格局的正式确立。这个格局的确立，为贵州各民族展示自己的文化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成果”，向全世界提供“更多的人类发展模式”，为全球“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增加了选择和学习的机会”，这就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同时也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出了客观要求。
第二，贵州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格局好传统的长期存在，客观上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传统的参照系。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千百年来，在共同开发贵州、共同建设贵州的过程中形成了“互相支援，共同进步，谁也离不开谁”的政治传统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优秀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为新世纪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历史的参照系。由于这个参照系的存在，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易于推广，易于被贵州各民族群众接受，在客观上为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加入收藏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使民族文化成为文化拥有者谋生的手段，为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主观的冲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人们物质生活需求和精神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生计也日趋多样化。生计多样化趋势的出现，使民族文化也成了生产力，成了民族文化拥有者谋生的手段之一。当传统文化成为文化拥有者的谋生手段，成为传统文化的文化拥有者生计的时候，就为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拥有者将传统节日投入市场，进行市场开发、市场运作的主观冲动，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可能性。
2.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的现实性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存在着客观的可能性。那么，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有没有进入市场的现实可能呢？我们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第一，电子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通过主流媒体的广泛传播，使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视角冲击波形成巨大的影响力。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以其“历史悠久，种类齐全，规模巨大，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影响深远”的鲜明特征为世人所接受，这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贵州的民族传统节日多数都是集中展示节日所属民族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物质文化和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为主的信仰文化、歌舞文化等精神文化，是该民族文化的全方位的展示，因此，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了解贵州民族的窗口。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电子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包括国际国内的许多主流媒体涌入贵州，全方位的、深入的、广泛的传播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特别是通过“多彩贵州”活动，使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贵州的民族文化的形象，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反复“轰炸”人们的眼球，多方位的视角冲击波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在全球形成了“贵州多彩、多彩贵州”的良好形象，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历史悠久，种类齐全，规模巨大，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影响深远”的印象被刻印在世人的脑海中，深深地吸引着海内外文化体验者、民俗考察者、民族研究者、文化采风者、旅游观光者、猎奇探幽者的眼球，触动着他们的神经，这些人纷至沓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电子传媒的成功的“拷贝”，扩大了贵州民族文化和贵州民族传统节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第二，后工业革命时代，人们对文化的多元需求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的客观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革命”时代以后，各个领域的人群阶层划分日趋明细，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就国内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城乡居民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进行文化消费，市场将日益成为文化服务人民大众的主要渠道。利用市场机制，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市场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以人为本理念贯彻到培育文化市场的实践中去，特别是培育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市场，努力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大格局，使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群众都能根据自己的消费需求和条件，及时有效地享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是贵州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所体现的文化多样性正好满足了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不同人群的多元的文化需求，使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有了广阔的市场前景，这是市场对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客观要求。有了这个客观要求，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就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客观条件。
第三，文化体制改革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支撑。在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意见》还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的总体目标任务。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是贵州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举措，符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要求，完全符合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因此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得到了政策上的支持。
第四，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内在功能和外在形式的发展，使民族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有了内在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在历史上都是单纯的“娱乐型”的活动，这种“娱乐”有的是“娱人”，有的是“娱神”。在活动期间，人们主观上只需要精神上的愉悦，只追求心灵上的满足，客观上只需要满足文化的传承，它与经济的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节日文化”成了文化拥有者的生计，传统节日打上了“节日经济”的标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农家乐”活动的开展，直接将传统节日与经济挂钩，给民族传统节日活动注入新的活力，派生了传统节日的经济功能，奠定了民族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民族性的群众基础。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内经济功能的派生，成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给了经济发展以重要的推动力，这就为民族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动力”。有了这种内在的动力，民族传统节日进入市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五，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多数完成了由“民族性”向“区域性”转变，使节日活动变成了地域或社区的“公共事务”，为节日进入市场奠定了地域性的群众基础。一般说来，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活动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内部，是一项不折不扣的“民族”传统活动。建国以后，随着贵州各民族异族通婚日益增多，许多人由于婚姻的关系从身份上取得了参加“民族节日”活动的资格，原来纯属于“民族”内部的传统节日活动逐渐变成了社区内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共事务”，原来传统节日展示“民族文化”的功能转变为展示“社区文化”，这就为传统节日进入市场奠定了地域性的群众基础。同时，当“传统节日”活动具备了经济功能以后，进入活动成了“地区”的带有“强制性”的惯性的经济活动，传统节日进入市场就由“可能”转向“现实”。
第六，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建设，更重要的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在贵州各民族历史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更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传统节日”这样的传统形式，在开展新农村建设中增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是贵州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3.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应注意保护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资源是“不可复制”的传统文化资源，加强保护是实现这项资源“永续利用”的根本保证，因此，在推行传统节日进入市场的时候要注意对资源的保护。首先，要做好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开发的总体规划，深入研究各类节日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结构，明确那些类型的节日能开发，那些不能开发；那些可以先开发那些后开发。同时，对进入市场的节日，要做到每年都有新变化，每年都有新发展，使外来游客有常游常新的感觉。其次，要加强对进入市场的节日的保护，不要人为拔高，不要“伪俗”、“媚俗”、“恶俗”。
结论：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的每年通过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发起的民众参与的公开的或规范的民俗活动，是人们生活得以依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这种全民参与的文化生活是一年一度周期性发生的，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被周期性地反复贯彻和强调，在同一族群内的全体民众的记忆中根深蒂固、世代传袭。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条形码”。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指认同一族群成员的标志和依据，是族群指认的“条形码”。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以特定的仪式隆重举行的标志性的活动。它是对一个民族的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在节日活动中，通过活动或活动仪式中的种种行为展示并建立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系统，因此，节日活动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固定的程序形象地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影响和左右其他民族对该民族文化的关注和认知，向周围的异文化族群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对内，以此方式传承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并以此作为指认同一族群成员的标志和依据，是族群指认的“条形码”。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认同的粘合剂。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的是该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周期性的展示、积累、继承和发展，在拥有同一文化传统成员中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情感的认同感，可以把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成员团结到一起，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在沟通情感交流、化解生活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在建构民族情感、推进民族认同、更新民族观念、统一民族意识、促进民族和谐发展等方面，都起着积极而特殊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对于追求民族认同、识别民族身份、提高民族地位、保障民族权益有着重要意义。
民族传统节日是同一族群民族文化认同的旗帜。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有浓厚的人情味。共同的节日习俗使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有利于创造一个更为和谐一致的文化空间。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载体，一个“苗年”不仅为我们保存了“苗年”祭祖祭品、节日盛装的制作方法，祭祀歌舞的演绎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传承这些制作方法的载体和平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苗族族群文化指认的标杆和旗帜。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的“文化诉求”。在文化多样性特征明显的多民族聚居区，人们关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对内是一个少数民族谋求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文化需要，对外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追求“文化承认”的文化诉求。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武器。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凝结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群体精神，是该族群民众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彰显着该族群的独具特色的生存方式和知识体系对于该族群内的所有成员增强文化认同意识和自信心有相当的作用，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强大武器。
民族传统节日为民族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顺畅的渠道。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更具有直观性和更易于被他人所了解、所接受，也使“文化多样性”变成直观，是他人了解该民族、认识该民族的“窗口”，使该民族的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有了十分活跃的生存空间和现实能力，这就为该民族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条十分顺畅的渠道。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为民族文化参与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文化多元化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多样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实现人类进步的现实环境。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为人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相互理解的平台，在人们欣赏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欣赏和感受该民族的文化的同时，自然也会带来对该民族的文化权利、民族生存权利、民族发展权利的更多和更进一步的思考，这就为这个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提供更为民主、更为宽松、更为平等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为民族文化参与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传统节日是集中展现民族文化整体概貌的最好平台，是物质文化链接的链条是制度文化衔接的桥梁，是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的纽带是模塑民族心理的平台，是多民族地区文化融合的催化剂，是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和谐的润滑剂，是多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形成的催化剂。
贵州民族文化多样性是全国罕见的，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丰富多彩也是全国罕见的，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护模式的多样性同样也是绝无仅有的。加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保护，要坚持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保护的“有形化”原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要坚持“整体保护”原则，要坚持“活态保护”原则和坚持“保护第一，发展第二，开发第三”，坚持“政府干预”保护模式为主，民间“习惯法”保护为辅，多重保护模式并存原则等等。
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具有进入市场的可能性。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客观的外部环境；贵州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格局好传统的长期存在，客观上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传统的参照系；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使民族文化成为文化拥有者谋生的手段，为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主观的冲动。
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具有进入市场的现实性。电子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通过主流媒体的广泛传播，使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视角冲击波形成巨大的影响力。贵州的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以其“历史悠久，种类齐全，规模巨大，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影响深远”的鲜明特征为世人所接受，这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后工业革命时代，人们对文化的多元需求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进入市场的客观需要；文化体制改革为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开发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内在功能和外在形式的发展，使民族传统节日进入市场有了内在的动力；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多数完成了由“民族性”向“区域性”转变，使节日活动变成了地域或社区的“公共事务”，为节日进入市场奠定了地域性的群众基础。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同其他民族文化资源一样，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面临着传承的危机，需要各级党政领导和本民族群众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和缓释的预案，以保证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这一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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